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淑敏 刘军:委托代理理论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模式构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09 次 更新时间:2007-04-02 22:55:01

进入专题: 国企改革  

张淑敏   刘军  

  特别是政府权力机构作为初始委托人的代理人,这种代理权力的获得不是通过代理契约的自由选择,而是以国家政权为依托。国家无须获得每个初始委托人的授权,直接通过颁布法令等方式获得代理权。[4]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到国务院,从国务院到各级政府,再到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最后到国有资产运营机构,金字塔似地层层授权。因此,中国国有企业的委托是一种以行政权为基础的强制性的代理关系。

  6.委托代理激励不足,约束不强

  中国国有企业是多头管理,组织部门管人事,财政部门管资产,主管部门管立项,最终代理人没有多少自主权可使用。而且中国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报酬与其经营业绩没有直接关系,企业盈利了,对经营者的激励不够清晰,不足以刺激经营者的积极性;企业亏损了,即使是巨额亏损,只要经营者没有违法行为,充其量只是丢了"铁交椅",仍保留国有企业职工的"铁饭碗".另外,畸形的法人治理结构、只贷不管的金融机构和有名无实的社会中介机构等等都弱化了对国有企业的约束。在这种情况下,经营者不可能尽职尽责地去经营国有企业。

  

  三、分类改革国有企业,建立有效的委托代理关系

  

  目前,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思路有两个:一是以蒋一苇、张维迎、樊刚等经济学家为代表的"产权论",他们测重于产权界定、产权优化及由之决定的利益激励机制,来探讨企业绩效的决定因素,其中心观点是产权明晰是提高企业绩效的关键;另一个思路是以林毅夫、刘芍佳、李骥等经济学家为代表的"超产权论",他们强调竞争机制的作用,其中心观点是市场竞争激励是提高企业绩效的关键,是一种竞争决定论。[5]

  笔者认为,产权问题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首要问题,产权改革是国有企业能否参与市场竞争的前提,而竞争是决定国有企业的外部环境。

  从产权与竞争二维因素所决定企业绩效的相关程度看,产权变革所引致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化是必要条件,而竞争机制所牵动企业不断创新以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是充分条件。因此,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思路应该是:首先以产权论为指导,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推进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其次是以超产权论为指导,从理念上把握现代企业制度精髓,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竞争机制。

  (一)以产权论为指导,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推进国有企业分类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确定,应当与国有企业的地位与作用定位相一致。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建立与发展国有企业,不是将它作为一种普遍的占基础地位的企业制度和经济组织形式,而是作为实现社会政策目标而产生的一种特殊企业组织形式,而且国有企业数量不多,比重不超过10%.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国有企业的地位与作用必然要发生转变。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对国有经济的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将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领域缩小为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即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根据目前中国国有企业提供的产品性质和行业特点,大体上可以把国有企业分为竞争性与不完全竞争性两类。其中不完全竞争性的国有企业又可以分为提供重要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国有企业与处于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地位的垄断性国有企业。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应该采取区别对待的运营模式。

  提供公共产品行业的国有企业宜选择政府企业模式。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业,特别是提供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公共产品,如军工、航天、造币、环保、政策性银行等行业必须选择政府企业模式。政府企业,是由政府直接所有、管理和经营的国有企业,它们相当于政府的某个部门或委托代理理论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模式构建81机构。政府企业的特点是政企合一,不独立核算,无独立法人地位,企业管理者由政府官员兼任或委派。政府的职能是准确预测社会对公共产品的实际需求,决定企业的生产和投资,按政府预算提供拨款。企业的职能是实行科学管理,降低经营成本,提供优良产品和服务,支持政府政策的实施,努力不发生亏损。政府企业不可能自负盈亏,不是因经营不善而发生亏损,政府应给予补贴。[6]

  垄断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宜选择特殊法人企业模式。垄断性行业主要是指那些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和进入壁垒的基础产业,它包括基础工业、基础设施以及受国家产业政策保护的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大国,政府拥有垄断企业的所有权,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调节收入再分配、实现财务稳定等目标。因此,这类企业既不能直接由政府经营,也不能完全按照市场化的标准来改造,而应选择特殊法人企业模式,通过某种受法律保护的契约关系,明确界定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权责利关系。政府作为行使所有者职能的委托人,在与企业内部人订立合约时,要兼顾盈利目标和社会目标;企业只要履行合约,便可在国家授权下独立从事经营活动,追求尽可能多的利润。

  竞争性大型国有企业宜选择国有股份公司模式。竞争性国有企业是指那些由国家投资建成、基本不存在进入壁垒、竞争比较充分、以盈利为目标的国有企业。它们主要集中在加工业、建筑业、商业和服务业。竞争性大型国有企业宜进行公司制改造,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公司,使其成为以利润为目标,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和法人实体。

  竞争性中小型国有企业宜选择民营化。竞争性中小型国有企业具有企业规模较小、竞争程度高、市场需求变化快、所处产业重要性低、国家控制力弱等特点。因此,应将竞争性中小型国有企业推向市场,实行民营化,通过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股份合作制和拍卖出售等形式,进行资产重新组合,建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法人实体,提高竞争性中小型国有企业的经济实力,进而在市场竞争中求生存和发展。

  中国目前所推行的国有企业改革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没有明确区分国有企业的类型,笼统地要求所有国有企业实行政企分开,是不可能达到预期目标的。必须以产权论为指导,根据不同类型国有企业的特点,分别设计其改革的目标模式。

  国有企业在进行分类改革之后,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造必须规范化。首先,建立规范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各级政府加强对国有企业的实行宏观政策管理,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代表政府统一管理国有资产,行使出资人职责。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下设国有资产运营机构,代表出资人具体管理国有企业的经营行为,也就是说,规范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和运转方式应该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和各级政府制定法律法规,代表国家统一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以预算为中心,加强预算管理,国有资产运营机构以投资为中心,加强投资决策管理,国有企业以经营为中心,加强财务管理;其次,采取参股或控股等形式引进非国有股份,让非国有资本转化为股权,国有股权转化为债权,形成多元化产权主体并存的格局,国有股在公司中所占比重不作硬性规定。特别是尽可能地吸收非国有资本入股,如企业职工持股、外商投资入股、企业法人投资入股、基金投资入股、股票市场上股民入股等等,实现国有企业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从现代经济的发展趋势来看,多元化的产权结构,才能使产权清晰,建立现代企业产权制度,使企业充满活力。[7]

  (二)以超产权论为指导,从理念上把握现代企业制度精髓,建立有效的委托代理关系

  国有股份公司在建立了现代企业的组织制度和产权制度之后,管理制度的改革迫在眉睫,这也是超产权论的核心所在。超产权论承认明晰产权关系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前提,但是,建立在产权明晰基础上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改革是改制后的国有企业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关键。为此,公司制国有企业应该着手管理制度创新,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和竞争机制。

  1.完善激励和约束机制

  激励就是运用经济和非经济的方式,充分调动行为主体的积极性,发挥其最大潜能。"没有激励,就没有人的积极性,没有积极性,一切经济发展都无从谈起。激励就像汽车的发动机,汽车要走必须要有发动机".[8]中国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需要激励的行为主体包括政府官员、经营者和普通工人。这里只涉及对经营者的激励。

  目前中国国有企业经营者收入偏低且收入与业绩相关性不大,受上级主管部门制约且任职期限较短,必须进行改革。首先提高经营者的薪酬。

  经营者的工资收入应该由基本工资和效益工资组成,其中,基本工资与经营者的禀赋有关,有了基本工资,经营者不必承担生存和风险。效益工资与经营者的经营业绩和企业的长远发展相关,它包括短期的奖金红利和长期的股票期权。短期的奖金红利与企业当年的净资产增长率、利润率挂钩,长期的股票期权与若干年后企业的盈利情况相关,经营者拥有部分股权,就掌握了一部分剩余索取权,使经营者树立对企业长期经营的思想,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实现委托人利益的最大化。

  激励和约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缺一不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采取的扩大企业自主权、两权分离以及股份制试点的主要目的是充分调动行为主体的积极性,但是,所有这些改革在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相分离的情况下,容易造成软预算约束,使经营者决策时可以不对其财务后果负责。因此,完善公司制国有企业的约束机制十分必要。"激励起一个发动机的作用,约束起一个刹车的作用",[8]汽车要想开上路,仅有发动机不行,必须要有刹车装置。激励与约束并存,在激励的基础上,强化约束,不能只讲激励,不讲约束,而且有效的约束要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来实现。

  首先,规范法人治理结构。西方的法人治理结构有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关系清楚,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中国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造过程中,"新三会"(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老三会"(党委会、职代会、工会)并存,各方面关系复杂,很难协调。首先,必须严格按照《公司法》及其配套法规的要求健全公司治理结构,明确界定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权责,做到权责利相统一。在所有者在位、充分发挥股东会职能的前提下,进一步落实股东会和董事会之间的托管关系,明确董事会和经理层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强化监事会的作用;其次,要协调新老三会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要理顺党委会与董事会在干部任免上的关系,可以先党委会提条件并公布,董事会在社会上招聘,经过筛选确定几个候选人,再由党委会来确认,使党管干部与市场机制有效结合起来。另外,董事会构成中,除了政府官员、本企业职工代表和其他公民代表外,外部董事要占有一定的比例。外部董事通常从企业领取固定工资,其工资收入不受企业生产经营好坏的影响。外部董事的中立身份,使其能兼顾国有企业中各权利主体的利益,在合约主体讨价还价的谈判过程中能发挥居间调停的作用,有利于企业生产经营决策过程的优化。

  其次,强化法律约束。法律为所有企业提供了规范委托代理双方行为的一般法律框架,提供了一套具有普遍意义的法律规则。这些法律规则既能保持其客观公正性,兼顾到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又能降低委托代理双方当事人之间谈判确定规则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有了法律规则,委托代理双方当事人只需制定一些和这些规则相吻合的适合本企业情况的条文就行。法律规则以国家权威力量作后盾,具有强制性,强迫委托代理双方严格遵守,违反法律规则的行为一经发现,便会受到法律的惩处。因此,在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造过程中,一定要加强法制建设,修改完善《公司法》,制定《国有企业破产法》、《国有企业资产法》等等有关法律,健全经济法规。同时,要加大执法力度,强化法律对人员的约束,对在委托代理契约中的违约责任坚决予以追究和惩罚。

  再次,加强金融机构约束。随着银行的商业化,作为企业最大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招商银行等金融机构,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会加强对企业的约束。金融机构通过破产法,迫使经营不好的企业转移权力,进而使约束变得可信。事实上,企业债务比企业股本对企业的行为更有约束力。这是因为企业举债必须定期付利息,如果付不出,企业应该破产,其控制权将会转移到信贷者手中。企业债务是提高企业约束力的重要机制。因此,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约束作用,是约束经理人员的有效途径。最后,加强社会中介机构约束。政府应该充分利用社会中介机构对国有企业经营主体资产进行评估和认定,对国有企业经营情况进行审计和监督,对于查出有问题的政府权力机构的政府官员、国有企业的经营者等等要给予严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国企改革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微观经济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770.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