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时伟:“孔飞力之问”: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国家——孔飞力其人其书及我的回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94 次 更新时间:2022-12-06 20:3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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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时伟  

  

   孔飞力其人

   孔飞力先生出生在英国一个德裔犹太人家庭,书香门第,其父母是新闻记者。他在哈佛大学本科时候所学的专业不是历史,而是人类学,师从人类学家ClydeKluchholn,对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著作有浓厚兴趣。这一点在其后来的很多学术著作中都可以看到,即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对他历史研究的影响。

   他20世纪50年代进入哈佛学习历史的时候,恰逢美国学术界中国研究的转型时期。在此之前,美国学术界中国研究的方法和训练都建立在我们所谓的欧洲汉学传统之上,这种汉学研究有点类似于中国的乾嘉学派,以训诂考证为主,精读文本,微言大义,注重古典文献的阅读分析。一些欧洲汉学家不仅掌握中国文言文,而且能读好几种中亚文字,像突厥文、蒙古文等。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冷战的关系,美国政府需要对冷战时期的一些对手,像中国、苏联等进行全方位了解,所以大学开始注重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历史、语言和文化。孔飞力进入大学本科学习的时候,刚好就是这样一个学术潮流发生转变的时刻,欧洲汉学传统还在,但与当代中国有关的研究开始起步。

   孔飞力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导师是史华慈(BenjaminI.Schwartz)和费正清(JohnK.Fair?bank)。前者是犹太裔历史学家,研究严复思想,思维极其敏锐。孔飞力的另一位导师费正清我们耳熟能详,是美国大名鼎鼎的中国问题专家,他在二战时期到过中国,任美国大使馆文化官员,直接参与对华外交事务,非常关心当代中国问题。

   1954年,孔飞力从哈佛毕业后,到伦敦亚非学院学习,在此期间结识了他的一位终生好友,这个人就是后来担任过香港大学副校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的王庚武先生。王庚武是研究华侨史的大家,他对孔飞力的最后一本书《他者中的华人》影响很大。因为王庚武是研究华侨史的专家,新加坡又有地利之便,拥有大量东南亚华侨的史料,所以孔飞力后来曾专门赴新加坡国立大学讲学研究一年,成为他撰写《华人》这本书的一个契机。

   孔飞力进入中国研究领域的时候,美国历史学界正受到法国年鉴学派史学方法的深刻影响。法国年鉴学派结合了地理学、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看重地理、物质等因素对历史的影响,也注重心态史的研究。学历史的都知道,“年鉴学派”是继德国“兰克学派”之后的第二大学术流派,孔飞力受其影响很深,他的几部学术著作都表现出一种跨越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界限,从细处着手,最终完成宏大历史叙事的特色。他把人类学、心理史学、民俗学、宗教学甚至语言学等都融入了他的历史研究。

   孔飞力还有一个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学者的强项,那就是他深厚的中文功底和研读档案史料的功力。用一手档案史料结合年鉴学派研究范式来研究中国历史问题,是孔飞力的独到之处。

   从1955年到1958年,孔飞力从英国回到美国,这期间他在加利福尼亚服兵役。当时朝鲜战争刚刚结束,冷战方兴未艾,美国军队中给士兵教授中文,孔飞力在这个时候开始系统地学习中文。关于美军中教授亚洲语言的问题,我这里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当时的风气。一个是我原来在北大的老师周一良先生。40年代周先生在哈佛大学读博士学位期间,本来是研究佛教和魏晋南北朝宗教史,但是他却被美国国务院请去给美军教日文。因为当时美军准备登陆日本,需要在军中培训日语,而周先生从小是跟着日本保姆长大的,说一口流利的日语。第二个例子是写过《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andtheSword)的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RuthBenedict。此人从未去过日本,但是美国国务院在二战结束之前找到她,请她写一本关于日本文化心理的小册子,使美国士兵登陆日本之前人手一册。这本书现在成了美国研究大学中教授日本文化的经典之作。我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说明,美国学术界对东亚和中国的研究兴趣是随着国家政治需要和国际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虽然孔飞力学习中文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但是偶然性中孕育着必然性,是个人学术兴趣与当时的政治气候相结合的产物。

   1958年孔飞力服兵役结束后,前往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University)攻读硕士研究生,1959年获得硕士学位后,正式进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孔飞力从哈佛毕业后,1962年前往芝加哥大学历史系任教,在那里前后工作了大约15年,一直到1978年被哈佛返聘回来接替费正清的大学教席。1962年孔飞力与他的第一任夫人程吾(SallyCheng)结婚,次年儿子孔安(Antho?nyKuhn)出生。这段婚姻持续到1980年结束(孔安目前是美国公共广播电台(NPR)驻亚洲记者,常驻印尼雅加达和北京,负责报道中国事务)。

   1978年,孔飞力回到母校哈佛大学任希根森(FrancisLeeHig?ginson)历史讲座教授,在此位置上一直工作到退休。这期间,他曾担任历史系教授;历史与东亚语言系博士生导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等一系列学术及行政职务。

   在哈佛期间孔飞力经历了他的第二次婚姻,与原哈佛燕京学社秘书MaryL.Smith结婚,育有一个女儿DeborahW.Kuhn.

   教书育人

   我下面谈谈孔飞力在教书育人方面的贡献。中国读者对孔飞力的了解大都局限于他的学术研究,对他教书育人方面的贡献了解不多。其实孔飞力是一位非常关心培养学生的老师。在纪念孔飞力的追思会上,他的学生来自全世界各地,回忆中很大一部分是关于他如何在课堂上以其博大精深的学问和睿智幽默的语言征服学生,课外如何孜孜不倦、深入浅出地指导学生论文。比如他的大弟子,杜克大学的杜赞奇(Prasen?jitDuara)教授说:“我非常幸运亲炙孔飞力先生,今天能够像他那样对指导学生投入如此多精力的教授已经不多了。”剑桥大学的方德万(HansvandeVen)教授回忆到:“孔飞力先生在指导论文的时候不仅挑出你观点方面的漏洞,而且逐行逐句指出你语言结构、风格和表述方面的问题。直到今天我自己开始带研究生并且不得不为行政事务终日奔忙的时候,才真正体会到孔飞力老师当年为我尽了多大的责任,他在处理繁忙事务的同时帮助我把论文草稿变成恰当的书稿。”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齐慕实(TimothyCheek)教授则以幽默的口吻回忆了孔飞力生活中轻松的一面,他说:“孔飞力教授并不是一个热衷于交际的社交蝴蝶,但是他愿意与学生打成一片。有一天晚上我们邀请他到研究生宿舍来小酌几杯,他带着披萨饼和啤酒应约而至,边喝酒边与我们聊天。过了一会儿,他停下来说:‘每当我感到郁闷厌倦的时候,我就会阅读档案以解千愁。’我听罢不禁吃了一惊,难道哈佛资深教授也有郁闷厌倦的时候?”

   我在哈佛读书期间修过孔飞力老师几门课,其中印象最深刻的一门是“清代档案研究——钟人杰起义”。1842年1月发生在湖北崇阳县的钟人杰起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起由包揽诉讼事件引发的农民暴乱,在清代历史长卷中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事件,国内学者对其关注不多,孔飞力却把它拿来作为剖析清末农村税收制度衰落和社会动乱根源的典型案例。在课堂上,他使用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包括清代档案、奏折、上谕、硃批、实录、清人文集、诗歌、地方志、碑刻、家谱、回忆录,甚至文革时期的“三史”(家史、村史、厂史)口述史料等等,意在训练研究生解读翻译一手档案文献资料的能力。一些明清档案中经常使用的书面用语,像“檄委”“恭折具奏”“乞皇上圣鉴”等,我们在国内训练研究生的时候都不一定注意,但是他却把这些专门用语逐字逐句翻译成英文,让美国学生对照阅读使用。这门课是当年费正清在哈佛首先开设的,到孔飞力这里时已逐渐成型。我记得上这门课时,孔飞力先生精益求精,虽然已经打磨了很多年,他的学生江勇振(台湾师大毕业)也给他帮了很多忙,但他依然不断完善教材翻译的精准度。当时班上有很多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学生,像我(北大历史系)、陈熙远(台湾大学历史系)、张力(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等等。当中国同学指出他中文翻译上的某些错误时,他立即接受改正。正是这种虚怀若谷的学者胸怀,使他的每一本书都字字珠玑,百读不厌。“钟人杰起义”这本教案后来被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为美国研究大学训练清史研究生的必读教材。后来孔飞力的学生柯伟林(WilliamC.Kir?by)教授以此为范本编辑了《民国时期的国家与经济:学者手册》上、下卷,由哈佛大学亚洲中心2001年出版(State and Economy in Republican Chi?na: A Handbook for Scholars,Vol.1 &2,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1),也成为美国研究生学习民国史的工具书(我有幸参与该书的史料收集和前期准备工作)。

   《他者中的华人》

   众所周知,孔飞力的第一部学术成名作是关于太平天国时期的团练《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970)。这本书是在他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出版的,奠定了他在清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不过,这里我想先从他的最后一本书《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中译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谈起。

   孔飞力对《华人》一书的构思早在20世纪90年代,也就是他写完《叫魂》一书之后,就开始了。当时我在哈佛选修过他开设的“中国移民史”这门课。从他每一周的课程设置来看,他那个时候的学术视野就与众不同:第一周讲“国际移民”;第二周讲“中国国内移民因素”;第三周讲“中国移民与英属马来亚”;第四周讲“中国移民在新加坡”;第五、六周讲“中国海外资本”;第七周讲“中国移民在独立后的马来西亚”;第八周讲“中国移民在美国”;第九周讲“冲突、美国排华和唐人街”;第十周讲“1965年之后的中美关系场景变化”;第十一周讲“中国与中国海外移民”;最后第十二周是讨论总结与分析概括。

   这样一种系统的分析和归纳,从一开始就把中国移民问题放在全球化的大视野下予以考量,而源头则是中国国内移民。

   孔飞力对华侨史的研究有几个突破性的面相,我在这里稍作梳理。首先,以往研究中国海外移民史的学者目光往往盯着海外,把海外移民史只是看作移民如何在海外求生存、求发展的历史,或者研究中国明、清以来的国家政策与海外移民的关系,很少有人将国内移民与海外移民联系起来考虑。而孔飞力紧紧地把海外移民史和中国近代史联系起来,把海外移民作为国内移民这个更大的历史进程的一种特例。

其次,孔飞力在《华人》一书中强调模式板块的建立。他指出,华人为谋生而离家到外地住上一段时间、但迟早总要回家的“侨居”模式,是中国人司空见惯的生活方式。即便是到了19世纪50年代大规模海外移民开始之后,侨居海外的人数仍然远远低于劳动力在中国国内的流动量。源自贫困山区安徽的“徽商”、远程转送银两的票号商家“晋商”、供职于各官府衙门的绍兴“师爷”等都是内部移民的产物。东南亚为中国南方沿海省份的居民移民地理增添了新的指向:他们的贸易体系在地理上远远地延伸到了大洋彼岸。孔飞力的独特之处就是把中国海外移民作为国内移民这个更大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来进行分析。该书研究的时间跨度约为五个世纪,正是中国不可阻挡地与外部世界相接轨的时代。孔飞力认为:“与此同时,在上述对外移民过程中居于中心地位的中国自身也经历了一系列转变:从中华帝国到战火纷飞的民国,再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民族国家等等。在所有这一切历史背景中,中国对外移民都是以内部移民为主的民众流动场景的子系统。”把近五百年来中国人口向海外迁移的历史放在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宏大历史框架内予以审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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