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惠柱 黄筱琳:从音乐剧看戏剧普及的前景——兼论音乐剧、戏曲与话剧的异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5 次 更新时间:2022-12-03 09:4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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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惠柱 (进入专栏)   黄筱琳  

   戏剧能否普及?

  

   考察中国的戏剧,也应该用老革命家陈云同志的要求来衡量一下:“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1]戏剧演出大都在公共空间——剧场,戏剧的“实”就是广大观众——人民群众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用最通俗的语言解释了人民群众的需要:“金杯银杯不如百姓口碑,老百姓说好才是真的好”[2]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雪中送炭”先于“锦上添花”:“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这个文艺方针对于今天的中国戏剧仍然适用,因为我们的人均戏剧量太低,比已达中上水平的人均GDP低很多,更与我国全球第二的经济实力很不相称。毛主席在1942年的《讲话》中说,“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这种提高,不是从空中提高,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3]。80年后,我们的戏剧还是没有普及,很多人已然忘却戏剧以观众为本的原则,忽略了“在普及基础上提高”的方针,还没普及就一心只想提高,每年请专家评出一批又一批“精品”,却大多与人民群众无关、无缘——因为不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只是“从空中提高”“关门提高”。

  

   精英与大众的关系一直是戏剧界的大问题。一百多年前五四精英必须站出来大声疾呼引导大众,那时候大多数人不识字;现在老百姓也都受过教育,大学生比例越来越高,专家与大众在文化教育方面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对戏剧这一大众艺术样式而言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但近年来戏剧界却越来越相信专家决定论。种种评奖项、分基金的做法不是像电影、文学那样鼓励从业者到市场上去探索观众的需求,为愿意买单的老百姓创作,而是靠不必对演出效果负任何责任的“专家”打分来决定许多戏的命运,政府的钱花得越来越多,戏剧却离老百姓越来越远,新戏的演出场次越来越少。李龙吟写的《中国戏剧得了三种病》一针见血,他批评的前两种病叫:长官意志病、过节评奖病:

  

   ……长官让排的戏,长官给钱,戏剧演出水平不高,长官也不好意思说不好,戏排出来了,没演几场,因为那实在是应景之做,水平很差,观众不买票,演不下去了,可是长官给的钱能让剧团活一阵子的,剧团毫无愧色。过些日子,一位主管宣传的更高长官上任了,提出“原创的、本地的、现代的”这样的看似响亮的口号,还是表示听他的话他给钱,于是京剧、评剧、昆曲、梆子、话剧一块儿上,抢着排这个城市的几项政绩工程、标志性建筑,抢到手项目就是抢到钱呢!戏也排出来了,可想而知,为了抢长官的钱排出来的戏,观众能爱看吗?……

  

   ……过年过节不过日子,为过节评奖排戏演戏,这是第二种病。[4]

  

   党的十八大后中央要求减少评奖,点中了文艺界的要害。但似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些年来“评奖”是少了些,却新生出了更多的 “评项目”“评基金”;直接的长官主导少了,长官授意下的专家主导却多了很多——都是让不了解老百姓看戏需求的精英来做决定。十八大提出减少评奖对戏剧人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要坚持习总书记提倡的“金杯银杯不如百姓口碑”这一根本性的理念,把精英导向的每次只演一两场的“精品”剧目改为能向大众普及、能长期演出的保留剧目。

  

   戏剧有可能普及吗?什么样的戏剧更有可能普及呢?一百多年前引进的话剧在北京、上海普及得不错,但至今还没在其它城市做到普及。那些拥有一两千万人的大城市都没有面向老百姓的常年运作的话剧演出市场,更不用说中小城市了。大多数耗资、耗时甚巨的“空中提高”剧目制作出来后,只在一个剧场演一两场就收摊走人,演得越多亏得越多。然而,曾被引进话剧的新文化人视为落后必须淘汰的戏曲倒还有相当大的草根市场——绝大多数演出是由从未得到任何政府资助的民营剧团提供的;也有些戏曲剧团城乡两栖,城里的演出很少,大多是乡下的包场。不过,在各类大中小城市里,出现了一个有自发买票观众群支持的戏剧样式——音乐剧,近年来日渐引人注目,发展的势头将要超过比它早八十多年引进的话剧。

  

   音乐剧是上世纪80年代进入我国的,早期还曾叫过轻音乐剧、歌舞剧,如《搭错车》(1983)、《风流年华》(1983)、《芳草心》(1986)等;当时还没能力从国外直接引进原版,音乐剧的国民认知度比不上话剧。在经历了二三十年的不瘟不火和水土不服后,近几年里音乐剧市场打开了局面,出现了厚积薄发的势头,近两年在疫情的压力下仍然野蛮生长,在大中城市的戏剧市场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一些民营剧团从市场需求出发,勇于创新,借助公众媒体平台宣传音乐剧,收获了相当的市场热度,特别是2018年《声入人心》节目让一批优秀的音乐剧演员闯入了大众视野。阿云嘎、郑云龙、郑棋元等一批青年音乐剧演员的“出圈”积累了大量粉丝,他们主演的音乐剧迅速占领了市场,票房取得巨大成功,票价从两三百元一路攀升至千元仍然一票难求。这次预热让中国的音乐剧市场一下活跃起来,大批从未接触过音乐剧的观众都加入到了音乐剧的粉丝群体中。

  

   在《声入人心》第一季播出后,2019年15名成员共参与了《九九艳阳天》《长腿叔叔》等8部290余场音乐剧演出;在疫情影响下,2020年仍有20名成员参加了《在远方》《重生》《拉赫玛尼诺夫》《小说》《贝多芬》等320余场音乐剧的演出。[5] 2018年中国音乐剧市场规模为4.48亿元,2019年达到7.21亿元,同比增长60.94%,表明音乐剧被观众迅速认可,无论上座率还是平均票价均有大幅提升,直接表现为音乐剧票房收入大幅增长”[6]上海是中国音乐剧聚集的城市,不断完善产业结构。上海文化广场2011年重新开业,成了音乐剧的核心剧场,通过“年末大戏”坚持引进英法德奥原版音乐剧,经过十年间0到1的深耕,实现了“从1到100”的爆发式增长。近两年里,亚华湖院线在上海市中心亚洲大厦“星空间”开出了十几个主要演音乐剧的小剧场,每月演出超过500场。昔日“打飞的”追法语音乐剧明星的剧迷,如今成了“拖着行李箱”来追华语音乐剧的在读学生。[7]

  

   目前音乐剧市场主要有三类:一是引进国外原版经典剧目,邀请欧美剧团来呈现原汁原味的外国音乐剧,如在上海文化广场上演过的《猫》《歌剧魅影》《罗密欧与朱丽叶》《摇滚红与黑》等。二是海外版权引进,转为中文版演绎,如《我,堂吉诃德》《拉赫玛尼诺夫》《妈妈咪呀》等;还有购买海外版权并对剧本进行本土化改编的,如《我的遗愿清单》《也许美好结局》等。而最值得引起重视的是中国戏剧人原创的音乐剧如《伪装者》《南唐后主》《悟空》《隐秘的角落》等新作。

  

   还有一种说法,音乐剧在新世纪的头10年还属于1.0时代,主要是原版引进,包括《悲惨世界》《狮子王》等。2011年中文版《妈妈咪呀》为中文音乐剧播下了种子,开启了2.0时代。2012年至2018年中文版音乐剧逐渐生根,更多国外优质作品由本土制作在国内上演。在原版和中文版两个阶段后,音乐剧产业迎来了3.0时代,包括了不少中文原创音乐剧。道略演艺产业研究院廖樊龙认为:“从2016年开始,音乐剧市场环境向好,各个行业也看好音乐剧的发展,无论是场次、观众、收入一直在增长,2019年票房突破6亿多,达到了行业近几年的最高峰。”[8]《2021中国音乐剧指南》显示,音乐剧2019年共演出2655场,同比增长5.4%。观众数量达到213万人次,同比增加29.5,票房收入突破六亿元,同比增长37.1%。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使全国演出大规模取消或延期,但下半年起却出现了很多创新形式,继续推动市场往前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欧美戏剧消费者以中老年人为主,中国戏剧的买票观众年轻得多,而且年龄代际圈层明显,最年轻的00后最喜欢音乐剧,在00后本命剧目TOP5的排行中,音乐剧占了四部。

  

   2021年上海音乐剧的飞速成长引人瞩目,在严格遵守疫情防控规定的形势下,全市专业剧场的音乐剧演出仍达911场,同比前一年增长142%,观演人次达52.4万,同比增长129%。与此同时,“演艺大世界”市场聚集效应与区域特征逐渐显现:黄浦区专业剧场2021年共上演639场音乐剧,占全市音乐剧演出份额的七成。[9]多部人气与质量都高的改编及原创作品在各大剧场亮相,如《赵氏孤儿》《罗密欧与朱丽叶》《隐秘的角落》等;音乐剧的全年观众人次达到52.4万,在所有演出门类中排名第三,仅次于话剧和音乐会。“一台好戏”在亚洲大厦推出了“环境式驻演音乐剧”《阿波罗尼亚》等十几台戏,《阿波罗尼亚》演了一年多还是一票难求。接下来还要在成都、长沙驻演。

  

   看来,普通老百姓喜欢看的似乎是处于两端的戏剧样式——最老的戏曲和最新的音乐剧。这是不是巧合?事实上它们很相似,都是“以歌舞演故事”的戏剧;在欧美音乐剧人的眼里,唱念做打兼具的戏曲就是中国的音乐剧——显然不像从头说到底的话剧,也不是从头唱到底的大歌剧。更巧的是,一百多年前我们开始从西方引进基本上不唱不舞的话剧,还曾想用它来取代戏曲;差不多同时美国却发展起了以歌舞演故事的音乐剧,很快就蔚为大观,市场规模超过了历史久远得多的话剧。但我国多数话剧学者一直强调欧美话剧与戏曲不同,长处在内容的深刻与艺术上的“雅”——其反面当然就是内容的浅显与艺术上的“俗”,那既是学者们直言批评的戏曲的缺点,也成了无意中给音乐剧贴上的标签。

  

   音乐剧和话剧都是西方的舶来品,我们如此厚此薄彼,就因为音乐剧跟大多数“以歌舞演故事”的戏曲剧目在浅显与“俗”这一点上太相似——正因为如此,音乐剧与戏曲历来都是更易于普及的戏剧样式。然而,这两类大众艺术究竟如何相似?它们为什么易于普及?这究竟是优势还是劣势?这些问题还很少有人去认真研究。

  

  

  

   音乐剧与戏曲的相似

  

   在音乐剧引进初期中国学者就注意到了音乐剧与戏曲有相似性,但特别强调的则是二者的差别。最早倡导引进音乐剧的中央戏剧学院院长徐晓钟教授指出:“音乐剧在塑造人物、揭示人物情感、营造舞台节奏、铺陈场面时,舞蹈和音乐都同样成为必须充分发挥的主要艺术手段。音乐剧和我们唱、念、做、打俱全的戏曲相比,主要的区别在于音乐、歌唱和舞蹈的现代感更强,音乐更丰富,旋律更亲切,节奏更鲜明,更加热情奔放。”[10]这个比较是相当准确的。后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荣广润教授从音乐剧与地方戏曲的来源以及呈现形式来阐述其异:“两者区别在于,音乐剧产生于西方商业社会,是典型的都市文化,艺术手段灵活多变,重视视听效果的整体呈现,追求观赏性与商业效益的一致;地方戏曲有很浓的乡土气,程式化程度较高,观赏价值更集中于演员的技艺表演。”[11]总体上也不错,但“重视视听效果的整体呈现,追求观赏性与商业效益的一致”并不仅仅是音乐剧的特点,恰恰也是“无声不歌、无动不舞”的戏曲的追求。各类戏曲在中国各地发展了千百年,得到政府支持的只是很小的部分;当年最高水平的梅兰芳剧团无疑有极高的商业效益,而农村的草根剧班更必须追求商业效益才能勉力生存。直至今日,占全国戏曲演出大多数的还是民营剧团的商业演出——没有政府补贴、没有基金会赞助的演出哪怕利润为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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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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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戏剧评论》第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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