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炜:文明互动中的民族主义

——关于文明的对话(4)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25 次 更新时间:2007-05-08 23:5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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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炜 (进入专栏)  

  

  记者: 你是一位长期从事文化和文明比较研究的学者。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话题或研究领域。目前中国学者在中西文化比较方面主要关注哪些话题呢?

  笔者: 这个问题,我觉得不太好回答。不过,可以首先回顾一下1840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的关注经历了哪些变化。

  记者: 你似乎认为,我这个问题需要纳入到整个中国近代史的框架中来思考,才能给出一个答案。

  笔者: 是这个意思。只有在这个大背景之下,才能更清楚地把握最近中国知识分子所关心问题的实质。

  记者: 也就是说,你认为我们首先需要意识到,中西比较文化研究是一门当代显学,应该对这门显学的历史背景有所把握。

  笔者: 可以这样讲。但最好不经把它叫作“显学”。因为实际上这个问题每个人都在想,似乎并非一种专门的“学问”。1840年以后,中国在船坚炮利的西方人面前屡吃大亏。大家知道,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中败得一塌糊涂,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又割了土地出去,像香港;还开放了许多港口,即所谓“五口通商”。于是士大夫阶层觉悟到,中国现在面对着一个非常强大的文明,这个文明在根本上挑战中国了;这是以往几千年都没有遇到过的,也就是说,中国遇到了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国非改革不可。

  记者: “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也”这么一个判断句,可以说是很准确地勾勒了当时的那种情形,或历史境遇。

  笔者: 对。但是在以往历史上,中国也不是没有遇到过外族侵略和外国文化的挑战,例如北方游牧民族的侵入和佛教的进入。北方游牧民族历来就南下入侵中原富庶的农业文化区。这个过程很早就开始了。在秦代以前就已开始了。春秋战国时期不光中国人之间有战争,中国人和游牧民族之间也在打仗。可以说在清以前的历史上,游牧民族一直在对中原农业文明进行骚扰。越到后来,这种侵入就越系统,越有力。游牧民族最初只建立了一些局部性的割据政权,但最后终于建立了两个全国性的统一政权,即元朝和清朝。元朝还不太有经验,只存在了九十几年。但清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竟延续了近三百年,而且还做了那么多事情。这是一个相当成功、相当成熟的少数民族政权,或满汉“共生”政权。

  记者: 可以说在康乾盛世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顶峰。

  笔者: 完全可以这样讲。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在文化上遇到了根本的挑战。因为征服中原农业文明区的北方少数民族,最后在文化上统统被被征服者同化了。那么为什么说西方人兵临城下,使中国人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呢?因为在这以前虽然遇到的很多挑战,担都不足以从根本上动摇中国人对华夏文化的自信。但到了上世纪中叶后,特别是到了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被成功地学习西方的日本战败以后,这个问题一下变得非常突出起来。这时人人都意识到中国遇到了非常强劲的挑战,对中国文化的信心受到异常强烈的冲击。在这种冲击下,中国不变不行,非变不可。后来,在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的中国被其欧洲“盟友”出卖,要它把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经营的土地转让给另一个战胜国日本,这就成为五四运动的直接动因。31年日本出兵占领东北三省;37年“七七”事变,全民性的抗日战争爆发,并持续了八年之久。因此可以说,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中西文化比较几乎是每个知识分子,每个稍稍有点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情感的知识分子都在思考的问题。因此最好不要说它是“显学”,因为这个问题太大了,很难成为一种专门化的“学”,而是人人都在思考。例如你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你也会遇到这个问题----中国以前的法律现在一下子就显得太陈旧了,就非按西方模式改革不可了,甚至必须将西方法律成套引入中国。

  记者: 是这样的。但中国知识分子目前在关注哪些问题呢?

  笔者: 我觉得,一个问题是民族主义。这很热门。还有一个是对五四运动的重新评价,最近几年也比较热。但我认为最主要的一个方面是“国学”的复兴,即九十年代初开始的“国学”的复兴。

  记者: 这些文化现象都可以纳入中西文化比较这一背景或框架中来分析。

  笔者: 完全可以。

  记者: 你刚才提到了“民族主义”。实际上,民族主义在一般人的看法里,好像在去年出了几本书之后,大家才开始关心这个问题,或者说这个问题才引起了大众的关注。但实际上,在知识界,对于民族主义的关注或热情,应该说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了。

  笔者: 这样说是符合事实的。民族主义的情绪或情感一直存在。例如1894年中国战败,中国面临着割地赔款这么一种严重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稍稍有一点民族意识、国家意识的士大夫或官员,或者说一般的读书人,都会有异常强烈的危机感。但如果说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民族主义,这个问题我觉得需要探讨。因为民族主义与现代民族国密切关联,而很难说1894年中国已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甚至中华民国的成立也不意味着现代民族国形成了。把1949年可以看作民族国最终形成的年份也许更合适。“民族主义”这个词涵义相当窄。例如在法国大革命以前,还不能说欧洲已有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可能有一些类似于近代民族主义的观念、态度或情感。例如效忠国王。效忠于英国国王的人为国王去打法兰西人,或者效忠于法国国王的人在其驱使下,去打那众多的意大利或日尔曼小王国。

  记者: 忠君爱国这种情形,你说是爱国主义可以,说愚忠也可以,说是古典或古代的民族主义也可以。这种东西在中国历史上实际上也存在着。例如汉代名将卫青或霍去病讲过一句话,“匈奴不灭,何以家为”。后来,有岳飞的“精忠报国”。很多人把这些情形指斥为民族主义,甚至指斥为狭隘的民族主义。但可以说,在古代条件下,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或“忠君”这些思想、意识和情感,实际上是很难分辨的。

  笔者: 完全正确。在古代,这些现象都是很分辨的。说古代就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那显然是荒谬的。

  记者: 所以我们现在谈民族主义,一定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

  笔者: 对,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现在我们还是回到法国人的民族主义这个问题上来。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民族主义为什么被称作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呢?它有两个特点。第一,国王没有了。在大革命中,国王被推上了断头台。国王被砍了头,并不等于法兰西人就没有效忠的对象了。他们现在所直接效忠的,已不是一个具体的个人,而已成为一个更大的对象,甚至已成为一个抽象概念,这就是国家或民族。国家和民族在西语里是nation。国王或许可以代表一个民族或国家,他可以被砍头,但是对国家民族的效忠,却是不会改变的。从前是通过效忠国王来效忠国家,这是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历史上都经历过的情形。现在可以完全撇开国王,绕过国王,直接效忠民族和国家。在这种情况下,现代民族主义才正式产生。第二,民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化了的观念。如果了解一点法国大革命史,便不难看到当时法国的知识分子、军队、或效忠于革命的一般人,都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他们就是要为法国而战。

  记者: 为法兰西而战。

  笔者: 对,为法国而战。在民族主义观念的作用下,法国的民族动员的力量可说是爆发性的。这就是拿破仑取胜的一个很重要背景因素。拿破仑本人多少还是有一些军事天才的,但这只是法国人取胜的一个原因。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法兰西人的民族动员程度在当时的欧洲是最高的,可能只有英国是一个例外,因为英国是岛国,与欧洲大陆多少处于隔离状态,发展的路径很不同。

  记者: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意识最初是在法兰西觉醒的。在当时的一些其它国家,如普鲁士、俄罗斯,还并没有兴起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

  笔者: 它们实际上都是效忠自己的国王的。但是法国军队表现出非常强大的战斗力,每个法国人都非常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取得的军事优势就非常明显。这就刺激其它国家进行前所未有的民族动员。也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在这个过程中,封建主义的堡垒在法国军队的炮火中一个个被摧毁,法国军队所到之处,封建君主一个个地被推翻、被打倒。因此,可以把法国大革命看作一种酵素,一种催生素,它所到之处,封建小国迅速崩溃,被一些更大的政治实体“吃”掉。

  记者: 法国大革命在当时的欧洲催生了一大批现代民族国家。

  笔者: 对。当然这些民族国家也是几十年后才最终形成,但这个过程在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便已开始了。现代意大利和德国都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这些国家以前都分裂成许多小的封建王国。作了这样的背景介绍后,我们再回过头来谈中国的民族主义,就会看得更清楚一点。我觉得,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对于中国民族意识的形成,起了一种很强的刺激作用。但是否从此以后民族主义在中国就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全民意识?显然不能这么讲,但此后便开始了相对迅速地形成现代民族主义的过程。

  记者: 或者说现代民族主义意识开始在中国形成。

  笔者: 对。这种民族主义的特点与法国民族主义比较相似。它不以个人为认同或效忠的对象,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

  记者: 是否可以说,现代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崛起的过程,是1894至1895年中国打败了甲午战争之后才开始的?

  笔者: 这样讲似乎也太简单了一点。我觉得甲午战争是一个很重要的契机。

  记者: 还不能把它当作一个标志性的东西。

  笔者: 把它当作一个标志不太合适。如果这样讲,那多少也可以把鸦片战争看作一个标志。不过这并不是一个大问题,可以讨论。我是说甲午战争以后开始成的民族主义观念或态度,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非常相似。这以后还发生了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皇帝被推翻了,现在大家是对国家效忠,而不是对君主或皇帝效忠。你会发觉北伐军的战斗力相当强,因为它是用三民主义这种现代意识形态来调动大家的献身精神的。你会发觉在北伐战争中,北伐军简直势如破竹,而军阀却没有一种现代意识形态资源可供利用,他们的军队也就不可能具备强大的战斗力。军阀长期以来积累了很大势力,控制了大量地盘,又有钱、有枪、有炮,还有大量人力可以利用,但北伐军却所向披靡。后来在苏联模式的共产党军队中,由于政委的作用,意识形态的功用就更突出了。共产党军队表现出了一种更为强烈的献身精神。共产党军队虽然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主体成分,但我认为从深层意义上说,民族主义情感是一直是这种意识形态复合体中的一种最根本的成分。

  记者: 实际上,我们刚才所谈的都是中西文化比较学界所关心的话题,这实际上是一个背景。

  笔者: 对,是一个背景。可是为什么最近大家又对民族主义那么感兴趣、那么关心呢?你可能会想到是否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大家对此并不是太关心?事实并非如此。只不过49年到79年,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罢了。

  记者: 我想在一种封闭的环境中,不可能产生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情感。

  笔者: 在那种情况下,个人公开表达民族主义的情感是不被鼓励的,但你可以在一种被各方面认可的前提下,在单位或有关部门组织下表达民族主义情感。例如原子弹爆炸了,卫星上天了,或者庄则栋得了世界冠军,于是大家在一种共同的情绪中,自发地或由单位组织上街游行,以示庆祝。这种情况多次发生,你不能说这不是民族主义。但这显然又是一种受到调控、有节制的民族主义情感。但49年到79年期间,政府是否就没有表现出某种民族主义的立场?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有问题。因为很简单,中国政府所代表的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抵制态度,比个人更加有力。比方说,49年以后很快就打了朝鲜战争。实际上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在与西方国家的较量(抗日战争另当别论)中第一次没有吃败仗。

  记者: 对,而且是第一次打到国外去了。

  笔者: 但从根本上说,那是为了保卫自家的和平,但也必须看到,朝鲜以前是清朝的蕃属国,甲午战争的起因就是朝鲜的归属问题。

  记者: 蕃属国的归属问题。

  笔者: 说白了,就是朝鲜到底是由清政府还是由日本控制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就打了这么一个大仗。回想起来,在抗美援朝中,整个中国大陆的民族动员程度是非常高的。这时中国经过了长期战争和分裂后刚刚统一,可说是百废待兴。在国力还非常弱的情况下,从知识分子到一般老百姓,到国家机关干部,到军队,都表现出了非常强烈的奉献精神。当时大家不是在热热闹闹地“捐”飞机吗?

  商人捐飞机......

  记者: 演员捐飞机,小学生也在捐飞机。

  笔者: 实际上,所捐的东西还很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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