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国际关系研究发展报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80 次 更新时间:2023-01-10 0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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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国际关系学编辑部  

2022年,国际力量对比和全球格局持续发生深刻演变,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在此背景下,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稳中求变,不断从中国自身的发展中探求理论的突破点和生长点。


习近平外交思想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2022年,学界对于习近平外交思想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相关研究持续发力,力图从理论化、系统化、多元化的角度阐释其学理基础及知识体系。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化探索集中显现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我国新时代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自其指导地位确立以来,学界不乏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时代价值、实践意义、科学内涵、目标指向等议题展开论证。2022年,除延续上述研究路径外,有关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化探索进一步加强。

武心波以比较研究的视角,从价值论、人性论、本体论三个方面探讨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与西方外交思想的根本差异。面对未来世界的重构,习近平外交思想以中国的逻辑对缺失的世界进行再定义,用不同于西方而又与西方高度互补的视角弥补和完善了西方单一视角下认识世界的先天不足和偏差,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普适性与人类的普遍性。毛维准提出,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传承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展现出实践依据、唯物主义基石、辩证思维和人类聚焦等特征,充分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在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时展现出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这也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性的最明显特征。郭树勇、张笑吟基于国际关系理论史的视角,系统性地总结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对中国学派发展的影响,认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破解单纯权力政治背后的二元对立和文化霸权逻辑,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合作和文明关系研究;以实践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改造国际共同体等核心理论,打破了国际关系理论的西方中心论,以非西方的智慧和方案引领国际关系理论发展。

此外,部分学者开始注重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本身进行分析和展望,以期在研究内容、研究思路及研究范式上为学界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卫灵、牛子谦提出,加强中国外交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增强“问题意识”,重视历史与现实、文献研究与实证研究、国际政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相结合,应成为继续深化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的努力方向。蒋天婵通过对文献的计量分析,认为在现有基础上,相关研究可以从加强均衡性、整体性、创新性等角度进行拓展。


走向系统化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研究


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及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了开创性、历史性成就。在继续深挖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路径的基础上,学界开始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过程展开系统性探索,试图在基本概念、分析框架等方面找到外交能力建设的知识创新方向。

关于对“外交能力”概念和内涵的理解,凌胜利提出外交能力应被理解为主权国家有效制定和执行对外政策的能力,也即关于“大外交”方面的能力。具体包括外交理论创新能力、外交谋划能力、外交机制建设能力、外交协调能力和外交执行能力等五个方面。罗建波认为,外交能力是国家综合运用各种外交资源和外交手段以维护国家利益并妥善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能力。它以国家实力为基础,以外交资源为条件,以外交手段和方式为保障,以外交艺术为表征,包括统筹协调能力、理论创新能力、战略谋划能力、战略实施能力四种核心能力。白云真、张旗则提出,从认识论与实践论相统一的视角来看,国家外交能力是认知能力、决策能力、治理能力、财政能力、话语能力五个维度的有机统一,反映着外交维度上想法、方法、做法、办法以及说法的知行统一观,需要从主客观相统一的角度将其置于外交事件以及历史脉络中才能加以理解。

除了对基本概念的辨析,王帆提出了在多目标决策框架下,中国外交的战略排序问题。根据多目标决策理论,他认为基于重要性、迫切性、可行性与合理性加以综合判断,中国外交的战略排序需要明确战略总目标,并使分目标服务于总目标而不是偏离总目标。在协调国家利益问题时,要分清轻重缓急,处理好重要性与迫切性的关系问题,突出重点、兼顾平衡、以点带面。温尧通过厘清国家外交能力创新的不同路径,将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置于另辟蹊径型外交能力创新视域下,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发挥能动性的过程及效应,进而提取了另辟蹊径型外交能力创新的发展过程框架,即在转化阶段,国家调动已有资源,将其转化为稳定的、可以用于外交目的的资源;在专门化阶段,国家强化这一外交资源的外交工具属性,将其发展为常规外交工具。


多元化研究向度的拓展


外交实践的开展往往涉及经济、法律、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共同参与。随着习近平外交思想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研究的全面推进,与之相关的跨学科研究不断涌现,从更多元的角度延伸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理论体系的构建。

多位学者从对外传播的角度关注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国际传播的理论、方法与重点。刘宏松认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国际传播主要有三方面的重点工作。一是理论传播与实践传播相结合,二是媒体传播与学术传播相结合,三是话语实践与交流实践相结合。就前两项工作而言,中国需要借助有扎实根据的学术研究成果和基于实践成效的传播内容回应外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质疑。

邓烈、张玲玉关注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与国际法之间的关系。他们提出,面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立足安全、稳定、发展的全球视野,以“天下为公”的博大胸襟,深刻践行不干涉、求共赢、重公益的基本理念,努力搭建平等化、多极化、法治化的多边共治国际格局,是习近平外交思想赋予国际法理论创新的时代使命和战略议题。赵斌、谢淑敏梳理了海外中国学视野下的习近平外交思想后发现,相关研究者无论身在何处,其立论基础首先反映的是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立场取向。其中多数较为客观中立,但也不乏曲解甚至错误认知。总体上,海外中国学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利于抵御经济和生态危机,也能有效应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恐怖主义等挑战。关于新型全球治理观,海外中国学则呈现两种立场和态度。这一方面源于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缺乏正确了解,导致对新型全球治理观的认知有失偏颇;另一方面源于各国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利益诉求差异,导致偏向以零和博弈思维去看待问题。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国际形势研判


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未结束、乌克兰危机接踵而至的背景下,本就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局势更加复杂多变。基于此,中国国际关系学界顺应大势变化,不断在相关理论和实践层面扩展研究路径和视野。


对国际秩序的研究不断深入


对国际秩序、体系、格局变化的探析仍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点。杨洁勉指出,当前国际体系正处于新旧交替和质变飞跃的过渡期,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在批判过时的国际关系理论,未来三十年世界将开启东西方力量相对平衡和世界多极化基本稳定的新时期。倪峰等学者也对俄乌冲突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作出概括,认为大国关系调整步伐加快,增强军备或加强联盟成为大国的重要选择,世界多极化趋势将加速。

针对现存国际秩序以及构建新的国际秩序问题,蔡拓指出,备受西方推崇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因干涉取向、等级思维不仅给国际社会带来破坏性影响,而且导致自身陷入危机。当前,需以世界主义为指导,将人类视作相互依存的整体,进行平等的对话、协商与合作才是摆脱诸多困境的关键。对于国际秩序转型的动力、过程和方向,学者也进行了有益探索。魏冰认为,当前,中国通过改革既有制度和创建新的包容守成国的制度实现了物质利益和规则主导权的提升,中美两国在国际制度领域的持续互动将决定未来国际秩序转型的进程。学者对于中国在国际秩序转型过程中的角色概念分析也更加深入。汪仕凯提出,中国在持续复兴和强势崛起中发展成为新中心国家,新中心国家是现代世界体系中产生的新国家类型,它改变了由国家实力界定的国际结构,是推动世界秩序转型和保障协商型世界秩序发展的根本力量所在。

面对大国关系的不确定性,田野通过报酬递增机制,分析了大国竞争的根源,即大国会将地缘、技术和国际制度作为获得初始优势的首选领域,进而谋求长期优势。漆海霞则指出,权力转移导致的国际关系风云跌宕、低政治议题被升级到高政治层面都将推动高政治议题成为未来国际关系学界研究的重点。张宇燕在对后疫情时代的大国博弈进行总结时强调,当今全球化的众多特征之一表现为意识形态的回归。大国或国家集团间的博弈由单纯的“利益政治”转向“利益政治+原则政治”,这将加大达成全球共识的难度。针对未来的大国关系,学者们也进行了深入思考。夏立平指出,冷战后中美俄三边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俄乌冲突将在地缘政治与安全、国际秩序、经济与高技术等三个维度进一步对中美俄关系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技术变革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视角


学界对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新兴技术领域运用至国际关系研究的关注度持续上升。封帅指出,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主要聚焦人工智能技术变迁对国际体系及国际行为体互动进程的影响。受技术发展周期性特征及研究本身泡沫化倾向的影响,中国的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在长期稳定发展方面面临着巨大压力。只有与国际问题研究的学科矩阵建立有效链接,对研究议题进行合理规划,积极构建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学术共同体,才能有效应对未来的风险与挑战。张涛、余丽提出,算法一旦被国家行为体使用,就成为国家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追求权力和利益的国际政治工具,也就具有了“非中性”作用。

关于数字时代的大国竞争和国家安全,学者们也作出了有益思考。叶成城认为,数据、硬件与算法已成为数字时代最核心的生产资料,构成了国家的数字资源。数字资源带来了生产方式的变革,开始冲击并革新过去的结构性权力。尽管数字技术革命在短期内加剧了中美科技竞争,但长期来看仍会强化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刘国柱强调,“数字威权主义”论是近年来美国“对华战略失败”论在数字领域的反映,中国应在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框架内提出并倡导数字时代的共同发展观,并从全球治理的角度,主动提出数字治理的中国方案,破解“数字威权主义”论给中国带来的危害。在数字技术竞争与地区安全秩序的研究方面,孙学峰指出,在数字技术竞争背景下,东亚安全秩序虽面临新的冲击,但中国和绝大部分东亚国家的政策选择并未脱离既有的安全战略模式,东亚安全秩序展现出较强的韧性和延续性。


全球治理研究注重新路径的探索


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深刻变迁推动了学界对于全球治理领域的反思与重构。郭树勇、舒伟超提出,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是霸权政治的产物,参与者和问题领域均受到霸权政治的影响,因此,西方国家的全球治理不如说是西方治理全球。王亚琪引入后实证主义研究视角,阐释了理性行为体在碎片化的机制复合体中走向“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导致机制碎片化在全球治理中产生负面作用的必然性。徐秀军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为重塑全球治理路径提供了历史机遇,从价值、模式、制度、手段几个方面探讨了全球治理体系发展的路径选择。

数字治理研究成果亦可圈可点。薛晓源提出,若要立于数字全球化的前沿,筹谋好全球数字治理战略和政策,就必须树立全球数字治理研究的问题意识,包括全球意识、时间意识、总体意识、创新意识和前瞻意识。刘海莺认为,全球数字治理面临的多元挑战主要体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数字鸿沟不断扩大,领先国家在数字领域的规范和标准之争加剧,数字霸权主义抬头和破坏性技术的社会影响加深等。张茉楠强调,数据、算力、算法正在重新定义数字时代的关键生产力。数字技术、数字规则、数字主权正在成为大国博弈的新焦点,全球数字治理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新赛道”。

此外,学者们还从更广阔的视角探索了全球治理的新路径。卢静提出,中国应着力完善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知识话语体系,推动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多边主义制度化建设,打造多元参与的协同治理格局。董柞壮认为,对数字货币的治理需要平衡创新与风险,实现技术创新与有效治理的良性互动。徐秀军、林凯文则从国际经济议程政治化趋势加剧的角度对国际贸易治理机制的运行与发展带来的挑战进行了深刻思考。任琳指出,应对复边主义浪潮带来的系统性危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塑造一个包容而非排他、多元而非割裂的全球治理秩序,是当下中国以及国际社会面临的紧迫而艰巨的重大命题。


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推进


2022年,国际关系学界集中涌现了一批观照中国国际关系前途与发展的研究成果,呈现出与区域国别学、国家安全学相互促进、砥砺前行的良好势头,并最终共同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知识体系构建。


区域国别升为一级学科


2022年9月13日,区域国别学正式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独立一级学科。有学者从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的构成角度做了分析,秦亚青指出,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体系应包含三种类型的知识,即描述性知识、学理性知识和应用性知识。这三种类型的知识既具有各自的特点和侧重点,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从当前中国区域国别研究角度来看,这三种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既可以较好地发挥不同学科的优势,也具有相辅相成、共同推动学科发展的现实意义。也有学者从问题导向与区域国别学的学科身份建构角度来分析自主知识体系。王展鹏认为,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探索将是区域国别学学科身份发展的重要路径,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指导下,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构与自主知识体系创新将互为因果,共同发展。朱锋进而表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将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和传统意义上的欧美国家的区域国别研究鲜明地区分开来,既能形成中国自主的区域国别学科体系,又能为国家的重大现实需要资政建言。

针对如何在区域国别研究较为繁荣的背景下,有效地推动区域国别学科建设,是学界当前需要积极回应的问题。周方银指出,区域国别研究需尽快形成自身的基础理论群、主要研究范式和相关中层理论,增强研究人员的学科归属感。要通过区域国别的学科建设,推动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在知识探索、社会服务、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进步。学科建设的要件之一就是教科书。迄今为止,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用于区域国别学教学的教科书可谓寥寥无几。江时学建议,教育部应该做好顶层设计,多组织几个区域国别学教材编写组,尽快推出一本或数本高质量的教科书。学术会议也是学科建设的关键,2022年10月23日,“中国区域国别学共同体”成立大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隆重召开。同年12月,首届“中国区域国别学50人论坛”在云端成功举行。


国家安全学建设取得进展


2022年,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扎实推进,国家安全学的内涵与外延不断得到扩展,尤其是中国国家安全学建设取得新的进展。肖晞指出,我们必须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学科建设的指导思想,以交叉融合为学科范式的探索路径,以国家安全思想与理论、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安全治理、国家安全技术为学科理论体系和人才培养方向,运用系统思维、战略思维和创新思维构建中国国家安全学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国家安全学是一个全新的一级学科,拥有天然的学科优势。董春岭指出,国家安全学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拥有巨大的自主创新空间,在形成国家安全领域独特的知识体系、理论体系、方法论上拥有足够的发展动能,大变局催生大思想,新时代呼唤新理论,随着新时代中国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伟大实践的不断推进,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学的构建正逢其时、前景广阔。

当前,国家安全学学科发展方向还存在一些争议点。对此,唐士其、于铁军、祁昊天提出我国国家安全学学科的复合型发展方向,国家安全学虽然在学科设置上属于交叉学科门类,但其内涵不应缺失综合学科的属性,即不是机械的交叉,而是超越交叉的有机融合,这样才能够真正实现在传统基础学科的接合部“填补真空”这一政治和学术要求。针对国家安全学的基础理论问题,李文良认为,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遵循“问题→过程→结果”框架构建其理论范式。把握“两端”即“问题”和“结果”是深刻理解这一理论框架的关键。余潇枫、章雅荻从“大语境”“总理念”“广交叉”三个维度探讨国家安全学的价值取向、学科性质与人才培养,为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提供新的视角。在学术刊物上,《国家安全研究》正式创刊,成为国家安全理论前沿和现实问题研究的重要学术窗口。


超越西方理论与探索中国路径相互砥砺


国际关系理论长期以来一直以西方理论为主导,目前已经出现国际关系解释和预测明显不足、内部缺少发展动力、思想性理论匮乏等桎梏,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势在必行。为此,2022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有诸多探索。孙吉胜强调,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需要系统研究当前国际关系整体演变态势对理论创新的影响,更好地总结和凝练中国外交传统与实践,从本体层面、经验层面、规范层面入手,把中国外交实践上升为理论认识和知识体系,使其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也有学者从全球国际关系学、全球学、全球史等学科角度批判国际关系理论,以此打破中西方二元藩篱,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高鹏、朱翊民则认为,作为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全球国际关系学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认识论,还可以启迪中国学者更深层次地理解包含中国自身在内非西方的国际关系实践,使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更具全球关怀。蔡拓、汪家锐提出,全球学本身就是一门关于“全球”的学问,以全球本体和整体性世界为研究对象,核心和灵魂就是全球性,世界整体和人类中心的全球主义价值贯穿始终。王立新指出,全球史研究深刻改变了我们描述、想象和研究世界历史与国际关系的方式,有助于促使国际关系学变成一个更开放、更包容和更少西方中心色彩的学科,并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全球史与国际关系学科的对话,将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推向深入,突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话语主导陷阱。2022年9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举办“全球史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会议,率先做了这方面的尝试,并得到学界积极响应。

在反思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秦亚青从量子科学观出发,对以传统科学观为理论基础的三大理论进行了根本性批判,并据此提出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观重建问题。而针对当前国际关系学界对复杂性科学缺乏系统性认知,致使在面对复杂性问题时,无法实现从机械性思维到复杂性思维的转换问题。刘孟强提出三个复杂性内核,分别是归纳方法、国际关系系统状态的复杂性特征、把复杂性当作复杂性,从而打破传统机械性世界观的禁锢。



反思与展望


除了上述学科进展和对重要议题的探索,2022年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科总体上呈现出聚焦中国、关注地区、注重学科建设三个趋势,而年轻学者在人工智能、数字技术方面的群体性崛起,未来可期。


聚焦中国


2022年国际关系研究的议题更加注重立足中国、从中国出发。全球人类共同价值、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新型国际关系、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等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键词在研究中得到了重点关注。挖掘和总结中国实践的理论内涵也成为学科理论探索的重要维度。郑宇即从中国的扶贫实践中挖掘总结了贫困治理的渐进平衡模式,并在非洲的实践中进行了检验。


关注地区


如前所述,因为全球范围内的新冠肺炎疫情叠加俄乌冲突造成的地区乃至国际局势动荡,有关“大势”的判断依然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但除了前文提到的对全球层面的关注之外,研究重点也越来越下沉至地区,地区化和地区主义研究受到重视。耿协峰对全球化进程中的逆地区化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应当正确理解地区化与全球化的关系,破除认识误区,正确辨识逆地区化的不同类型。王志则主张立足比较地区主义,通过对比“一带一路”倡议所秉承的理念与西方地区主义的差异,理论化中国的地区实践,以将中国的视角植入地区主义。


学科建设


有关学科未来的讨论持续深入。王义桅指出,讨论中国学派也好,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也好,要告别冲动,走出理论的迷失,走出全球国际关系学的迷思和比较政治学、比较国际关系研究的陷阱。中国经验不针对任何一国之启示,启示的是整个天下;中国不是崛起,而是复兴;超越民族性的逻辑、崛起的思维。伟大复兴的中国自然要产生超越国家特色的、普遍性的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中华气派、中国风格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与理论体系。也有学者从国际关系学科专业化与自主学科体系的关系角度做出阐述,阎学通对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提出四点原则,一是强调学科发展的学术性,避免常识性意见主导学科建设;二是深化小专业学术知识,避免有名无实的学科建设;三是创造普适性知识,避免知识的不可靠性;四是明确个人的学科专业,避免都是全科学者。这四条原则为学术专业化在国际关系学科体系形成中提供了新的思路。


青年学者


年轻学者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元宇宙等新兴技术与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探讨,努力与世界保持同步,在深度伪造技术、计算宣传、社交机器人等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可圈可点,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前进和发展积蓄了力量。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2022年的国际关系整体上仍处于“蓄势待发”状态,在研究议题、研究方法等方面更多的是2021年的延续,与波谲云诡的国际局势相比,还是略显平静和沉闷。学科基础理论研究仍显薄弱,学科内部及跨学科的交流与融合仍有待推进,知识共享不足、学术批评匮乏仍是制约学科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任重道远。


(执笔:国思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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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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