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田:国家财产之物权法地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21 次 更新时间:2007-04-29 03: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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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田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非常高兴再次有机会来到“民商法前沿”论坛和大家一起对我们所关注的一些问题进行交流。大家知道,物权法的起草其实已开始是非常平稳地进行的,当然也中间存在不少问题,我们也一直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直到现在也没有解决,这也可能是永远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谁是所有人?找不到主体!讨论了很长时间大家发现没有出路,然后就这个问题在立法上进行了逃逸,没有进一步的规定,但是这些问题其实不解决也罢。我们的物权法基本的框架和结构很快的就确定下来了,尽管对某些问题学者至少是一些重要学者一直耿耿于怀,但是最后觉得如果再这样讨论下去也不易定会有什么太重要的结果。比如一开始很多学者反对,不能按照国家、集体、个人来划分所有权,我们民法讲求的就是平等保护,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个人所有权不管主体是谁,这个财产在法律上的地位应当是平等的,因此以所有制来划分所有权实在是违反我们民法当中的平等原则,因此至少在梁慧星教授的学者建议稿中根本就没有规定这三种所有权的类型,至少不把它作为一种类型来规定,而且把所有权区分为不动产、动产,去掉身份。这看起来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从来不认为民法是反对特权的,所以是最厌恶身份的,最厌恶特权的,有特权就没有民法,这是我们的基本观念。但这个问题好像遇到的障碍也比较大,这个障碍其实一开始就表现出来了,一个是涉及到我们是公有制国家,关于国家所有权是不是一种最重要的财产权利,如果不去专门的进行规定,这可能涉及到基本经济制度或者政治意识形态有所违反。当然还有一个理论是具有说服力的,国家财产的保护是当前一个重大的问题,现在国有资产流失,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而物权法不进行介入是不行的。所以,不这样区分也是不行的。尽管一些比较折中的学者说,区分确实和我们民法的原则有所违背,但是不区分,物权法就不能通过。

  当然一开始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对这个问题实际上研究不多,但是我在讨论的时候就有一个发现,这个发现就是在最初的立法会议当中就有一些发言,我们在立法会议上的发言往往是即兴发言,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想到了什么就说出来,往往谈出来以后自己也忘记了。但是梁慧星教授比较仔细,他开会的时候拿出电脑摆在面前,他也不多说话,别人发言的时候他就盯着电脑慢慢地在那里摸,(这是由于梁老师的眼睛不太好)干什么呢?不知道!我是怀疑他的打字速度肯定是不快的。但是在他参加所有立法会议的时候居然把所有人的发言非常仔细的全部记录下来了。对此问题还发生一些冲突,到立法中后期的时候,学者在立法起草过程中间和立法机关的冲突开始了,这个冲突是什么原因呢?通常都是立法机关来主持,但立法机关原则上一句话也不说,就就听学者进行发言,而后他们把学者们讨论的意见记录下来,根据学者的意见作出某个条文是否保留还是删除的决定。然后,下一次的讨论会上又给你一个新的稿子,让学者们继续讨论,而这个时候学者可能就会发现,我上次提出的意见好像没有被采纳,但是为什么不采纳呢?或者采纳了另外一个建议,甚至根本不是学者们的意见,而是立法机关自己的意见,比如当初梁慧星老师对这个问题就提出看法,如果我发表的意见不对,但是为什么不对,你们是基于什么理由不采纳的呢?但是法工委的同志一般都不回答这样的问题,有些学者就认为,这体现了对学者的意见不够尊重。民法典的起草、物权法的起草是我们中国法治社会的一个重大事项,我们有幸参与立法的学者要对我们的后代负责,对人民负责,我们在立法会议上所提出的建议肯定会影响立法。从正面来讲,如果你提出的建议被立法机关所采纳直至最后形成法律条文,法律颁布之后,起草的条文通过实践的检验,非常棒的时候,我们应当记住这个条文是谁提出来的,这是你对社会和历史的一个贡献,这个贡献应当予以表彰和肯定。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学者提出了一个坏的意见,然后影响到立法变成一个坏的规则,实践检验的结果是这个规则完全是胡说八道,那么提出这个意见的学者应不应当承担一些责任呢?你怎么不谨慎的提出你的立法建议呢?所以,自己要对自己的意见负责,你出了一个坏的建议就应当受到一定的谴责,这个才叫公平,这样能够促使我们的学者对自己发表的意见更加的科学、合理。

  后来由于一些意见没有被采纳,当时梁老师就说,你不采纳也行,但是我认为我这个意见是对的,对与不对应当让大家来讨论,由于他就提出,我这里有一份关于我们立法过程中所有人的发言,因此他就准备通过某种方式发表出来,然后立法机关说不可以,立法过程是要保密的,这是其一。第二,立法参与者发表的意见也不能说每一条意见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当初说了这个意见以后,可能经过后来的思考改变了当初的说法,如果这样的意见公开出来之后,这对有关的学者也不是很公平。但总的来说,梁老师这样一个要发表的行为就没有实施。但是他也在有关的讲座当中就把有关的记录演示出来了,其中我就说了一段话,当时讨论说,我们要不要区分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个人所有权吗?我是主张不区分的,但是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我们说了半天不外乎就是我们的所有制决定了不同财产的形态,由此产生了三种不同的所有权,但是国家财产不仅仅包括所有权一种财产权利,国家财产的所有权只是财产权利的一种,除了这样一个财产之外,国家财产还有其它财产,那么,国家有没有其它原因产生的债权呢?应该说,可能有!第三,更重要的是我知道,国家作为知识产权的一个主体,某项专利或者某一个版权,有可能也属于国家财产。在这种情况下,不可以说国家财产就是国家所有权,应该还有其它财产,我们不去说具体是哪一些,但是理论上应该有。那么,现在你们说要划分三种所有权形式,如果你认为有必要的话,你就坚持,即从逻辑上这样来推论,凡是涉及到财产就应该划分国家的、集体的和个人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在知识产权法上不去划分国家专利权、国家知识产权、集体知识产权、个人知识产权呢?为什么我们在债权方面没有这样的划分呢?所以这就觉得很荒唐!为什么偏偏在所有权这个问题上分为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个人所有权呢?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物权法实际上规定这三种所有权的类型,这些问题都不是非常的重要的,实际上主要的障碍在哪里呢?是有些具体制度的安排,比如涉及到物权法定原则究竟应该怎么样理解?要还是不要?比如善意取得制度究竟要不要规定适用于不动产?有的国家规定可以适用,很多国家规定不可以适用于不动产。不动产的善意取得怎么来解决的呢?后来交给了登记机关的公信力来解决的。但是,我们应该怎么办?这个技术上的讨论其实都是没有关系的,只是安排好不好的问题。又比如涉及到取得时效要还是不要?最后立法机关决定将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以及诉讼时效可以并合,也就是说,取得时效可以被消灭时效吸收,后来草案上没有出现,又引起了讨论。事情倒是很多,但是这些统统都是一些技术问题,没有出现根本性的障碍,立法进程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虽然原计划物权法应该是2005年的3月提交人大会做最后的审议通过,但是在2004年10月份前后物权法的草案经过了两次审议,本来一般的法案经过“两读”然后散会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在2004年10月份第二次审议之后又决定在2005年的3月不散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不是在一些制度上常委会还有比较大的意见,最重要的一条意见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们纷纷反映物权法草案他们都看不懂,看不懂怎么提意见呢?我们都看不懂老百姓就更看不懂!这是当时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之一。接下来2005年继续修改,这个修改的过程还是比较顺利,2005年7月份的时候第三次审议稿就向全民公布,收到了一万多条正式的意见,实际上这些意见没有根本性的批评意见,只是一些技术性和一些对物权法不太懂的意见,法工委进行了筛选最后归纳为十大疑难问题。

  2005年8月份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的领导召开了一次听取专家的讨论会,一共去了十几位专家学者,我们分别对十大疑难问题发表意见,中间进行了很激烈的争论,我就与法律委员会的一位副主任发生了冲突:讨论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基于公共利益就可以征用土地”这条意见时,大家就提出疑问,公共利益是什么呢?物权法可以不可以规定的具体一点?规定的不具体的话,什么叫公共利益不知道,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说要征收你的土地,他说这就是公共利益需要,你说这不是公共利益,那究竟是不是呢?没有一个判断标准,不能政府说是公共利益就是公共利益啊,这个问题恐怕应当列举规定。学者当中也有两派意见: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列举,可以限制政府的权利;另一种观点认为,不可以列举,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典上面把公共利益的范围进行列举,能够列举穷尽吗?当时我提出一个方案,我是支持把公共利益由某种方式来进行界定的,我提出了两种方案:第一,列举。其它国家不列举,那是因为对公共利益他们有自己的结构和程序来界定,其实公共利益的界定应该是由公法来界定的,不是由民法来进行界定的。但是我们国家不一样,我们国家的公权力特别强大,特别是我们国家的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直接参与的程度很高,所以我们才有这么多腐败分子。腐败分子怎么腐败呢?其实就是有一种经济行政权力掌握在手里面,这样就产生了权力寻租的现象。所以,我们国家的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就是公权力对个人的侵犯,特别是征地、拆迁,老百姓怨声载道。既然是这样,不能说别人没有规定我们就一定不能规定,我们要根据我们自己的国情进行安排。至于说到列举不能穷尽所有情况,最后来一个兜底条款不就行了吗!所以,列举可以采用兜底条款解决不能列举完全的问题。第二个方案,如果认为列举有困难的话,我可以采用一个反面的规定,我们不去指明公共利益是什么,而去指明什么不是公共利益,有这样一个原则性的规定也是可以的。比如梁慧星教授的物权法草案就有一个规定,我觉得就可以采用即“政府可以基于公共利益来征地,但是禁止基于商业目的来征地”。这个规定虽然很原则,好像没有可操作性,但是它可以指示一个方向。所以,如果这样规定之后,政府要征地时,老百姓反对说你这个不是公共利益,在听证的时候老百姓可以去证明你这是商业目的,如果确确实实是商业目的的话,政府可能征地的理由就不成立了。但是我这个观点一说出来,这位领导就说了,公共利益和商业目的就不能这样来规定,如果这样规定了之后,政府就会有很大的麻烦,政府在征地的时候不是以一小块地的方式来进行,我们是一大片地来征地,而这一大片土地的其中一部分是用于公共利益,另一部分是用于商业开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要区分哪一个是公共利益,哪一个是商业目的话,这个时候应该分别予以处理,而这个征地又是不能分开,我们有关部门就无法操作的。当时我就有点生气,我说政府在征地的时候让你们区分哪些是商业目的、哪些是公共利益,然后分别计算不同的面积,计算不同的补偿,你们就嫌麻烦,但是你们看看征地过程中,政府滥用权力损害老百姓利益时,你们一点都不嫌麻烦。当然我这个意见最后也没有被采纳。

  然后在2005年9月26日的时候,召开了一次委员长会议,这次会议就是单独讨论物权法的有关问题,这个会议的召开就意味着整个的立法讨论结束了。这是一个规则,委员长通常不开会,他是在最后的关头,你们都讨论的差不多了,最后剩下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就召开一个委员长会议,委员长亲自听取相关机构不同的意见,最后由委员长拍板。因此,物权法的立法进程走到9月26日的时候还是正常的,计划11月中下旬的时候再一次提交审议,也就是说第四次审议稿,最后在今年的三月份由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结果这个时候我们北大一位教授的公开信出来了,就掀起了一场风波,这个风波还比较厉害,大家如果关心一个“左派”网站,这种铺天盖地的批评、漫骂的意见非常强烈。这件事情会不会影响立法呢?结果传出来的消息说,危险!(笑)中央领导对于别的问题都可能忽略,但是一旦涉及到政治问题他们就高度警惕起来,而别人的批评意见是直指你这个基础,说你违反宪法,违反宪法也没有关系!问题是,你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大笑)这就厉害了,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当然十一月底的时候,在扬州召开了一次民法会议,当时就说咱们不能够坐视不管吧,所以民法学者也搞了一个签名运动,上书中央全国人大,强烈呼吁尽快颁布物权法。如果物权法真因为违宪不能出台的话,中国整个的民法可能会跨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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