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勋:屈原的乡国之情与人格魅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 次 更新时间:2022-12-06 20: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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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勋  

  

   我今天的演讲主要谈三个问题。

   历史上究竟有没有屈原其人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向来“风”、“骚”并称,“风”指《诗经》,“骚”指“楚辞”,两者都是中国文学的典范,影响后世极为深远。屈原是“楚辞”的代表,也是中国古代第一位真正的诗人,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为追求真理和自我完善,不愿与世俗社会妥协,宁愿自沉汨罗,以保其峻洁品格的超凡行为,令人无限景仰。两千多年来,无论是作为诗人的屈原,还是作为一个人格类型的屈原,得到了历代人们的崇敬,甚至进入了我国的民俗,形成一年一度的端午龙舟竞渡,其地位崇高不言而喻。1953年,世界和平组织将屈原选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更加提高了他的地位,屈原已经成为湖湘文化乃至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不可替代的杰出代表。

   那么,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屈原这个人呢?这个问题的提出,或许会令人感到非常惊讶:这还是一个问题吗?然而这确实是一个问题,而且围绕这个问题,在学术界争论了半个多世纪。

   早在“五四”以前,四川学者廖季平在《楚辞新解》与《楚辞讲义》中,就开始怀疑《史记·屈原列传》中关于屈原的记载,认为屈原“25篇”,都是秦博士所作的《仙真人诗》,后来因为汉朝人厌恶暴秦,而将其归在所谓“屈原”的名下。

   1922年,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发表《读楚辞》一文,文中说:“屈原是谁?这个问题是没有人发问过的。我现在不但要问屈原是什么人,并且要问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并且说:“《史记》本来不很可靠,而《屈原贾生列传》尤其不可靠。”认为“屈原是一种复合物,是一种‘箭垛式’的人物”,是后人根据需要而塑造出的“传说”式的人物,这就像西方的古希腊名著《荷马史诗》,本来是民间流传已久的神话故事和英雄传说,属于早期口头的集体创作,后人却将这些作品的著作权归于虚构的盲诗人“荷马”一样,这是世界上很多民族处理这类作品的主要方式。也就是说,他认为屈原与荷马一样,都是虚构的、“箭垛式”的人物,绝不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而著名学者梁启超、谢无量、陆侃如等人,则对廖季平、胡适的观点进行了反驳。

   到20世纪30年代,又有许笃仁发表《楚辞识疑》,认为《离骚》为刘安作,《怀沙》《九歌》《天问》等,都是汉代人的作品。1938年由吴越史地研究会出版的何天行《楚辞新考》(1948年以《楚辞作于汉代考》书名再版),约有十余万字,以一部专著的形式,更详细、更系统、更全面地否认《史记·屈原列传》,并进而否定屈原的存在,可以说是否定屈原其人的集大成之作。

   这一公案在1949年以后又引起了两次更大的争讼。

   首先是1951年,复旦大学朱东润教授在《光明日报》发表“楚辞探故”系列论文:《楚歌及楚辞》《离骚的作者》《淮南王安及其作品》《离骚以外的“屈骚”》。在这些论文中,他认为《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传统的屈原25篇及《招魂》等,都不是屈原的作品,并怀疑屈原是否真有其人。紧接着,有郭沫若、宋云彬、沈知方,以及前苏联著名学者费德林等人撰文与之争论。

   第二次则是从日本引起的。早在1965年,就有日本国立九州大学冈村繁博士,说《离骚》等作品,是屈原死后人们对他的追叙,是多人的集体创作。此后,广岛大学的铃木修次等人,也认为《离骚》《九歌》《九章》等作品不是屈原所作,屈原本人也只是一个传说。日本学者的怀疑以及怀疑的依据,都是胡适、何天行等人观点的老调重弹,并没有什么新意。

   那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怀疑屈原的真实性呢?关键的问题在于:在目前可见到的先秦所有文献中,确实没有关于屈原的任何记载。人们通常认为,屈原“三闾大夫”的政治地位,“入则与王图议大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的政治影响,创作千古杰作《离骚》的文学影响,还有自沉身死的悲剧命运,以这样的身份,竟然在史籍中完全没有留下一点痕迹,这确实是不正常的。我认为,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可能主要有两个:其一是因为屈原在他的作品《离骚》《九章》中,多次对楚王的行为进行直接而严厉的批评,这种“暴显君过”(班固语)的行为,不容于楚国当时的统治者,所以楚国的典籍故意不记载;其二是有关文献遭秦火散佚了,故而不传。大家想一想,战国以来,天下“横成则秦帝,纵合则楚王”,秦、楚两国在政治上的矛盾激烈而不可化解,楚怀王被骗入秦,又客死于秦,更加剧了两国之间的积怨。这种对立甚至到秦灭六国,统一天下,仍然没有消除,“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句当时流传很广的口号,便生动地反映了楚人对秦朝的愤懑。而屈原是坚决主张抗秦的人物,又是敌国文化的代表,那么秦始皇作为文化灭绝主义的坚定推行者,将与屈原有关的文献销毁,顺理成章,并不是一件令人难以理解的事。

   不管怎样,要否定屈原的存在,首先要推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真实性,胡适、何天行等学者就是这么做的,不过因为他们的论证缺乏说服力,所以并不能达到“否定屈原其人”的目的。在这里,我们不妨就此问题略加论述。

   首先,汉初的贾谊就写过《吊屈原赋》,篇中写道:“仄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贾谊离屈原的时代不过一百多年,他本人又是处于汉王朝中心的政治文化名人,因此可以说,这对于证明屈原其人与《离骚》的真实性,是很有说服力的。

   其次,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桓宽的《盐铁论》卷二:“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卷五:“屈原放逐于楚国。”“屈原行吟泽畔。”多次提到屈原,以及他遭人诋毁、流放泽畔的经历。刘向的《新序·节士》中,也有一段相当详细的、关于屈原事迹的记载和传说。这些产生于西汉、时间在司马迁前后的文献,完全可以构成一个证据链,作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佐证材料,从而说明这篇文献的真实可靠。因此,在没有充分可靠的证据来证明屈原其人确实不存在的情况下,人们没有理由去主观地怀疑屈原的存在。

   因此,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屈原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是我国古代第一位伟大的诗人。

   屈原的“乡国之情”与爱国主义精神

   在人们的心目中,屈原这个名字总是与爱国主义精神联系在一起的。可是到20世纪80年代,楚辞学者曹大中却接连发表了《屈原——爱国诗人之我见》、《再谈“屈原——爱国诗人之我见”》、《三谈“屈原——爱国诗人之我见”》等文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其核心观点是:第一,“在先秦时代,在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并不存在中国与外国的对立与区别,因此也就不存在“热爱祖国”的观念;第二,先秦文献中,“虽然很多著作都论述过‘忠君’,却没有一家论述过爱国”;第三,“在先秦时代,普通百姓对某一国所采取的或去、或就、或留的态度,并不是他爱国与否的标志”;等等。他的这一观点在当时引发了一场大争论。

   其实曹教授的说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这是因为:先秦时期的“中国”,也就是“天下”,就是“四海”,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即使武王伐纣、秦灭六国,诸侯与诸侯之间的战争,当时战争的各方,也并不认为那是发生在国与国之间的国际战争,而只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斗争,是在争夺这个大家所共有的“天下”。因此,从楚国到宋国去,到其他任何一个诸侯国去,无须关文,更无须签证,完全可以自由来往。楚国人到晋国去做官,也不会被他人或舆论认为是不爱自己的祖国。最典型的例子是春秋时期的伍子胥,他身为楚国人,为报家仇逃奔吴国,并领兵杀回自己的祖国,毁掉楚国的宗庙,挖开楚平王的坟墓,鞭打楚平王的尸体。可这样的行为,在当时也并没有被认为是“卖国”或“不爱国”。

   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屈原精神中也确实存在着爱国主义的胚胎,那便是特别浓烈而执着的故国乡土之情。我们知道,周成王时,“封熊绎于楚蛮”(《史记·楚世家》),“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左传》),经过数百年的苦心经营与努力,到春秋战国才成为当时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由于楚国地处边远,又相对封闭,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文化传统,那就是现在学术界非常重视的“楚文化”。

   由于楚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发展历史,深恋故土已成为楚人的传统性格,再加上屈原偏执重情的诗人气质、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对乡国的爱恋显得更为突出。所以他在作品中反复表达这种感情:“受命不迁”,“深固难徙”(《桔颂》)‘“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哀郢》)。在《离骚》中,抒情主人公,也就是诗人自己,在经历了反复多次的犹豫彷徨之后,下定决心离开楚国,去寻找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可是当他从天上看到故乡,所有的决心便顷刻瓦解:“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乎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大意是说:透过太阳的光明,我看到我的故乡,仆人悲伤马也留恋,弯着身子回头凝望,不愿走向他乡。正是这种特别突出的“恋乡”情结,逐渐成就了屈原的爱国精神。

   两汉时期,人们对屈原人格的认知,主要集中在忠直之臣、迁谪之客、狂狷之士这三个层面上。虽也有司马迁等人提到过屈原“睠顾楚国”的感情,但对于他热恋故国乡土的精神层面,始终没有过多关注。此后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对屈原的评价,大抵遵循汉人的基本框架,未能有大的变化和发展。

   最早将屈原的“忠君”与“爱国”联系起来的是洪兴祖。洪兴祖所处的北宋、南宋之交的时代,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宋王朝岌岌可危;他本人也因冒犯秦桧而遭贬职。国家危亡、个人怨愤交织于心,于是借屈原之事抒己之怀,他在《楚辞补注·离骚后叙》中,将屈原自沉的原因归结为两点:一为“同姓无可去之义,有死而已”;一为“去则国而从亡”,不忍离去。前为忠君,后为爱国,故“屈原虽死,犹不死也”。他还反复强调:“屈原之忧,忧国也。”“长太息而掩涕,思故国也。”尽管洪兴祖还没有明确地标明屈原的“爱国”精神,但他对屈原的“恋乡”情结予以突出和扩张,在屈原接受史上第一次将其提升到恋“国”的高度来认识,并赋予屈子“自沉”以浓重的殉宗国色彩,从“乡”到“国”,屈原人格中的爱国层面初具雏形。

   南宋时期,鉴于金人南侵的危亡形势和“增夫三纲五典之重”的政治伦理需要,朱熹的《楚辞集注》在洪兴祖的基础上,对屈原的爱国情操给予了进一步的提炼和强化,大力表彰其“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歌颂其“忠君爱国之诚心”。朱熹在对待北方失地的问题上,是一个非常坚定的主战派。他从现实的政治目的出发,以这种借古讽今的手法,力图为抗金救亡树立一面“忠君爱国”的精神旗帜,同时,也是想把它作为投向南宋投降派的批判枪矛。

   从前面的叙述可以看出,尽管在屈原所处的战国时期,并没有形成独立而完整的爱国意识,但屈原特别突出的故土观念,客观上已经孕育着爱国主义的胚胎,而在此后对屈原人格的解读与认知过程中,历史给予了屈原故土观念以新的意义和新的内涵。

从“恋乡”到“爱国”,从“宗族之国”到“民族之国”,长达一千多年的、漫长的屈原接受史,终于完成了对接受对象的一个重要精神层面的提升与完善。从此以后,以爱国精神为主要特征的屈原人格日益深入人心,并在外患迭起的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地得到宣传和张扬,渐次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例如明末的大思想家王夫之,在《楚辞通释·哀郢》中,说屈原“为楚之社稷人民哀”,是“忠臣之极也”。王夫之在清兵入关后,曾在衡山组织义军奋起反抗,晚年隐居衡阳石鼓山,多次拒绝清王朝的馈赠与招聘。他的这种高尚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操,无疑深受屈原精神的影响。又例如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所创作的历史剧《屈原》,强调屈原坚持齐楚联盟,团结抗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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