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极:间接关系的人情链及其内在机制——城市中产阶层和农民工子女入学的个案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1 次 更新时间:2022-09-27 23:4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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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极  
房东、干部或雇主在帮农民工时也会盘算:如果我帮他们,他们是不是会租住我的房子久一些,或者会在我的工厂里表现得更加卖力,抑或愿意做一些繁重的工作。因此,就算城市中产阶层愿意提供帮助,也只会以有限的方式。农民工处于社会底层,资源和能力有限,不太可能有高回报。因此,其强关系往往因业务需要而暂时存在,很难延续一辈子。况且有的农民工居无定所,四处流动务工,老了则回归故土,如果为他们付出太多,得到回报的可能性亦是渺茫。

  

   相反地,城市中产阶层之间却可以比较畅通地利用间接关系,一个连一个,直到找到校长,因其身处同一社会阶层,一方面受人情面子的影响,觉得有义务帮,另一方面他们也需要积累社会资本,期待将来得到回报。这种一个帮一个的间接关系的利用,促成了“人情的流动”,让每个人都成了人情和义务传递的节点,而不只是信息传递的节点。人情能流多远,受发起人阶层地位高低的影响,也就是看发起人的面子有多大。同一阶层的人比较容易相互给面子,哪怕在农民工之间,“人托人”的人情流动也是通畅的,但从农民工连接到城市中产阶层,后者便不一定给面子了,毕竟他们对农民工的回报期望低。

  

   由此可见,农民工跨阶层找关系面临两大难题:一是他的强关系中很难有对其具有高义务的城市中产阶层,二是处于城市中产阶层的强关系对农民工群体的回报期望值很低。低阶层的人想通过间接关系找高阶层的人帮忙,一般也只能找到一个中间人,无法形成有几个中间人的“人托人”的局面,因此能获得的来自高阶层的资源非常有限。而且,“人情关系的纵向排斥”也减少了这一可能性(Ruan & Chen, 2020;阮极等,2020)。

  

   因此,跨阶层的人情流动,总是流不远。然而,在同一阶层,特别是在城市中产阶层之间,人情却可以流动到远处。人情的流动,使得一个中国人可以在更广的社会网络中得到帮助——并非直接依托很亲近的人,而是通过亲近的人,一个连一个地,连到他根本不认识的人那里,最终获得帮助。人情流动能流得多远,除了义务和回报期望,也取决于发起人的阶层和能力,农民工阶层地位低,而重要资源通常掌握在城市中产阶层手中,他们需要跨阶层才能得到“纵联社会资本”(Woolcock, 2001)。

   (三) 跨阶层间接关系的关键:“高义务节点”

  

   由于“人托人”会在两两之间产生人情债,双方的互动也会加深彼此的感情,形成人情相欠或情感相连的链条。同一个阶层的横向人情链能够延伸得比较长,而跨越阶层的纵向人情链则容易中断,除非有处于高阶层的“高义务节点”为低阶层的亲友代理,才有可能在高阶层中继续“人托人”,延长人情链。

  

   “高义务节点”一般来自角色义务,如(堂)兄弟姐妹等亲属关系,或是有巨大利益的交换义务,才会很卖力地帮他“拉关系”(在跨阶层找关系中,后者极少见)。上文讲到,如果ABCDE中,A是农民工,其他四位为中产阶层,这种“人托人”难以实现。但是,如果B跟A是关系很亲近的亲戚,如个案11中的杜先生,B便成了A的代理,他也许会对CDE说,“谁家都有一两个穷亲戚,大家帮帮忙”,大家看在B的面子上也就愿意帮了。可见,农民工要想跨阶层找关系,得到城市中产阶层掌握的资源,关键在于他有没有处于中产阶层的强关系,并且这些强关系是否对他具有高度的义务,以至于愿意为他尽力,在自己的阶层圈子里“人托人”,用高义务弥补回报期望的不足。

  

   从理性算计的角度,间接关系中的节点参与交换的动力基本是义务和回报期望的总和,其中一个较低,可以通过提高另一个来弥补。如果角色义务不足,需通过送礼、请客、卖人情来增加交换义务,也可以通过显摆自己的资源能力,来使对方产生回报期望。这也是为什么A、B两市的人喜欢在朋友面前显摆和吹牛的原因,近年更喜欢隐性显摆(网络语言称之为“凡尔赛”),这不但使自己有面子,还增加了朋友们对他的回报期望。反过来,如果回报期望低,就需要高义务来弥补,比如农民工在更高阶层找到一个角色义务很高的强关系。

  

   然而事实是,农民工一般很难找到对他具有高度义务的强关系,大都属一般的交换义务,如与他有人情往来的房东、雇主、社区干部,利用间接关系很难跨越阶层。我们观察到,农民工想让子女上好学校,难度极大,而农民工想为子女找关系进入的公立学校,在城市中产阶层眼中也是较差的(城市中产阶层会努力让孩子进入较好的,甚至是重点公立学校)。笔者研究中的两个城市,小学或初中都被人为地分为三六九等,教育资源良莠不齐。与城市中产阶层相比,农民工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就远落后于起跑线上。

  

   在笔者调研的两个城市中,事业、学业及生活中的常用重要资源一般都掌握在城市中产阶层的手中,例如入学、看病、求体面工作等,这些重要资源的“守门人”一般都来自城市中产阶层。当年,两座城市有些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健全,想得到这些资源,就必须与中产阶层“拉关系”。如果你身处这一阶层,就可以利用你的人情链,在同一个阶层中横向延伸人情链来获取资源。农民工若想获得由城市中产阶层掌控的资源,就必须跨阶层找关系,而在这种间接关系中,需要一位处于高阶层的“高义务节点”为其代理,但对于该群体来说,这种几率很小。就算某个农民工拥有一个高阶层的“高义务节点”,但若其较为势利,也会与农民工疏远。义务和回报期望是间接关系获得资源的关键,而以往关系强度的研究似乎忽略了这一点。

  

   六、结论

  

   本文聚焦于极少被学界关注的间接关系的动员过程,特别是不同阶层间接关系动员过程的对比,以及对跨阶层间接关系动员过程的研究。笔者通过对城市中产阶层和农民工找关系获得子女入学机会的个案研究发现,“人托人”的间接关系是找关系的常用形式,其本质是社会交换中的“义务”传递,这使得人情在社会网络中流动起来,个体成了人情流动的节点,形成人情相欠和情感相连的链条。“人情链”上的节点不但会判断上一个节点与自己的亲疏程度和感情深浅,还要判断上一个节点有无权势,或之前有无相欠人情,或对方能带来多大利益等因素,来决定要为上一个节点出多大的力,或是否再去“人托人”。

  

   角色义务、交换交务、回报期望是人们推动人情流动的动力。横向人情链在同一个阶层能够延伸得比较长,因其之间有较高的回报期望。低阶层节点向高阶层节点托人情的这种跨越阶层的纵向人情链难以延伸,容易在跨阶层后中断,因为高阶层节点往往对低阶层节点的回报期望过低。社会交换的动力基本是义务和回报期望的总和,二者占比不同,其中一个低了,可以通过提高另一个来弥补。人们可以通过送礼、请客、卖人情来增加交换义务,也可以通过显摆个人的资源能力来使对方产生回报期望。如果这两者都没有,就必须由处于高阶层的“高义务节点”为低阶层的亲友代理,利用其角色义务,在高阶层中继续“人托人”,延伸人情链。

  

   如果开展一项规范性的大型定量研究来测量间接关系及其作用,依托原来的关系强度理论,恐怕很难准确测量,若利用本文提出的“人情链”理论框架来进行,那么,交换义务、角务义务、回报期望三个变量都应被测量。另外,节点自身的属性,如阶层、能力、性格特点、人情练达程度也应考虑到。两节点之间以前是否相欠人情?当前节点想知道前面两个节点是什么关系,是否存在权力与服从的关系,这些前面节点的故事和关系情况对当前节点提供帮助的动力有什么影响?这些因素都应被考量。“委托”和“介绍”两种间接关系类型也需要区分并分别测量,另外,此两种类型的结合也是本研究常见的,值得探索。“同一阶层人情链较长而跨阶层人情链较短”的假设也期待接受规范性的大型定量研究的验证。

  

   本研究对推动共同富裕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相比农民工,掌握重要资源的城市中产阶层,更易利用“人托人”的间接关系获得资源,而农民工的跨阶层找关系非常困难,这使得城市中产阶层内部资源分配更加封闭,不利于实现共同富裕。需要不断完善资源分配的正式制度,以减少人情关系对公平正义的侵蚀。

   *感谢翟学伟教授在初稿撰写时提出的宝贵意见,以及匿名评审人非常有建设性的修改意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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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balet, J.,2017, “Guanxi as Social Exchange: Emotions, Power and Corruption,” Sociology, Vol. 52, No.(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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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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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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