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新平:正确认识宗教,善待宗教研究——回应《是什么“宗教观”、“宗教学”?兼论“学术神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 次 更新时间:2022-10-06 01:3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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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新平 (进入专栏)  

  

   [作者按]:本文纸质版已被《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7期“争鸣”栏目刊登,同时亦登出与作者争鸣者的回应文章《不宜用个人认识中的“宗教”和从事的“宗教研究”强加于人》。争鸣者认为该刊“做到了‘客观’。因为它刊登了‘鄙作’,也毫不迟疑地准备刊登‘回应’,并通知了本人”。事实是该刊2014年第3期刊登争鸣者批评作者的文章时并没有通知作者,作者只是事后才知道,于是找该刊编辑部要来该期拜读,并通过交涉要求刊登作者的回应文章。而该编辑部拿到作者的回应文章后即给争鸣者阅读,并让其及时写好回应文章与作者文章同期发表。该编辑部删掉了作者关于无神论研究情况的部分内容以及作者文章的整个第六部分,而争鸣者回应作者这一部分内容的文字却得以保留。这是否“做到了客观”,只能让大家评说。

   争鸣者该文强调“不宜用个人认识中的‘宗教’和从事的‘宗教研究’强加于人”,事实是作者并没有“强加于人”,反而是争鸣者率先对这种“宗教认识”及“宗教研究”提出了批评,作者只是被动地对这种批评加以回应。争鸣者要对作者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提出批评,则应该认真研究作者的相关著作和论文,提出具体的批评意见,而不能自己“一头雾水”就展开空洞批评,并将其他人对作者这一研究的评论、肯定草率地视为“帮忙”。争鸣者称作者“霸气”,并举了几个例子来“实话实说”:一是作者2007年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删掉了争鸣者“关于我国宗教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一文中批余杰的内容,其实这是具体审稿的同志所为,其理由是这些内容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没有直接的关系;二是关于《信仰中国》与《渤海倡议》的观点问题,这是国内一批宗教研究学者的共同观点,既不能算在作者“个人认识”的帐上,更不是作者个人的“霸气”。所以,学术批评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不应随心所欲。

   民族团结、宗教和谐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如果民族、宗教出了大问题则可能使国无宁日。我们从事宗教研究,应该促进宗教和谐,促进宗教积极与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是作者的基本观点,也是作者长期坚持的观点。作者欢迎客观、科学、公正的学术批评,也衷心希望这些批评能真正促进宗教和谐,促进我国长治久安的发展。

  

   [内容提要]:对“宗教”怎么看、怎么办的问题,在学术研究上可以展开讨论、争鸣和批评,但必须持有客观、公正、平等、全面的基本态度,对不同观点的回应也理应全面、准确。我们的立场是坚持科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倡对宗教拉进来管的工作思路。为此,本文回应《是什么“宗教观”、“宗教学”?兼论“学术神学”》一文,并对其引文的不够之处加以补充,希望对此问题的商榷回到正常、正确的学术讨论中来。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宗教学;学术神学;基督教;无神论;信仰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3期“争鸣”栏目发表了《是什么“宗教观”、“宗教学”?兼论“学术神学”》[1]一文,而且互联网也上传了据称引自这一期但没加删减的该文,作为对笔者《科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发展中国宗教学》[2]文章的回答,并论及笔者其它文章的观点。笔者赞成该文“关于学术问题,我以为对任何人、任何观点都可以提出质疑”、以及不能“进行人身攻击或人格侮辱”的见解,主张以客观、公正、平等、全面的态度来展开学术评价和学术批评。笔者以前未曾对任何学术文章或意见发表过评议,而只是正面阐述自己的看法。针对近些年来学术界有人对我们研究所和笔者本人点名或不点名的公开批评,笔者发表了上文作为回应,但只是对事而不对人,故而既没有点任何人之名,也没有点任何文章的题目。现在面对该文,则是很明确针对笔者的批评,笔者欢迎任何学术批评,但也应该有着做出相应回应或解释的公平权利。宗教问题关涉到民族团结、国家稳定和社会和谐,我们必须对之有正确、科学的认识;而鉴于宗教研究在我国起步晚、任务重、分歧大这一现实,学界的态度则应该是呵护、关爱、善待宗教研究,对其批评、建议也理应是善意的、建设性的,坚持“双百”方针;即令不能求同存异,也仍然可以力求和而不同。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研究

   该文对笔者关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的表述进行了分析和批评,对此,笔者只想把《宗教观》中的说法原原本本陈述出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认识及宗教研究上的具体体现,因而也是我们宗教工作和宗教研究的指导思想。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的宗教研究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尤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我国宗教学发展与众不同的一个重要标志。科学地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我们宗教研究领域对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贯彻落实。因此,突出和强调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正是我们在宗教工作及研究领域对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坚持。”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还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都包含着科学社会主义的丰富内容,并没有也不可能如该文所言“排除了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实践”。而且,笔者观点所表明的就是要全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在宗教研究领域具体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即在宗教研究上有的放矢地、理论联系实际地运用好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对于我们研究所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宗教观》作了如下说明:“这些年来,我们世界宗教研究所每年都组织一次全国规模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讨会,出版了多卷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论文集,不少学者也相继推出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个人专著和文集,特别是在中央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工程中设立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专项研究,有力推动了从其资料搜集、原著翻译到专文及专题探讨的系统研究,形成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的繁荣景象。”我们研究所组织的相关研讨会也邀请了一些持有不同看法的学者参加,展开了平等、坦诚的学术对话。笔者本人开展的相关课题研究先后曾被审稿三次,每次都由包括我院领导的五位专家审定,笔者的相关研究专著也先后通过了国家宗教局、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和中宣部部领导的审阅。上述研究受到有关部门和学术界许多学者的好评,不知为何会有该文的那种指责?尽管我们的研究会存在不足之处,但这些研究不怕检验,如果人们把论辩各方的相关研究结果系统、全面、仔细地加以阅读和比较,则自然会有公论。而且,我们从来没有像该文所说的那样主张“‘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研究只能由某些人独占”,而是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人深入、系统、认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推出其研究成果和真知灼见。所以,该文应该回答的是在其看来究竟有没有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如果没有,那么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的论述是什么?如果该文认为有、而且不能被某些人独占,则应该让人们认识如何来系统、科学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对这种研究多有建设性的推动。

   二、关于宗教学的研究

   笔者不同意该文把宗教学视为基督教神学和主张宗教信仰的学科,而强调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学。笔者的确讲过西方宗教学最初来自基督教神学,甚至被一些神学院校所保留,但这不是笔者观点的全部,因为笔者所强调的是西方宗教学逐渐脱离神学而成为独立学科,而且在学术立场、观点、方法上已与神学有了本质区别。很清楚,笔者所谈论的西方宗教学是脱离神学之后独立发展的学科体系。至于宗教学、宗教研究、以及神学之间的关联和区别,笔者已有另文阐发,故不再在此赘述。笔者只想以《宗教观》的相关表述来补充该文对之有所错误的引文及其进行的评说。其实,宗教研究的范围比较宽泛,而宗教学作为学科体系却有其限定,并非该文所论“‘信者、学者、官员’的有关言论和行为”都能进宗教学的;而且宗教学是一个开放性体系,可以有不同学派,却绝没有也不可能为某人所专属。《宗教观》对宗教学作了如下论述:“在人文社科领域中,宗教学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其特点是对宗教展开客观、科学、悬置宗教信仰的系统研究。但宗教学不是凭空产生,而是有着语言学、历史学、人类学、文献学等学科背景,以及运用了比较研究、田野调研等方法。虽然宗教学的源头是‘西方宗教学’,但这一学科独立发展的特点就是脱离西方基督教神学的范围及信仰前提而倡导中立的比较宗教研究和宗教史研究。这种分离以西方宗教学创始人之一、英籍德人比较语言学家麦克斯·缪勒与德国基督教教会史家哈纳克关于‘一种宗教’(指基督教)或多种宗教研究的著名争论为标志。西方宗教学从此发展为与基督教神学分道扬镳的新兴学科,并且取得了广远的学科发展和国际影响。”该文谈到笔者说“西方‘宗教学作为神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仍保留在神学院校之内’”,却省略了笔者随后的补充说明“然而在现实发展中,这种‘宗教学’却越来越远离教会的考量,其学术研究的‘独立性’亦越来越强”,以及在同一文章中所提及的“西方宗教学的历史正是它从基督教神学中分离、解放出来的历史。在今天西方许多大学中,宗教系或其宗教学专业乃在神学院系之外独立存在,而宗教学领域的国际性组织‘国际宗教史协会’及其在各国的相应机构,都基本上没有上述‘认信神学’或‘教会神学’的色彩”。[3]

   至于宗教学在中国的发展,当然与西方宗教学有别。笔者所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以及形成中国特色和中国学派,有着中国宗教学的自我意识及独特地位。在中国宗教学每年年会中,笔者都反复强调中国宗教学发展的如下原则,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二是坚持客观、中立、科学的研究方法,不以任何宗教信仰为其研究的前提或条件;为此,笔者多次指出中国宗教研究有三支队伍,即政界、教界、学界,其中政界以现实宗教工作的需要为主,教界会在教言教、有宣教倾向,这些虽可归入较为宽泛的宗教研究,却与学科规范意义上“宗教学”的研究不同;而学界则必须保持客观、中立、科学的研究立场,形成宗教学悬置宗教信仰的研究特色;三是坚持宗教学应该推动宗教的“中国化”、使之积极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和中华文化相适应;四是宗教学要有中国问题意识、敢于创新,特别是要为我们党和政府正确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作贡献。我们在努力尝试创立中国宗教学学科体系,也积极参与了国家社科基金支持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教材课题。笔者坚持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宗教学的观点,并致力于这一学科的发展。该文显然不同意中国宗教学这些“号称学术的、马克思主义的、为党为国‘分忧’‘建言’的主张”,则完全可以提出其认为更好、更稳妥、更科学的主张来比较鉴别,争取起到党和政府的智囊、参谋作用。

该文进而论及笔者本人的宗教观问题,怀疑笔者因为从事基督教研究而“是否会受到‘基督教’对内禁锢对外排他的特性熏陶?”由此表现出了“霸气”,该文断言笔者“或许就是基督教柏拉图神学入于了他的‘气质、性格’所致”,并在此提醒笔者“‘才’很容易转化为‘愚’”;该文还引用了其感到笔者“难得坦诚”的一段话来加以证实。笔者在此不想分析上述表述是否有“人身攻击”或“人格侮辱”之嫌,只是想补充笔者说这段话的前后联系。当笔者说了这段肯定研究宗教对个人思想精神的影响之后,进而指出“由于是从一种学问、文化的进路切入宗教,我对宗教乃一种‘理想主义’、‘唯美主义’的理解,有着比现实宗教现象更高的期望。”“宗教在世俗中体现出神圣,却不应该因流俗、随俗而化解、失去神圣。在人类文明进步中,宗教自身亦处于不断扬弃、不断升华的进程中。就宗教与我国社会道德、精神文明关系而言,我们的相互理解与合作亦应该从‘社会’、‘政治’层面上升到‘价值’、‘精神’层面,真正做到与宗教界‘政治上团结合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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