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芳:“青年”与中国社会变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44 次 更新时间:2007-05-04 20: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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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芳 (进入专栏)  

  

   我在研究“青年”与中国社会变迁问题时,发现青年不单单是一种社会类别,它还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是一种角色类别。怎么说?中国的社会对这个年龄群体有特别的期待、要求,这就是社会学所说的“角色”。

   在社会学的视野中,“年轻人”、“青年”不仅是指处于青春期年龄阶段的人,它主要是指一个社会地、历史地形成的社会类别,这个类别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期会被赋予不同的意义。根据西方学术界的梳理,所谓“青年”、“孩子”这样一些群体都是历史地形成的。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说明了各种社会群体在近代化过程中怎么随着产业化、城市化一步步形成的。

   那么,“年轻人”、“青年”这个社会类别在中国是怎么形成的呢?中国以前对人有“老少”之分、“大小”之分,也有“孩子”、“壮年”,但是几岁到几岁是婴儿、幼儿,几岁到几岁是童年、少年、青年,然后是中年、老年,这些区分和规定是近代开始慢慢形成的。传统中国社会,每个人都生活在家族共同体中,从小在家里什么时候该读书,什么时候该劳动,什么时候该结婚,没有很规范的年龄限制。什么年龄层是什么样的人,心理上有什么区别,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角色义务,这些也是近代以来逐步形成的。相对于西方社会,中国比较特殊的是产业化相对滞后,因为民族危机,近代的教育体制在近代工业系统形成之前,先成长起来了。所以中国最初形成的“年轻人”群体实际上主要是青年学生。

   我在研究“青年”与中国社会变迁问题时,发现青年不单单是一种社会类别,它还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是一种角色类别。怎么说?中国的社会对这个年龄群体有特别的期待、要求,这就是社会学所说的“角色”。角色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概念,它是连接个人与社会的一个中介。每个人成为一个社会人,很重要的就是学习了各种各样的角色。像今天我们作为学者,有的人可能觉得有使命感,要扮演“知识分子”、“社会良知”这一类角色,也有的可能只是做一个“研究者”的角色。

   社会角色是社会对某个群体———角色的担当者———的期待的复合体。这其中包括了义务、使命或者规范,有一整套的意义在里面。这些东西会被逐步建构起来、形成相对稳定的结构。与社会的期待相适应,有一套奖惩制度,道德层面,法律层面再到制度层面。它会规定,你不扮演这样的社会角色会得到各种各样的惩罚的,道义上的、制度上的,甚至经济上的等等。而如果适应了这个角色规范,你就会得到回报。

   中国近代自有“年轻人”这个社会类别开始,“青年”这个角色就因为社会各种迫切的期待而被建构起来。最初像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开始赋予中国的年轻人很多的意义。文章说老年人误国,而中国的希望在年轻人身上,中国的年轻人必须承担救国的使命。从那个时候开始,“少年”作为一个特殊的角色类别概念,在中国出现,后来一步一步地它的意义逐渐明朗化,被结构化。到新文化运动,青年导师出来规定“青年”的意义,年轻人也开始表达新的社会主张和价值追求,参与建构自身的社会角色。

   到五四运动时,各种社会群体都认识到了“青年”这个角色类别在中国的重要性。自那以后,社会对“青年”的期待更多,更丰富。“五四青年”是中国青年的标准模型,也成为了中国经典的一种角色模型。人们认为“五四青年”应该是讲爱国、讲民主、讲科学的。而“五四青年”权利和义务是双重的。它要扮演一个拯救民族的神圣角色,肩负着神圣使命。这种角色,主要是义务、责任。但是“五四青年”也要自己的权利,作为年轻人的权利。他们要恋爱婚姻权,要经济独立权,要摆脱旧的家庭制度、家庭伦理的束缚。“五四青年”到后来演变为“抗日青年”、“进步青年”、“民主青年”。从“少年”到“五四青年”、“抗日青年”,再到1949年的“革命青年”,“青年”的角色意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到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年轻人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重新主张他们的权利,“青年”的角色意义发生了新的修改。这其间出现了一种新的自主型的青年文化。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因为当时特殊的一些情景和历史事件,年轻人扮演“青年”角色的行动达到了一个高峰。那以后,虽然“青年”这个词还在用,但是原来意义上的带有神圣意义的“青年”、作为对我们民族国家负有使命的“青年”这个角色类别,它的意义结构实际上发生了变化甚至消解。比如,当时出现了“王朔热”、“王朔年”,其中的“青年”形象已经很难再用传统的角色意义来解释了。再比如1980年代,留学生出去,开始时还是被期待扮演“革命青年”的角色,他们被要求出去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后回来报效祖国。但那时有些人出去了不回来,逃离这个“青年”角色,社会就非常愤怒。而1990年代年轻人如果出国留学,到了国外不回来,他内心不会很痛苦了,社会也不会对他有什么制度上的制裁或道义上的谴责。社会对“青年”的角色期待不知不觉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青年与社会的互动

  

   中国青年因为在历史上担当了特别的角色,扮演了激进文化运动担当者的角色,在历史的救亡运动中适应了中国社会广大民众的期待,承担了对国家民族的一种使命,所以在近代史上地位特别高。

   角色的意义、内容,一方面有社会的规定性,会随着历史的过程、社会的变化发生演变;另外一方面,角色的承担者、扮演者,也会跟社会发生互动,他们对角色的认同,也有自己的愿望和动机在里面,他们参与了意义的修改。因此,“青年”的意义结构不是单方面地由社会来规定的,而是年轻人与社会的互动的结果。

   比如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有年轻人离家出走,批判孝行,被守旧分子认为是“大逆不道”。像施存统写了《非孝》以后,被浙江第一师范开除,只好跑到北京去。而青年人却认为是最激进的反封建,施存统因此暴得大名,后来还当了上海的大学“教授”。这与五四运动的发生不无关系,“新青年”扮演了拯救者的角色,社会马上就认可它,社会期待也开始发生变化,希望年轻人就是这种激进的“青年”,希望他们担当对国家的责任。

   从这样一种互动的视角,我们可以来看青年和社会的关系的变化。如果他们想修改“青年”的角色意义,不愿意承担社会对他们的期待的时候,年轻人群体、青年群体与社会就会有摩擦、冲突。而当他们特别顺从的时候,社会对这些年轻人的回报就可能特别多。

   青年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担当了特别的角色,扮演了激进文化运动担当者的角色,在历史的救亡运动中适应了中国社会广大民众的期待,承担了对国家民族的一种使命(这是所谓“青年”角色的最核心的部分),所以,中国青年在中国近代史上地位特别高。像罗素也讲到,在西方近代历史上也有过青年崇拜。青年崇拜是近代世界历史上普遍的一个现象。对新的生命力的崇拜,这与产业化有关。工业大机械生产需要新型的劳动力,需要年轻人担当特别的社会角色。但是,在中国,青年地位特别突出,这是因为它后来改变了国家的命运。1949年建国时,毛泽东在城楼上呼过一句口号:青年万岁!当时社会认为整个救亡运动,以及把底层人民解放出来,把中国民族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主要是靠了年轻人。所以到1949年的时候,中国青年的社会地位特别高,这就是社会给予的回报。

   可是1949年以后发生了变化,青年开始面临国家的整合,这过程中间出现过青年知识分子的反弹和国家的政治惩罚。而国家整合青年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对“革命青年”的意义作明确的规定。我曾把1949年以后一直到文革爆发前《中国青年》杂志里面专题讨论的主题列成一张表,这些讨论实际上就是讲什么是“革命青年”的问题。其中有一些年轻人表示质疑、不解,但都被作为一种错误的思想来批判、否定,严重的甚至遭到了惩罚。

   青年与成人社会的摩擦、冲突,是1980年代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文革结束后,中国近百年来的“青年”角色类别出现了意义危机和功能衰退。当时,“抢救这一代年轻人”成了不少人和组织的头等大事。种种青少年的现象及文化一一被问题化,比如崇洋迷外、自由恋爱、脱离单位组织领导等。“抢救”与“拒斥教育”,双方像拉锯战似的,这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摩擦。年轻人喊出了“重新塑造自我”的口号。到1980年代中期,有一个青年文化的大爆发,有“痞子”们的小说,有以崔健为代表的摇滚。全国出现了很多青年艺术小团体,有的在体制外,有的属于大学校园文化。现在看来,是年轻人在试着表达自己。年轻人开始找到多元的文化资源,尝试为自己的存在确定意义。这其间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叫“现代青年”,它不同于以往有强调自主和与当时正统青年角色分离的意味,虽然它还是“青年”。

   到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伴随着社会多层面的价值系统和规范系统的调整或解体,以前的“青年”角色规范对年轻人基本上失去了约束力、它的意义结构崩溃了。与此同时,在这之前被成年人社会骂得一钱不值的“痞子文化”,突然跨越年龄层赢得了万千知音。王朔的小说曾在一年中有四部被拍成了电影,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成人社会开始接受了年轻人的观念和生活态度。正是1990年开始,似乎所有的人都获得了某种解脱,放松了,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去。不单单年轻人,成年人也开始调整了目标追求和价值实现的方式。

  

   “好学生”之忧

  

   幼儿到了一定时候,心理上就会有交朋友、做游戏的需求,到了初中的时候,要交异性朋友,这是很自然的。国外也有升学压力,可人家不会因为对孩子的升学期待而否定孩子这种需求的正当性。可是中国人有时真的就可以否定。

   关于现在的年轻人,我认为有几个特点。首先,整个社会世俗化了,神圣性已经日渐消退,我们不要再对年轻人寄以那样的期望。现代青年文化中多的是游戏性,像当初王朔的作品里很多就是游戏性的东西。当然,社会有些时候对年轻人还是比较容易抱有一些特殊的期待,期望年轻人能做一些其他年龄层不大做的事情。这在各国都比较普遍,因为人们认为年轻人是比较纯洁的,还没有被成年人社会污染,充满生命力,是未来的希望。

   可是,社会对年轻人也有一种失望,再加上这个年龄群体有他们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现在人们很容易有一种倾向,就是把青年人、青少年群体还有大学生群体以及他们的文化式样问题化,青少年似乎成了问题群体。但实际上老年人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为什么人们就不认为他们是问题群体呢?大家对老年人就很同情呢?比如说,年轻人要找个地方聚聚,去跳个舞,大人马上就紧张了:他们在干什么?可是老年人找个地方,在那又喊又叫的,大家就认为这是很正常的,认为老年生活就是要丰富多彩。有些事情本来没有什么区别,比如说现在老年人有钱就花,出去旅游,大家认为很正常,可是年轻人的消费就容易被问题化。

   确实,目前世界各国的年轻人,存在一些问题。譬如他们的孩童化倾向,就是拒绝成年。1980年代,年轻人的拒斥主要是逃离、摆脱那个神圣的角色期待的束缚。但现在就是逃离成年、拒绝成年,到了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不愿意去工作,也不愿意承担起码的社会职责,包括不愿意结婚、生孩子等等。最近几年,日本的青少年问题比较突出。日本是跟中国有点类似的东方社会,学者们在关注年轻人不要升学、不要工作、不要高工资、也不要社会地位的现象。年轻人要摆脱一般的社会束缚,作为一个社会成员、合格的社会人必有的束缚。这样一些青少年问题让整个社会都有点担心了。因为社会得延续下去,很多传统的、一般的社会价值,以及一般的社会合格人应该做的、承担的,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要逃避。这是一种新的社会问题。

中国社会表面上特别重视青年,但是作为一个一个的个体的、生命体的年轻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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