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飞岸:中国如何提供超越西方的现代化方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4 次 更新时间:2022-11-06 01: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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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飞岸  

  

   无论是在马克思的文本还是在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历史叙事中,现代化都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世化。不同的是,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一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最终会被扬弃和超越的人类社会的历史形态。

   现代化的中国方案,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化方案,它既要完成现代化的任务,即从农业生产方式向工业生产方式的转型,也要对受资本逻辑规范的西方现代性保持审慎和批判态度,从而为社会主义留下生长空间。

   这一方案,既要在理论上回应为什么西方现代化理论只是一种妨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意识形态,也要在实践上证明,只有突破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才能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创造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殖民体系在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冲击下瓦解。新兴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工业现代化。为了规范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路径,让它们远离苏联模式,现代化理论应运而生。但在现代化理论指导下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实践并不成功。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代化理论本身存在的误区。

   这些误区主要包括:第一,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强调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目的是实现向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转型。第二,强调发展的社会中心主义路径,把国家看作发展的障碍,在发展路径选择上主张自由放任主义。

   然而,通过研究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史,我们发现,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政治转型与经济转型并不是同步的,并且几乎所有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在其赶超阶段都曾借助国家力量扶植本国工业并实行过贸易保护政策。

   现代化理论的核心是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很多进行现代化研究的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具有制度后发优势,因而不必像先前的发达国家那样花费上百年的时间建立新制度,只需要进行制度移植就可以了。但问题的关键也许就在于制度发展的过程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历史正是不同国家根据当时所面临的具体国内国际条件探索最适合自身发展道路的历史,简单的制度移植是一种忽视过程的历史错位的观点。

   近 30 年来,发展中国家在当代主流经济学指导下进行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一步到位的激进转型方案之所以遭到彻底的失败,就在于其遵循的是一种反历史的、假定人类社会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化道路的转型方案。

   事实上,历史发展没有完全相同的轨迹,任何一国现代化的成功,都源于其在特定的时期由特定的人实施了特定的发展战略,任何试图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提出建设性方案的研究,都必须同时关照到这三个方面。因此,历史比较的视野对现代化研究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历史比较视野下的现代化研究包含两层含义:第一,现代化理论本身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研究现代化理论不能忽视其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第二,现代化本身是一系列具有因果关联的历史进程,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对后发国家按照与其相同的方式实现现代化有一定的制约。

   现代化发展史不是如传统现代化理论所言,是后发国家模仿先发国家的阶段性发展的历史。恰恰相反,现代化发展史是后发国家逐渐与先发国家模式相偏离的历史。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起步越晚,它的现代化进程就越需要在更强的组织手段下完成。

   从历史的角度看,西方现代化研究起源于冷战的需要,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世界国家急切的工业化心态,美国意识到必须在与苏联模式的竞争中规范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路径,以使其适应美国全球利益的需要,现代化理论应运而生。

   现代化理论以传统和现代的二元对立作为自身理论延伸的基石,在其看来,落后国家的欠发达状态不过是现代化起飞之前的传统状态,是落后国家与世隔绝和闭关保守造成的。只要落后国家能够向西方开放,接纳西方的现代经济政治制度,就可以逐步从后起到腾飞,最终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转型。

   这种理论认为,一切国家、民族和地区都有一条共同的现代化道路,不同的国家、民族和地区只是处于这条道路的不同阶段而已,而通向现代化的唯一通道就是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现代化理论由于实践效果甚微,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遭到了来自西方社会内部如格申克龙、巴林顿·摩尔、斯塔夫里阿诺斯和西方世界外部如依附学派的普遍质疑。来自内部的批判主要是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对现代化理论进行反思,并构建起更具解释力的新的现代化理论。而依附理论则直接指责现代化理论是一种新帝国主义工具,其试图继续维持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就必须与现行的资本主义体制脱钩。

   传统现代化理论尽管在 20世纪 60年代曾遭到彻底的批判,但在实践中因为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推广,这一理论在 20世纪80年代后主导了除亚洲之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政府缺乏具有民族意识的领袖,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也缺乏抵抗西方社会科学霸权的能力。

   正是由于发达国家社会科学的这种强势地位及其强烈的国家意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研究才更需要从历史而不是从抽象的理论出发去总结和探索现代化的经验。现代化研究需要明确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不同的历史条件决定不同的现代化路径。巴林顿·摩尔曾根据不同国家土地贵族与农民之间阶级关系和结构的差异梳理出三种不同的现代化模式:以英、美、法为代表的西方民主模式,以德、意、日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模式,以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模式。他认为这三种模式不但在发展序列上相互接续,而且在因果链条上辗转递进。西方民主道路为德、意、日法西斯主义模式开启了大门,而法西斯主义在俄国和中国的失败,又直接引爆了社会主义革命。[1]

   从这种递进关系,我们可以看出,随着现代化时间的推后,现代化的组织化程度逐渐增强。针对这种在现代化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特殊规律,格申克龙指出,由于导致某个国家落后的基本要素会以一种突出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将促使其采用本质上不同的实现工业化的制度手段。一国的经济越落后,特殊的制度因素在增加新生工业部门资本供给中的作用就越大。落后国家工业化发展过程呈现出的与先进国家明显不同的特点,不仅表现在通常更高的发展速度(工业增长率)上,而且体现在生产结构、组织结构以及制度手段等方面的差异上。[2]

   巴林顿·摩尔和格申克龙的研究提醒我们注意历史条件对现代化实现方式的影响。组织力的增强,说明后发国家面临比发达国家更加不利的实现现代化的条件,因而需要更强的发展动机和更有效的发展策略。这些不利条件表现在:一方面,发达国家出于自利动机会遏制后发国家的发展;另一方面,后发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对外转移现代化过程中积累矛盾的可能性更小,因而需要更强的内部消化能力。

   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大多数关注历史条件的变化与国家现代化模式之间关系的学者都认识到后发国家——德国、日本、苏联和中国等都需要开拓一条不同于英美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他们都认为,尽管国家和政党在现代化发展的某个阶段可以形成组织力帮助落后国家克服当时存在的发展阻力并推动现代化进程,但以国家或政党为中心的发展模式是不稳固的,其最终都需要完成向英美模式的转型。这种观点当然源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即德国、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都开始出现转型。但对这一转型的关注使大多数学者忽视了转型的程度和结果。

   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日本的转型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制度的转型,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国家的作用仍然非常重要,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发生的转型从结果来看基本上是失败的,中国更是从来没有放弃政党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对不同国家而言,不仅不存在一种统一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一种统一的有效产权模式。美国经济学家科斯、诺思等人认为,产权是一个关键的制度性因素,产权的合理与否会影响投资的积极性和有效性,产权的保护力度越大,就越有利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与否最终取决于国家对有效产权的保护程度。

   我们可以认同诺思强调有效产权的保护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但他把有效产权等同于私有产权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尽管诺思的结论是建立在对各国经济史的分析之上的,但其对材料的选取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

   事实上,产权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诺思的理论复杂得多。历史上有许多事例证明,保护某种产权最终危害了经济发展,而侵犯某种既有产权反而有益于经济发展。例如,在美国1868年著名的桑德森案中,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驳回了土地所有者们既有的获取清洁水源的权利,支持了煤炭工业——该州当时的关键产业,促进了经济发展。[3]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土地改革虽然侵犯了地主的既有产权,却为这些国家和地区随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中国的现代化经验更是如此,无论是毛泽东时代对公有产权的保护还是邓小平时代对私有产权的保护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提高了经济绩效。因此,我们认为,对于有效产权的保护而言,重要的不是保护私有产权还是公有产权,而是在何种条件下保护何种产权。

   第二,重视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历来是各种现代化理论关注的焦点。格申克龙指出,要使落后国家不断积累的“紧张”真正能够转化为引致工业革命爆发的动力是需要条件的。

   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便是落后国家的政策。如果落后国家政府未能结合本国社会经济环境适时地推行恰当的支出、税收、金融与外贸政策等,那么落后国家中原有的“落后的劣势”就不能被弱化,反而也将不断增长,从而落后国家就有可能“错过”其落后的优势本可以为其提供的爆发工业革命的机会。[4]

   对于国家在落后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学术界基本上是有共识的,但很多学者认为,对于内生型现代化国家如英国而言,现代化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自发过程,国家的作用并不重要。那些认为只要实现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就可以使发展中国家顺利实现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学者所依据的正是英国的成功经验。他们认为,自由放任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国家只是现代化过程中的障碍。

   然而,认为英国的现代化是自发形成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历史资料显示,在 19 世纪英国完全处于世界工业领先地位之前,实行贸易保护和以退税补贴等方式鼓励制成品的出口一直是英国基本的产业政策。正是在国家对工业保护的基础上,伴随着 18 世纪后半期的工业革命,英国开始扩大了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技术领先优势。

   从那时起一直到19 世纪中叶,英国在世界上的技术实力遥遥领先,同一时期英国却继续实行产业促进政策,直到其工业品在世界上具有无可替代的稳固地位时,英国厂商要求自由贸易的呼声才越来越高。1833 年,英国进行了一轮削减关税行动。1846 年,英国采取了更加重大的促进自由贸易的改革措施,废止了保护农业的“谷物法”,取消了大量工业品关税。

   所谓英国自下而上的现代化进程,只是相对于德国和日本等后发国家而言的,并不是说国家在英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不重要。像英国这样起步最早的发达国家,它的现代化进程尚且得到过国家如此重大的帮助,对于今天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国家的作用就更不容忽视了。

   需要强调的是,国家的作用正如诺思所言,既是经济成长的动因,也是经济衰退的根源,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让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不是像新自由主义那样把国家排除出现代化的进程。

第三,意识形态是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因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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