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聃:苏轼:通达海外的自然之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593 次 更新时间:2023-06-21 0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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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聃  

为回溯观照上个千年, 法国《世界报》曾评选十二位“千年英雄”,苏轼是唯一的中国人。评选者认为,苏轼其人“le lettréincorrigible”—法文为“不可更改”,对应中文,则“不可救药”更贴切。评价主观色彩强烈,浸入了对其百折不回的赞叹,此般“虽九死其犹未悔”是如此“不可救药”。结合让- 皮埃尔·朗格利埃(Jean-Pierre Langellier)的解读,便更能体察出这反向式评述的深意:苏轼惊才绝艳且充满激情,一生纯粹而鲜活,这种通才与烂漫契合法国人的审美,前总统希拉克甚至了解苏轼诗歌形式与韵律的细节。

斯人已逝九百年, 若江中沙尘, 肉身有限;就文化与自由向度而言, 却始终不朽。西方世界对苏轼的关注源于十九世纪。一八四二年,传教士郭实腊以苏轼为楔子,对中国文化做图景式概述,以英文发表于《中国丛报》—苏轼是不世出的通才,从其仕宦生涯可管窥古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形态。英国汉学家翟理斯更进一步,翻译包括前后《赤壁赋》在内的名篇,录入《古文选珍》;后于一九0一年在伦敦出版《中国文学史》, 大篇幅记述苏轼生平及作品。白英(Rober tPayne)、克莱默(Launcelot CranmerByng)、韦利(Arthur Waley)等也翻译过苏轼诗文,他们基于审美、接受等因素选译篇章,并做简单源流考—此为早期汉学研究的范式。这些推介译作加速了苏轼在西语世界的传播,作为中国文化图谱中的一枚棋子,苏轼逐渐被西方读者熟悉。

一九四七年《苏东坡传》问世, 林语堂以华人身份撰西文,诗性阐发苏轼的达观知命与乐天超脱,造就域外最著名的中国人物传记。林氏自述生平热衷东坡诗文,写作期待是“以此为乐”,因此,其笔下的苏轼跳脱出儒士周正刻板的窠臼,带有鲜活的人之癖,充满魅力。此书并非严谨史传,作者在史料择取上有自圆其说的考量:如果说南宋笔记塑造的苏轼蕴含着时人的故国之思,则林氏笔下的苏轼便是自身追慕的完美人格投射。林氏的读者群不通汉语,因此有较大的自由度去重新塑造苏轼,并从跨文化角度诠释中国文化。此书获得了巨大成功,在东亚传播亦广,合山究一九七八年即译为日文,于明德社出版;次年, 讲谈社再版,一时“洛阳纸贵”。

及至六十年代, 华兹生(Burton Watson)所译《苏东坡诗选》成为美国阅读最广的古诗选本及古汉语教学的常用教材。之后,欧美汉学界已不满足浮光掠影式概述, 或常规性研究模式,苏轼的重要性被逐步发掘:《北宋主要词人》〔刘若愚(JamesJ .Y.Liu)〕为专项文体断代研究,苏轼是重点词人,孙康宜《晚唐至北宋词体的演进》分析苏轼词的模式。文本解析是此阶段的研究范式, 涌现了一批学术论文,如《山水与苏轼思想》《中国诗人的疏离与和解:苏轼黄州贬谪》等。域外研究者关注到贬谪之于苏轼的意义,“幽人”苏轼洽洽自如,依旧炼丹、酿酒、交友、出游,怡情适性,身无挂碍,真正实现了对人生本真意义的追寻。

八十年代之后研究切入点更为多样,或在时空框架下自然书写,或关注诗人内心世界,如《重游庐山—佛教思想对苏轼诗歌的影响》 〔管佩达(Beata Grant)〕、《东坡之路—苏轼诗学之声的演变》〔傅君(Michael Fuller)〕、《诗人的贬谪与回归:苏轼研究》〔唐凯琳(Kathleen Tomlonovic)〕等。研究关注到苏轼宗教思想与诗学观念的互渗,探究诗歌中的自我建构,诗人、修道者与士大夫三位一体的矛盾与张力所在。

英美文学出身的学者倾向于比较研究路径,如《自然与自我:苏东坡与华兹华斯诗作比较研究》〔杨立宇(Vincent M.Yang)〕,融合中西诗学理论。艾朗诺及宇文所安亦关注比较诗学中的苏轼,《作为历史和文学研究资料的苏轼书简》从文学与历史角度研究尺牍作品,拓展了新的研究角度;《苏轼生活中的文字、形象与行为》则以时空及隐喻视角解读诗歌,以跨语境思维诠释文论概念,如“隐喻”承载着深刻情感,有打破时空的力量,而“苏轼诗文的隐喻将读者带入更阔大的人类或宇宙语境中,诗人的士不遇及所遭受的磨难便在这自嘲声中被消解”。

政治哲学研究也是域外苏轼研究的前沿议题, 方法理路及价值判断迥异于中国传统研究, 艾朗诺、包弼德(PeterBol) 等将苏轼置于唐宋思想转型中, 分析其在政治、道德、伦理上的影响, 展现了苏轼作为政治哲学家的形象。

唐凯琳曾梳理其时及之前的海外苏轼研究,完成《西方汉学界的苏轼研究》。无论是观照其个人经验的主观性,描摹其世态人生的多样性,抑或是反映其价值观的多元性,海外研究者的主旨倾向于建构生动鲜明的诗人苏轼。这种情感投射固然受到《苏东坡传》的影响,但归根结底源于苏轼独特的个性情怀,以及诗文所传达出的趣味性特征。

海外研究者以他者视阈,体察出宋型文化表征之一为“重趣”:宋人不认为世俗之趣逊于唐人功业之趣,诗学观念多跳出原始儒家诗教范畴—“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是供吾家乐事也”(苏轼:《与子明兄》),此乐非“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式带有功用价值的获得。如若说南宋人重构了符合宋世审美的苏轼,那么海外汉学家也有借苏轼一窥簪花试酒古国风流的心理暗旨,他们为苏轼“文化和道义方面的人道精神”所吸引,在国士无双的形象外,有更多的赤子之趣呈现。

二十一世纪以来,海外苏轼研究趋于精深化,进入全新阶段。如果说文本精读或文化史研究高度依赖语文学与历史学,那么当下研究则需以中国古典美学为主体,发掘当代理论价值。因此精通语言及中西文论的华人研究群体出现,他们拥有广阔的人文视野,有捏合贯通中西思想的能力,弥补往昔研究中过分关注文本的缺陷。海外汉学发展难点之一是中西理论体系相异,华人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这种矛盾,他们熟悉异文化的语言与文学传统,非他山之石,亦可攻玉。

楊治宜《“自然”之辩:苏轼的有限与不朽》一书,从杜步斐类似自然物的现代雕塑引入,比拟对艺术与技巧生发反思的宋元:平淡不是艺术技巧的缺失,而是文学家的主动选择, 摒弃匠气,向天然回归,充溢自然之趣。如不知其内化过程的繁复,则不啻管中窥豹。苏轼诗歌中有自然流出的“空明”,“一似全不着力,而自然沁人心脾”(赵翼:《瓯北诗话》)。诗论者认为东坡的艺术创造过程不设障碍,毫无保留。文学接受中,更倾向于突出苏轼的才华横溢,创作背后的殚精竭虑被隐去,其人其文成为一种自然而然。

自然美学的理想是非刻意而为,无范式可供参考,却引起受众审美的沉思。自然物抒写是体现苏轼自然美学的有机组成,杨治宜试图阐发自然物与自我意识的关联:花朵、奇石、山水之爱为历代文人所好,苏轼直言“智巧便佞”,反对人工弄巧;“观色观空色即空”,动人非因色相,而是物质存在的意义,是无言、永恒的真谛象征。这种理路似释家,“山河草木物物都是真心显现”(《正法眼藏》,卷一上),自然之美若禅。

躬耕是与自然相亲的实践,和陶诗便是文学投射,最能体现苏轼的自然美学。苏轼对陶潜的接受并非简单尚古,而是产生了历时性共鸣:垂老投荒的苏轼与早年挂靴的五柳先生相比,殊途同“归”—陶潜归隐田园缘于天性,苏轼暮年贬谪也未尝不是率真本性所致。苏轼欣赏陶诗平淡自然,晚年有意效仿,诗风有较大变化,虽元好问等认为“东坡和陶,气象只是东坡”(查慎行:《苏诗补注》),而“似澹实美”却是学陶之后的诗歌美学倾向。达到这种美学境界,需精诚练习方能随心所欲,在创作临界点忘却规则束缚,既非物我相隔,亦非物我两忘,最终可自由遨游于艺境。自然不意味着完美,却生发出亘古之趣,通过語言而不朽。

这种对苏轼的解读未拘泥于某一特定圈层,杨治宜以“自然”议题切入研究考察, 带入哲学、文学及美学话语语境。总体而言,苏诗的自然审美不执着于自然本身,在实践中不将审美过程预设为超越性体验,而将之当成真实世界的生活本身。美学风格看似平淡,却是一种“带着欺骗性的简单”(97 页),非雕琢而成的自然,是学养、认知内化而成的赤子之性,可反复体味。

自然之思作为文化元素一直贯穿着后世的苏轼接受,包括图像学展示。今人不知苏轼面貌,李公麟写真得黄庭坚称赞,只因神似,“极似东坡醉时意态”,现存清朱野云摹本是典型文人画,苏轼着冠长须,持藤杖坐于孤石之上。后世流传最广的并非此幅,而是描摹其岭海生活的笠屐图:苏轼戴笠穿屐,雨中施施然漫步,若岭南村叟。中外画师都曾以此情境构绘苏轼,面貌不同,而斜步风雨的潇洒自如类似,更有日本十五世纪无名僧所绘的笠屐图,苏轼侧身持杖前行, 不见面容,而姿态洒脱自然。儋州雨中的苏轼, 不是文坛领袖, 不是谪臣,而是放下一切束缚的自由与自然的象征,此趣通达天地。

新一代域外研究者将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中“自然”“平淡”等美学观念等而视之,彼此参照,激发了其中的潜能,从大文化史视角诠释传统,“从而得到一种更富生命力的新中有旧的传统”(陈平原:《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近年来,颇多成果以中文发表,或大量译为中文,反哺国内苏轼研究。文化实现走出去的当下,不仅需要来自海外的异质化视角,也需要有深谙文献及西语的本土学者,兼顾文本真实及视野开阔,真正实现跨文化研究交流。

我们希望世界了解什么样的苏轼?文献史料中,苏轼多面而复杂,既有乌台诗案后意欲自尽的绝望,也有岭海时期“平生万事足,所欠惟一死”的超迈。可以确定的是,苏轼生前身后皆为人称赞,“虽才行高世,而遇人温厚,有片善可取者,辄与之倾尽城府,辩论唱酬,闲以谈谑,以是尤为士大夫所爱”(王崇庆:《元城语录解》),一派赤子之趣。

宋宣和年间,宋廷更禁东坡文字,有士人哀叹“人间便觉无清气,海外何人识古风”,苏轼被视为道统之所在,人们担忧其文字被禁,海外无从知晓中华文化的妙处。彼时宋人未南渡,预料不到苏轼作为党争失败者,将获得再评价,成为文化符号与象征,更无法知晓千年后海外诸人从苏轼身上汲取的灵感。法国汉学家帕特里克·卡雷(Pat r ick Car ré)曾以黄州贬谪为主题,写就小说《永垂不朽》。作为宋人的苏轼肉身有限,而融入世界文学史,成为“极具批判精神并富有渊博学识,不再是苛刻的评论家而更是对万物都好奇的智者”〔成安妮(Anne Cheng)〕的苏轼,自然通达,满怀生机勃然之趣,永恒而不朽。(《“自然”之辩:苏轼的有限与不朽》,杨治宜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0一八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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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读书》 2023年6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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