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稼祥:谁动了我们的孔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75 次 更新时间:2007-04-04 10: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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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使得国民的精神重新振奋,每个人都知道该做什么。”

   孔子听了一笑:“嘻嘻,”然后转过头问冉求道:“你怎么样呢?”

   冉求谦和地笑了笑:“我顶多能治理方圆六七十里的小国,更小点更好。干上三年,或许可以让老百姓过上小康生活。如果要建成和谐社会,让老百姓都知道八荣八耻(‘如其礼乐’),还要另请高明。”

   孔子对冉求的话不置可否,只是对公西华说:“哎,谈谈你的想法。”

   公西华一贯衣整冠正,举止得体,像潘基文,适合做外交工作,这会儿,他不慌不忙地说:“我呀,没什么大用,但愿意学习。我喜欢做与礼乐有关的事,比如联合国开会,大家都衣冠楚楚,我去干一个小秘书长什么的可能还行。”这等于是说他可以干冉求干不了的事,但他的语气过于轻佻。

   他们在谈话的时候,曾点在孔子背后悠闲地弹着瑟,仿佛在提供背景音乐。孔子回头看了他一眼,说:“点儿,说说你的志向。”曾点听到老师问话,让弹瑟的手指慢了下来,瑟声渐稀,最后五指一拢,瑟声铿然而止,站起来回话道:“老师呵,我的志向可没有他们三个人那么高呀。”

   孔子鼓励道:“那有什么关系,各人说各人的呗。”

   曾点说:“我只是想,当春天来了,天气回暖,在农闲时节,穿上游泳衣,和五、六个大人,六、七个儿童,到沂水里游泳,在高台子上的树阴下乘凉,然后吼几嗓子,‘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手舞足蹈地回家。”

   孔子听了,长叹一声:“我就想和你一样呵。”

   对这个故事作最好注脚的,我以为并不是宋代大儒朱熹,也不是当代南子(怀瑾),而是被十个博士讨伐的小女子于丹:

   “大家别以为,孔夫子的《论语》高不可及,现在我们必须得仰望它。

   “这个世界上的真理,永远都是朴素的,就好像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一样;就好像春天要播种,秋天要收获一样。

   “《论语》告诉大家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

   “《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

   “说白了,《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

   虽然子路、冉求、公西华的人生目标都很远大,但孔子并不认为他们既能胜任又能从中找到快乐,既然如此,还不如像曾点那样,安享盛世,按照自己心意去过简单而快乐的生活。

   这就是作为生活导师的孔子,如父如兄,如师如友,这个孔子属于每一代人,属于每一个人,谁都可以对他做出自己的解释,他绝不只在几个什么博士的神龛里。

  

   三,她动了孔子,还是让孔子动了

  

   美国伟大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F.V.哈耶克对一个国家的经典重述说过一段很深刻的话:

   “旧有的真理若要保有对人的心智的支配,就必须根据当下的语言和概念予以重述。人们在过去对旧真理所做的最为有效的表述,已日渐失用,因而也就不再含有明确的意义。尽管这些旧真理赖以为基础的理念的确当性一如往昔,但其语词(甚至当它们指涉的依旧是我们在当下所面临的问题时)却已不再传送它往昔的信念;其论辩的情境也不为我们所知悉;而且它们对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也几乎无力做出直接的回答。”(《自由秩序原理》导论)。

   德国解释学大师迦达默尔也说过类似的意思:“人的语言性与在解释学问题的历史发展中发生的事情平行发生。它是在处理要求翻译的成文的传统时发生的,因为传统由于时间距离、文字的固定性、永久性事物的严格惯性这些因素而同当前发生了疏远。”(《哲学解释学》)

   这就是说,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或经典作家不论多么伟大,在当代条件下,都是冷漠的,束之高阁的,或者说是“死”的,除非用当代语言和概念让它“复活”。有人说,后古希腊时代的所有西方哲学,都可以被看成是古希腊哲学在不同时代的注脚,是有道理的。由孔子原创的儒家旧有真理,在宋明两代被周张程朱陆王诸大师用当时的语言和概念予以解释和重述后,它的生命力得以延续。当代新儒家,比如熊十力和牟中三,试图用佛教和西方原理及方法对儒家和新儒家思想加以解释和重构,虽然不能说十分成功,但拉近了它与当代生活的距离,则是毫无疑问的。

   不过,不管多么伟大的传统学说,都不一定能完全在当代“复活”。拿孔子来说,能够复活的,是他的核心政治理念——“仁”,用当代语言加以重述,就是“人道主义”,不能复活的可能是他的用家庭法则规范政治生活的制度性构想;能够复活的是作为生活导师和政治哲学家的孔子,不能复活的是作为等级制度和家长制度看门人的孔子。一句话,能够复活的是心性儒学,难以复活的是政治儒学。如果说,孔子是一头巨象,对孔子采取什么态度,完全取决于你摸到了这头象的什么部分和你对这个部分的偏好程度。

   偏好“大一统”天朝政治的人,比如蒋庆、赵汀阳和盛洪,摸到了作为政治儒学的象鼻子,就像两年没有上街的小盲童,一下摸到了一串糖葫芦,高兴得跳了起来:“哎呀呀,咱们的糖葫芦就是比麦当劳好吃呀!”其实,他的口袋里只有1块钱,买不起麦当劳。为了证明自己不吃麦当劳不是因为穷,最好是指出麦当劳根本就不是个玩意儿:

   “民主的结果是不自然的,是暗示的结果。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民主观念,因为中国哲学已经直接指向了比民主更深入的民心问题。对中国缺乏民主观念的指控是没有意义的,是对中国哲学基本精神的不理解。”(赵汀阳:《天下体系》导论)

   极其讨厌“大一统”政治的黎鸣君也摸到了政治儒学的象鼻子,惊叫道:“孔子原来就是这么个圆滚滚、粘糊糊的东西呀,真恶心!”他于是破口大骂:

   “孔夫子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他在自己所有的博客里振臂高呼。

   就在他们抓住孔子的象鼻子或骂或叹时,于丹却摸到了这头大象柔软的腹部,她告诉人们:“孔子是朴素、厚实而温暖的。”

   迦达默尔说:“解释学的出发点是构筑桥梁,在过去中重新发现最好的东西。”

   在对《论语》的解释上,我以为于丹做到了这一点,她的演讲所获得的广泛而热烈的反应表明,她重新发现了那个万世师表的孔子,并且在人们心中唤醒了他,这是近代以来所有热爱孔子和痛恨孔子的人都没有做到的,更不用说那几个写檄文的博士了。因为于丹,孔子带着他的《论语》走进了千家万户,与那些需要精神安慰的人倾心交谈。

   当然,于丹对《论语》的解读并非尽善尽美,她毕竟不是古典文献专家,也不是思维缜密的学者,她的章节设计交叉重叠,甚至可以说逻辑混乱,把“人生之道”与“交友之道”、“处世之道”并列,就是一例。按逻辑讲,“人生之道”包含了除了第一章“天地人之道”外的所有生活道理,并且与处世之道重叠,处世包括处己、处人(包含交友)和处事,从人生中扣除掉这“三处”,还剩下什么?至于对《论语》原文的误读更是不胜枚举,其中受到诟病最多的恐怕是她对这段话的解释: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于丹把“民信之矣”的“信”解释为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仰,这就是本末倒置了。孔子这里讲的是统治者要“取信于民”,要获得老百姓的信任,主动的一方是政府,而不是老百姓,因为子贡问的是如何从政。

   不过,误读或误解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东西,它有时还是发现真理的后窗。迦达默尔说:“不能把避免误解看作是解释学的特殊任务。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只有熟悉而普遍的理解的支持才使进入异己世界的冒险成为可能,才使从异己世界中找出一些东西成为可能,从而才可能扩大、丰富我们自己关于世界的经验。”

   于丹《<论语>心得》数百万册的发行量,表明她获得了这种“熟悉而普遍的理解的支持”,她进入被徐晋如们认为是自己世界的“异己世界”的冒险,也并不是空手而归,她找到了一些东西,让千百万读者感到温暖的东西。

   十个博士拿于丹和饭岛爱相比,这不仅是对一个人的不尊重,也是对孔子的亵渎。因为于丹向人们展示的并不是自己的魅力,而是孔子的魅力。

   于丹动了孔子,也让孔子动了起来,当然,是她发现的那个孔子。

  

   2007-3-31——4-2

   原载2007-4-4《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作者授权天益网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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