7月11至12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出席北约峰会，反映出近年来日本与北约合作不断强化，双方高层会晤呈常态化、机制化的趋势。日本强化与北约合作，意图巩固其在美国同盟体系中的优势地位，也为借船欧美，海外练兵，为修改“和平宪法”铺路，以“主导”维护国际秩序为名，行政治军事大国化之实。日本与北约勾连违背亚太地区的共同利益，必然会威胁到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和平和稳定。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日本与北约的勾连愈发频繁，势必对国际局势产生巨大影响。近期日本与北约合作的强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日本与北约高层会晤有常态化、机制化的趋势。2022年4月和6月，日本外相林芳正和首相岸田文雄先后参加北约外长会议和北约首脑峰会，这也是日本外相和首相首次获邀参加北约高层会议。2023年1月，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访日，与岸田进行会谈。7月11日至12日，岸田将出席在立陶宛举行的北约峰会。预计日本和北约将出台一份“个别针对性伙伴关系计划”，加强在网络、太空等领域15项合作，并提出共同应对方针，以提升双边安全合作水平。

第二，日本自卫队参加北约军演。6月，号称北约“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空军演习举行，除正在申请加入北约的瑞典外，日本是唯一参加演习的非北约成员国。

第三，近来，日本外相林芳正、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双方正在就北约在日本开设亚洲首个联络处进行磋商。联络处一旦设立，将更有利于日本与北约在网络空间、新兴技术、打击“虚假信息”等多个领域加强合作。

日本与北约的联系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中导条约》缔结前后，那时的北约主要关注欧洲内部问题，对亚洲关注有限，日本与北约互动不多。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印度洋为美军提供补给，为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提供后勤支援。之后日本与北约不断走近，2008年日本成为北约的“全球伙伴国”，2010年与北约正式签署《情报保护协定》。2014年签署的初版“个别伙伴关系合作计划”，标志着日本与北约政治合作机制正式建立。而俄乌冲突爆发后，双方合作的机制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日本强化与北约合作有三方面意图。一是意图突破“专守防卫”，借船欧美，海外练兵。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受“和平宪法”的限制，奉行专守防卫的基本方针。2015年日本出台《国际和平支援法》，此后，日本不仅借助日美同盟关系向海外派兵，其自卫队还开始以“维护海外利益”的名义走向全球，加快与北约成员国的互动，加强军事与安全合作。此次参加北约军演，日本力图展示自身防卫实力，加大自卫队海外行动的频度和力度，为最终修改“和平宪法”铺路。

二是借北约之力，巩固日本在美国同盟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北约在亚太地区的伙伴国家包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虽然韩国在2022年加入了北约网络防御卓越中心，成为首个加入该机构的亚洲国家，但一旦北约在日本开设联络处，它就具有辐射印太区域的作用，成为印太地区政策协调和情报共享的沟通中心。日本既能在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中能获得优势地位，又能拉动北约深度介入印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国际事务。

三是以“主导”维护国际秩序为名，行政治军事大国之实。在日本看来，当前国际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中印崛起，美国国力相对下降。在2022年底日本新出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日本表明其不甘于美日同盟之下，全力提升自身“防卫力”，力图“主导”维护国际秩序的意愿。日本不仅倡导“自由开放的印太”，而且力求通过提高自身防卫力，深化日美同盟，加强与北约的互动。日本希望把英法德意等北约成员国纳入美国印太战略体系之中，这与2022年2月拜登政府发表的印太战略相呼应，即要在印度-太平洋与欧洲-大西洋之间“架起桥梁”。

日本与北约勾连，无异于人为在国际社会制造分裂和对立，必然会威胁到亚太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亚太地区是当今世界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区，该地区的合作与发展符合各国利益及地区共同利益。近年来，中国始终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定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主张通过对话和平解决争端，与地区各国共享发展机遇。而北约作为本应消亡的冷战产物，却不断膨胀东扩，并把触角伸到北大西洋以外的地区，所到之处战事频发。日本与北约的接近势必会破坏东亚地区的稳定，威胁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对于北约“亚太化”取向，北约内部亦有不同声音。法国总统马克龙对北约在东京设立联络处表示反对，认为北约的规章明确规定了北大西洋的范围。日本应当倾听这种理性的声音，与其将注意力置于勾连欧美、遏制中国，主导维护所谓“国际秩序”的臆想，不如多多关注本国出生率下降、老龄化、自然灾害等显性危机上，这远比渲染“中国威胁”、拉帮结派、破坏地区和平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