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归智:《红楼梦》与中国传统美学——美学史上的一幕悲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8 次 更新时间:2022-11-05 00: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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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归智  

   历史上有一些颇耐人玩味的现象,曹雪芹通过《石头记》对中国传统美学进行的叛逆性冲击就是这样的历史现象之一。传统的力量太强大,这种叛逆和冲击被扼杀了。夭折了的叛逆却孕育着火种,它终将死灰复燃,冲破僵硬的历史外壳而发泄其被阻遏的力量。这是一件稀世奇珍的老文物,人们终于发现了它之所以不朽的新价值;这是一幕被历史的沉沙所掩盖的美学的悲剧,终于重新被搬上舞台,展示出惊心动魄的内容。

  

   中国传统的美学内容丰富,瑰宝很多,但也有一点相当突出,即非常重视教化,文艺是否具有价值,首要的一点看它是否具有道德伦理的价值,而不是看它是否真实地发掘了生活和人生。从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到《毛诗序》说“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一直到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再往后宋元明清,两千多年来在中国思想界和文艺界形成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美学思想:文艺要为政治服务,文艺的价值与道德伦理的教化,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把“善”摆在第一位,凌驾于“真”之上。封建统治阶级要求文艺为维护封建统治的稳定、社会的稳定服务。一些进步文人要求文艺较真实地揭露某些社会弊端,也是希望引起统治者警觉,所谓“讽喻”。不管“喇叭口”面向谁,是“讽喻”统治者,还是“教化”老百姓,审美思想都是强调“善”,甚于强调“真”。

  

   这种传统观念有其积极的一面,那就是影响、培养了一种对“善”与“恶”是非分明的民族气质,但它又有非常消极的一面,尤其对中国文艺的影响,带来了很不利的后果。

  

   这种以“善”而不是以“真”为无上原则的审美价值观点长期统治和浸淫的结果,无形中助长了民族的保守心理,导致中国的文艺特别容易倾向于道德说教,特别容易出现简单化、概念化、公式化的文艺作品。其在诗歌散文,则重在“美刺”“讽喻”“教化”,使文艺成为政治要求的传声筒,而忽视对复杂的社会、对人的本质进行深刻的挖掘。其在戏剧小说,则逐渐形成一种“脸谱化”的创作倾向,塑造人物常常是“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不是绝对的好人,就是绝对的坏人,有意无意地忽视人的真实性和复杂性,忽视“这一个”,用“类型”代替“典型”。把人物分成“红脸”“白脸”的脸谱化的京剧,大概最能够集中反映中华民族这种传统的审美观念了。这种以“善”为核心的审美观,其哲学本质是推崇共性而忽视个性,轻“真”而重“善”,实质是轻“物质”而重“精神”,带有唯心主义的倾向。同时因为“善”有相对的稳定性,当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出现时,往往被传统的价值观认为是“不善”的异端,长此以往,就使民族性格趋向保守,压抑革新。因此文艺家们在创作时无形中首先考虑使作品更符合“善”的标准,而不是优先考虑如何使作品更加忠实于生活的“真”,更加追求艺术的“美”。所谓“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现实主义追求“真”,偏重表现客观的真实;浪漫主义企慕美,偏重表现主观的真实,我们主要的一种审美传统既不是纯粹的现实主义也不是地道的浪漫主义,而是货真价实的教化主义。形成这种情况,其历史背景是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和官僚制度,其思想背景是以“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相标榜的儒家思想,其基础则是亿万安土重迁的、保守的农村小生产者,是宗法性的农业社会。

  

   “善”是精神的东西,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善”的标准;而“真”却不受这些限制,虽然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真实观。然而“真”毕竟是客观的,不太容易被统治者所利用。作家只有把追求“真”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才可能追求到真正的“善”,甚至突破作家主观崇奉的“善”,而达到另一种“善”。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都是好例子,这就是所谓“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所谓“形象大于思想”,也就是“真”对“善”的胜利。

  

   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所有伟大和杰出的作家作品,都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突破了传统审美观的限制,自觉或不自觉地实践了以“真”为核心的审美思想,叛逆了以“善”为核心的审美思想,虽然其每一个作家、每一部作品表现的情况是复杂的。从《诗经》到《水浒传》,都只是不十分自觉地、在不同程度上实践了以“真”为核心的审美观,并没有在理论上标新立异,在主观上仍然维护以“善”为核心的正统审美观。中国的审美传统也有强调“真”的,如庄子的“任自然”,李白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李贽的《童心说》,等等,追根溯源,它们是道家思想影响于文艺的表现。这种审美思想对中国文艺的作用虽然也不小,却还不能与“教化中心”的审美正统相抗衡。这种审美思想强调的“真”偏重主观和性情,缺少实际的社会内容,又仅局限在诗文方面,由于从老庄发源,往往带有消极出世的倾向,所以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以“善”为核心的审美观的统治地位。只有几乎对所有的传统观念都进行了冲击的、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天才曹雪芹,才对这种具有无上权威的,以“善”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的审美观,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了挑战。

  

   曹雪芹受庄子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传统浸淫很深,他的好友敦诚、敦敏等人常把他比作庄周、阮籍、刘伶、李白、李贺。所谓“混沌一时七窍凿,争教天不赎穷愁”,“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羹调未羡青莲宠”,“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邺下才人应有恨,山阳残笛不堪闻”,等等。曹雪芹在思想上、气质上确实和庄周、阮籍、李贺这些浪漫主义先驱息息相通,所以他继承了浪漫传统中强调“真”的审美思想。但他不仅是继承,同时加以革命性的改造,注入了现实主义的内容。这无疑是受了以《史记》为代表的史传文学的深刻影响,以家族史实作为艺术创作的直接素材。他在《石头记》第一回开宗明义,借石头之口提出一套崭新的美学理论:

  

   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傍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剧中之小丑然。且环婢开口,即者也之乎,大不近情理之话。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也有几首歪诗可以喷饭供酒,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引文据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不要小看这一段话!表面看来这似乎只是一种写作方法上的不同意见,所不满的也只是“佳人才子等书又千部共出一套”,似乎牵扯不到以“善”为核心的审美观念,然而曹雪芹实在是举起了一面崭新的美学理论的旗帜,它的内容是“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反倒新奇别致”。这是以“真”为核心的审美观,与传统的以“善”为核心的审美观完全对立!而不外乎“公子落难,小姐赠金,状元及第,奉旨完婚”的“佳人才子等书”,究其实也不过是传统审美观导致的小说的末路。

  

   曹雪芹根据以“真”为核心的新的审美原则创造作品,所以《石头记》在各方面都表现出对传统审美观的叛逆和革命。在塑造人物上一反“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的陈腐教条,一举打破了“脸谱化”。《石头记》没有一个“脸谱化”的人物,没有一点公式化、概念化、简单化的毛病,作者喜爱的人物,并不忘写他们的缺点,作者厌恶的人物,也绝不予以简单的丑化,作者时刻不忘生活的真实、人情的复杂,“真”是他至高无上的审美原则,正如鲁迅所说“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在故事进展和结局上则一反“惩恶扬善”“大团圆”的传统心理,写出了一个“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完全忠于生活的真实的悲剧,彻底割除了所谓“光明的尾巴”。在曹雪芹原著中,不仅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故事是悲剧(是与程高续书所写完全不同性质的悲剧),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中的人物都入“薄命司”,她们的命运也都是悲剧,并且是很深刻的悲剧,如李纨成了一个戴珠冠披凤袄的孤苦伶仃的老寡妇,青年丧夫,老年丧子,丧失了任何精神安慰,抱着冰冷的贞节牌坊“枉与他人作笑谈”。如贾元春落了一个杨玉环的下场,“悲险之至”(脂批)。如贾惜春“缁衣乞食”(脂批),“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如妙玉“流落瓜州渡口”“红颜固不能屈从枯骨”(脂批)等等(参见拙著《石头记探佚》)。总之,是“追踪蹑迹”地再现了生活的真实,从而深刻地反映了历史的本质,而不管那“真实”是多么残酷,那“本质”是多么冷峻,而世俗的心理又是多么希望有一点“光明”,调和一下那残酷和冷峻。在构思行文上一反“佳人才子等书”的公式滥调,打破了“陈腐旧套”,从生动活泼的生活中吸取营养,“令世人换新眼目”,使读者感到真好像生活本身一样自然,毫无矫揉造作之感。《石头记》的确以其辉煌的实践宣告了旧美学原则的失败和新美学原则的胜利,真、善、美,真是第一位的,文艺追求的最高境界是真而不是善,达到了真,善也就在其中了,不真实的善是虚伪的,因而也是不美的,真、善、美应该在真的基础上而不是在善的基础上求得和谐统一。对于两千多年来根深蒂固的突出“善”的教化主义传统来说,这是一种多么危险可怖的异端邪说!

  

   这种异端邪说,这种以“真”为核心的审美观,其哲学本质是唯物主义,而那正统的,以“善”为核心的审美观,其哲学本质是唯心主义。以“真”为最高原则的审美观绝不忽视对“善”的追求,相反是极其强烈地追求着“至善”(其实,竭力追求“真”的本身也就是一种“至善”),它要求实现以真为基础的真、善、美的统一,认为只有首先追求到真,才能追求到真正的善和真正的美。因为善也不是凝固的,而是发展和变化的,随着时代的变迁、人性的发展,“善”也不断地革新和深化,而这种革新和深化正有赖于对“真”的不断的顽强追求。所以,以“真”为最高原则的审美观最终必然是追求反映生活本质的“真”,而不是浮浅的、表面的、“自然主义”的所谓“真”,这里面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对“善”的追求。《石头记》“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的写实原则,虽然有所谓自然主义的“嫌疑”,却正因此包含着革命的意义,这正是以“真”为核心的审美观的深刻性所在。《石头记》具有极深刻的思想性,即达到了极高的“善”,那正是由于作者把“真”摆在第一位,对“真”进行了深邃的发掘,发掘的结果就叛逆了传统的“善”,得到一种发生了质变的新“善”。两千多年来一直认为“忠、孝、节、义”是大善,《石头记》却通过血淋淋的真实生活画卷告诉人们:“忠、孝、节、义”是“吃人”的大恶,并且提出了与“忠、孝、节、义”截然对立的新“善”:意淫、情不情、情情、通灵……“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文死谏,武死战”是“混账话”,“世事洞明”、读书上进、“蟾宫折桂”是“禄蠹”,“在内帏厮混”“吃姑娘们嘴上的胭脂”却是“情痴”“情种”的美德……这怎能不使传统的“善”瞠目结舌、痛心疾首呢?然而,“真”——前进的历史却毫不留情地宣告:新善必须代替旧善,因为历史要发展,人性要解放,观念要革命,这是不可抗拒的。

  

因此,以“真”为最高原则的审美观也不否认“善”对“真”有一定的反作用,具有进步世界观的作家往往更容易深刻地挖掘到真实,卓越地表现出真实,但进步的世界观之所以进步正在于它顽强地追求把握真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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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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