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演说之于现代中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82 次 更新时间:2022-09-18 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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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 (进入专栏)  


演说在晚清的兴起,绝对是一件大事。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无论哪个政党、派别或个人,只要想进行有效的思想启蒙或社会动员,都离不开“演说”这一利器。

讨论晚清迅速崛起的“演说”是不是舶来品,名词考辨不重要,关键是如何看待传统中国公开表达个人立场及政治见解的缺失。关于演说技能的培养及研究之所以在古希腊罗马占据重要位置,那是由其政治制度决定的。在民主政治之下,城邦的所有重要事务均须通过公开辩论,由集体来决定,那么,“说服”便不仅仅是语言能力,更是政治工具。推展开去,日常生活中各式各样的演说,也都构成了“一道独具特色的风景线”[1]。周作人曾谈及为何在古希腊“演说术”或“修辞学”特别重要,那是因为:“这种学问在雅典民主时代特别发达,因为它在那时政治上很有实用,最重要的两点是在法庭里,两造曲直所由分,全得需要辩论,其次是在议会里,一场演说苟能抓得人心,立即大见成功。”[2]这种特殊的制度安排与文化氛围,不要说秦汉以降两千多年的专制时代,就是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也都没有出现过。不管是战国的纵横家言、汉代的盐铁论争,还是南宋的朱张会讲等,都不能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相提并论。这里的关键不在文学修养,也不在辩论技术,而在政治制度。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人众多关于演说学的论著,都必须直面这个难题,即一方面,“中国人很早就讲究说话。《左传》,《国策》,《世说》是我们的三部说话的经典。一是外交辞令,一是纵横家言,一是清谈。你看他们的话多么婉转如意,句句字字打进人心坎里”;[3]但另一方面,中国人确实不怎么擅长演说,“战国时代也有纵横捭阖的游说家;六朝时代也有言论隽永的清谈家;但不曾产生出一个Cicero,一个Lincoln”[4]。至于原因,大都将其归因于秦汉以降长期的政治及思想上的大一统:“灭绝百家,而思想一;思想一,则竞辩不行;竞辩不行,则语言不进”;“二千年来之国教,几以缄默少文为主旨,讹缪递传,牢不可破”。[5]也就是说,关键在政治制度,而不是种族、人性、修辞能力或文化差异。

西学东渐大潮的汹涌、社会结构的变异,加上朝廷管控能力的下降,这才促成了公开表达政见的“演说”在晚清的迅速崛起。因此,可以辨析晚清的演说思潮与清代宣讲《圣谕广训》的联系与区别[6],但不适合生拉硬扯,建构从古到今的“中国演说史”[7]。在我看来,演说不仅是一种“说话的艺术”,更牵涉整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与思想传统。因此,近代中国几次“演说”高潮的出现,得益于晚清的制度转型、五四的政治抗争以及抗战的社会动员。

当然,公众场合的演说,并非照搬家常聊天或友朋对话,而是包含某种特殊技巧,确实需要专门训练。据黄炎培追忆,1901年出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时,蔡元培就着意培养学生的演说能力,引领他们“成立演说会,定期轮流学习演说”,理由是“今后学人,领导社会,开发群众,须长于言语”。[8]也就在这一年,黄炎培结识了同窗好友穆湘瑶的弟弟穆藕初,两人志气相投,日后共同创办了中华职业学校、上海商科大学等。据穆自述:

辛丑、壬寅间,对外事件接踵而起,新党人物在沪上大见活动,对俄、对日同志会等风起云涌,而演说之风遂大盛。余追随其间,觉事事不如人,因此益自发愤,遂联络同志数十人,每星期学习演说。为时一年,向之讷讷不出诸口者,一变而为畅所欲言矣。余之畏葸羞缩之气质,因之而生一大变化。[9]

从早年生性腼腆,不敢当众发言,到成为上海企业家中最擅长演说者,穆藕初这个变化气质的过程,好友黄炎培乃至其师蔡元培的影响隐约可见。

可这并非蔡元培的个人爱好,在中国最早办私立大学(震旦学院和复旦公学)的马相伯,以及南开中学及南开大学的创始人张伯苓,也都特别重视且擅长演说。[10]虽然清廷未雨绸缪,1903年弹压京师大学堂师生抗俄集会后,在第二年《奏定学堂章程》的《各学堂管理通则》中特别规定:“各学堂学生不准联盟纠众,立会演说”[11],但此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根本无法阻挡。此后,演说与近现代中国的政治抗争、学术普及以及文化传播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致我们谈论二十世纪中国的启蒙与革命、战争与建设、生活与教育、运动与娱乐时,无法完全忽略那些不同历史时期或高亢如云、或低回婉转的“声音”。

我所见到的关于清末民初演说场景的描写,没有比黄炎培的《参观京津通俗教育记》更精彩的了。1914年10月13日午后二时,黄炎培驱车至崇文门外花儿寺街火神庙,现场观察一场演说。先是外部环境的描写:“庙古而屋未破,山门双辟,旁悬牌立旗,大书‘今日讲演’字样。门外小桌陈教育画数十种,皆出售者,每纸铜圆一枚,观者如堵,以一职员司之。入门,廊下悬巨幅滑稽画,一人张大口作高呼状,左右简章数条。大殿古佛一龛,讲者听者分东西向。讲坛一,黑板一,讲桌一,讲鞭一,其下设座容数十人。”接下来进入正题,简要介绍演说的全过程,并略加评述:

讲题似为劝戒烟,于三十分时间,记其讲演之内容如下:

人之知觉,脑之作用(画图),鸦片,纸卷烟,兴奋之功用,烟精(画图),卫生上之损害,经济上之损害。

讲音与讲态,以余评之,俱可予以七十以上之点数。有时兴酣,以鞭击桌发大声,听者肃静,时颔其首作领悟状。既而第二讲员上,仍前题而出以滑稽,四座精神复一振焉。[12]

地点是京师的古庙,背景有巨幅滑稽画,演说者“有时兴酣,以鞭击桌发大声”,也有“出以滑稽”,让四座精神为之一振的,此等描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传统中国源远流长的说书。这正呼应了此文开头京师名记者黄远庸的提醒:清末民初,京津地区以演说为主干的通俗教育之所以推展十分顺利,与此地民众喜欢听说书有直接关系。[13]

在大庭广众面前,公开陈述自己的政治见解,吸引广大听众并收获满堂掌声,此举说易不易,说难也不难。关键看现场氛围,以及演说者能否顺应民心(听众的趣味)、拿捏得当。大才子郭沫若曾在回忆录中用戏谑口吻总结此等演说技巧:

我是经过五卅潮涤荡过来的人,在那高潮期中讲演过好些次,不知不觉之间也就把那妙窍懂到了。的确的,你总要目中无人才行。尽管有多少群众在你面前,他们都是准备着让你吞的,你只是把他们吞下去就行了。怎样吞法呢?我告诉你,你的声音总要宏大,语句总要简单,道理总要武断。愈武断,愈有效果。最好要办到一句便是一个口号。喊口号的方法你总是知道的吧?那照例是要有宏大的声音的。但一味的宏大也不行,你总得要有抑扬,而且要先抑而后扬。一句话的表达要这样、一场演说的表达也要这样,——再说一次,总要先抑而后扬。在落尾处你把声音放大,在愈武断的地方你愈把声音放大,包管你是要受着热烈的喝彩的。千切不要贪长,千切不要说理,千切不要先扬后抑,这些都是催人睡眠的东西。懂得这些妙窍,尽管有多少群众都不够吞,人少,少得仅仅四五十人,等于一口稀饭了。[14]

作为实例,郭沫若还记下自己当初那次演讲的具体内容,全都是大话、空话、套话,逻辑混乱,比拟不伦,语句简单,道理武断,但效果极佳,一句一鼓掌,讲完还有董事拉着他的手说,你今天讲得可真好!

此等新潮的教育手段与娱乐方式,敏感的小说家自然不会错过。光绪二十八年(1902),梁启超借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驰骋想象:六十年后,中国人在南京举行维新五十周年庆典,同时在上海开大博览会,不只展览商务、工艺,而且演示学问、宗教——“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15]。借助于演说,“西学”迅速“东渐”,“群治”得以“改良”,这点没有人怀疑,只是对当下国人的演说水平,小说家大都不敢恭维。也就是说,演说确实很重要,但国人还没掌握好此传播文明之利器。[16]

正面描摹演说场中的“声音”,以及讲者与听众如何互动,还有由演说引出的时代风云和人生百态,小说家们做了很多尝试。有的立意很好,但笔墨跟不上,描写呆滞,变成了纯粹的说教。[17]如需推选一个精彩的演说场景,我倾向于吴趼人《新石头记》第十七回“味莼园两番演说,长发栈一夕清谈”。

熟悉现代中国小说的,肯定记得老舍《赵子曰》中慈眉善目的张梦叔教授演说“女权”,现场如何一片混乱[18];而钱锺书《围城》第二章中,游学归来的方鸿渐应邀在中学演说,更是出尽洋相。先是“醉眼迷离,翻了三五本历史教科书,凑满一千多字的讲稿,插穿了两个笑话”;临上场又换错了衣服,只好鸦片呀梅毒呀胡扯了一通,“不到明天,好多人知道方家留洋回来的儿子公开提倡抽烟狎妓”。[19]

与此类讽刺笔墨相对应的,是大量正面描写演说场景的中长篇小说。那是因为,从辛亥革命,到五四、五卅,再到大革命、抗日战争、土地改革等,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一旦涉及社会动员,都离不开演说,比如茅盾的《虹》、蒋光慈的《短裤党》、萧红的《生死场》等。最典型的演说场景,不妨举《倪焕之》《大波》《八月的乡村》三部作品为例。

若论有意识地借“演说”推动情节发展、凸显人物性格,当推叶圣陶1928年起在《教育杂志》上连载的长篇小说《倪焕之》。先是第2节提及倪焕之因校长的演说而深深感动,虽然“他讲朝鲜,讲印度,讲政治的腐败,讲自强的要素,实在每回是这一套,但学生们没有在背后说他‘老调’的”[20];后面第23节则“对于日来说教似的自己的演讲,他不禁起了怀疑”[21]。但最核心的是正面描写倪焕之的两场演说:呼应五四运动(第19节)与参与五卅集会(第22节)。作者饱含深情,详细描述演说者的动作、言语及精神状态。前者是“他点(踮)起了脚,身子耸起,有一种兀然不动的气概;平时温和的神态不知消隐到那里去了,换来了激昂与忧伤,声音里带着煽动的调子”[22];后者则“焕之开口演讲了。满腔的血差不多涌到了喉际;声音抖动而悽厉;他恨不得把这颗心掬示给听众。……鼓掌声呼喊声却警醒了他。他从沉醉于演讲的状态中抬起头来,看见各色的纸片正纷纷地从高空飞下。一阵强烈的激动打着他的心门,他感觉得要哭。但是立刻这样想:为什么要哭?弱虫才要哭!于是他的脸上露出坚毅的微笑”[23]。

至于下面这段文字,可谓形神兼备,是我见到的现代中国小说中描写“演说”最为精彩的:

第二个登台的是倪焕之。近来他的愤激似乎比任何人都利害;他的身躯虽然在南方,他的心灵却飞驰到北京,参加学生的队伍;他们奔走,他们呼号,他们被监禁,受饥饿,他的心灵仿佛都有分。他一方面愤恨执政的懦弱,卑污,列强的贪残,不义,一方面也痛惜同胞的昏顽,乏力。……他恨不得接近所有的中国人,把这一层意思告诉他们,让他们立刻觉悟过来。此刻登台演讲,台下虽只有几百人,他却抱着临对全中国人那样的热情。他的呼吸很急促,胸膈间似乎有一股气尽往上涌,阻碍着他的说话,致使嘴里说的没有心里想的那么尽情通畅。他的眼里放射出激动而带惨厉的光;也可以说是哀求的表情,他哀求全中国人赶快觉悟;更可说是哭泣的表情,他哭泣中国已到了不自振作强邻鄙视的地位。他的一只右手伸向前方,在空中画动,帮助说话的力量;手掌是张开着,像待与人握手的姿势,意思仿佛是“我们同命运的同国人啊,大家握起手来吧!”[24]

在现代中国小说中,像叶圣陶这样认真且成功地描摹演说场景及人物心理的,不是很多;但借助“演说”驰骋想象,推进情节,则比比皆是。

李劼人的“大波三部曲”中有不少关于演说的正面描写,尤其是保路运动中同志会演说、革命党人关于革命的论述等,演说地点则兼及茶馆、街道、公馆、办公场所等。如未完稿的《大波》第四部第一章“不平静的日子”,介绍南校场演说会的前因后果,带入观众的视角与现场氛围,还有第二天各家报纸的新闻报道方式,如标题、字体、详略、人名,以及后续的社会效应等。下面这段站在听众立场的观察与描写,可与上述吴趼人《新石头记》第十七回相对读:

董修武正在演说。远远地只能看见他那未蓄胡须的口一张一阖,一股劲在提高声音。毕竟坝子太宽敞,不像在屋子里聚音,已经不甚听得清楚,只零零碎碎抓住几句:“……我们同盟会……革命!……排满!……民族!……我们孙中山先生……光复中华!……创立民国!……实行共和!……平均地权!……我们孙中山先生……我们的主张……”而且挤在台子下的人们又都各自在发言,不晓得是评判董修武的话?抑或在发舒己见?发言的声浪并不比台上演说人的声浪低。何况还由李俊领头,几乎不断地在拍掌。[25]

至于萧军《八月的乡村》第八节“为死者祭!”,描写游击队司令陈柱在战友的葬礼上演说。大段大段的议论,夹杂若干场面描写,群情激昂,很是震撼人心。缅怀战友与动员士兵,这是任何一个称职的军事指挥员都必须做的,尤其是在战争年代。据小说称,“声音震荡着气流,震荡着围墙外面的树林,深深地,深深地向四围山谷里去消没……”[26]——那既是写实,也是象征。

从吴趼人到李劼人,众多小说家之所以特别关注那些“震荡”着现代中国的“声音”,因那既是政治,也是技术,还是文化,偶尔还牵涉美学。可以这么说,晚清以降,无数知识精英借助刚刚习得的“演说”来表达政见、传递新知、影响社会,同时变化自家气质。这里牵涉政治信仰、文化关怀、学术积累、技术训练等,需要仔细分疏。

作为一种物理现象的“声音”,只能出现在演说现场。如何借助某种技术手段,重现这个转瞬即逝的“演说现场”,是个有趣的话题。相对来说,文字最为简便,也最有效,比如当初报章上的新闻报道、演说实录,或者听众多年后的追忆,乃至小说家的驰想等。实际上,我们关于晚清以降“演说”历史与功用的研究,绝大部分都是借助文字资料。随着各种报刊数据库的建成与开放,检索近现代中国众多政治家、文人、学者的演说(无论基于人物、时间、地点,还是主题、传播、影响力等),不能说唾手可得,但技术含量显然已不太高,难度主要体现在集合、拼接与阐释。

同样涉及“演说”,本该与文字资料相辅相成的图像呈现与声音记忆,可谓寥寥无几,完全不成比例。对于研究者来说,需要着力钩稽的是关于演说的图像与声音——前者可参见我的《“演说”如何呈现——以“五四运动”照片为中心》,后者则有《声音的魅力》。[27]

随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唱片业以及无线电广播在中国都市的兴起[28],娱乐、政治以及文化的声音,开始在辽阔的中国大地及天空回荡。1950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各级领导机关应当有效地利用无线电广播》的社论,强调“无线电广播事业是群众性宣传教育的最有力的工具之一”,“特别是在我国目前交通不便、文盲众多、报纸不足的条件下”[29],利用广播进行宣传和动员,可以发挥极大的作用。农村高音大喇叭开始逐渐普及,1976年底达到了顶峰。此后,高音喇叭的影响力迅速衰落,虽也有若干重新崛起的时刻,但已不复从前。那是因为,民众受教育程度提高,加上生活方式改变,即便偏僻的乡村,单纯收听广播的人口也大为减少了。

眼看电视、网络、慕课、音频节目逐渐普及,再加上制作简便的抖音,如今若想保存以及传播某种声音,已成举手之劳。回过头看,不管是政治、文化还是学术,那种过于僵硬的“训导”或“报告”,很难再吸引听众了。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如何学习/操作/传播那些带有“表演”成分的“说话”,在短时间内迅速抓住并长久吸引听众,此等演说技能,对外影响社会,对内塑造人生,可谓前途未可限量。

我之所以专注于“演说”,除梁启超的“传播文明三利器”,更受鲁迅《无声的中国》的影响——后者在提倡白话文时,用了个形象的比喻:此乃“有声的中国”与“无声的中国”的对决。[30]接着梁启超、鲁迅的“话头”,我试图将“三利器”与“有声的中国”相勾连,阐述晚清以降的“演说”怎样深刻影响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

谈论“演说的魅力”,以及其如何训练、运作与展开,还有怎样在历史上发挥重大作用,完全可以有不同的路径与策略。最常被提及的是“开启民智”(比如晚清下层社会启蒙),以及“动员群众”(比如五四运动中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这两点已有的政治史及社会史著作多有涉及。但若将视野延伸到教育史、文学史及学术史,则“演说”的可能性大为增加。我更多关注且有所发明的,是演说如何“赞助白话”、“影响述学”以及“改良文风”。考虑到此前我已有相关论述,如《学问该如何表述——以〈章太炎的白话文〉为中心》(2002)、《学术讲演与白话文学——1922年的“风景”》(2003)、《“演说现场”的复原与阐释——“现代学者演说现场”丛书总序》(2006)、《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2007)、《“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2010)等,这里只须提要钩玄,有兴趣的朋友可自行查阅。

最早引起我关注的,是章太炎的东京讲学(1906—1910)以及创办《教育今语杂志》(1910)。此类以“浅显之语言”系统地“演述各种学术”的“讲学”,明显并非针对引车卖浆者流,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基本上是专题性质,与此前大儒之“坐而论道”不同,乃是在“哲学”“文学”这样的学科意识中展开。其次,拟想读者并非不太识字的大众,而是对国学有兴趣的留学生或海外华侨。第三,每讲都包含若干专门知识,但又穿插社会批评。最后,不管是事先准备还是临场发挥,抑或书斋里一挥而就的“拟演讲稿”,此等文字刊载于报章,对于近代中国文章风格的衍变,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31]

晚清以降,述学之文同样面临自我更新的使命。实现这一使命,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则如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新学之士积极输入新术语、新语法乃至新的文章体式,借以丰富汉语的表达能力。这一努力,符合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趋势,一直受到学界的重视。可还有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比如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蔡元培以及鲁迅、胡适等,面对新的读者趣味和时代要求,在系统讲授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提升了现代书面语的学术含量,为日后“白话”成为有效的述学工具,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回过头来,反省学界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论述,可以有几点修正:第一,《新青年》同人在提倡白话文时,确实多以明清章回小说为标本;日后讲授“国语文学”,也都追溯到《水浒传》等。可所有这些“溯源”,都指向“文艺文”(或曰“美文”),而不是同样值得关注的“学术文”。第二,白话文运动成功的标志,不仅仅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述学文章之采用白话,尤其是长篇议论文的进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第三,晚清兴起、五四后蔚为大观的演说热潮,以及那些落在纸面上的“声音”,包括演讲的底稿、记录稿、整理稿,以及模拟演讲的文章,其对白话文运动和文章体式改进的积极影响,不容低估。第四,创造“有雅致的俗语文”,固然“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32],可这个“口语”,不限于日常生活语言,还应包括近乎“口头文章”的“演说”。[33]

就在白话文运动取得全面胜利、晚清与五四两代人学术交接的1922年,国学大师章太炎、梁启超,以及新文化主将胡适、周作人,基于各自不同的文化理想,分别在上海、南京、天津和北京登坛说法,讲授各自所擅长的专深学问。讲演者使用的是白话(即便章太炎这样的古文大师也不例外),若用渊雅高深的文言来记录、整理,必须经过一番伤筋动骨的改造;以致经过“文言”这个模子出来的“讲演”,很可能尽失原先的风采与神韵。在表情达意方面,文言自有其长处,但不适合于记录现场感很强的“讲演”。回过头来,看看胡适之将“演说”与“国语文”直接挂钩——凡能演说者,没有不会做白话文的,因二者都需要有条理有层次的思考与表达[34]——还是很有见地的。至于学者的公开讲演,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白话诗文,都是在用自己的学识与智慧来协助完善白话的表达功能;换句话说,都是在“赞助白话文学”。假如此说成立,那么晚清以降蔚然成风的“讲演”,对于推广白话文,其实功莫大焉。白话能写“美文”,白话还能表达深邃的学理——只有到了这一步,白话文的成功方才无懈可击。[35]

晚清兴起的演说之风,确实有利于白话文的自我完善,以及“现代国语”的生产与成熟。除此之外,还将深刻影响中国的文章变革。若需要简而言之,可以这么描述“演说”的特点:表达口语化,故倾向于畅快淋漓;说理表演化,故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追求现场效果,故受制于听众的趣味与能力;蔑视理论体系,需要的是丰富的高等常识;忌讳“掉书袋”,故不能过于深奥,更不能佶屈聱牙。而所有这些,都将波及学界趣味以及文坛风气。“演说”一旦入文,酿成了现代中国文章的两大趋势,一是条理日渐清晰,二是情绪趋于极端。原先以典雅渊深著称的文章,如今变得直白、浅俗,“卑之无甚高论”;演说之影响文章,则可能使得表述趋于夸张,或尖刻,或奇崛,甚至剑走偏锋。[36]

晚清以降,书院改学堂,学校里的教学活动,不再以学生自修、而是以课堂讲授为中心。这么一来,所有的大学教授,多少都得学会“演说”——不管是在课堂上,还是校园以外。[37]现代中国文人学者中,有不太擅长演说,主要以著述面对读者的;[38]但更多的是兼及声音与文字,如康有为、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鲁迅、周作人、胡适、陶行知、梁漱溟、朱自清、闻一多等,都有不少精彩的“演说”传世。至于学堂开设演说课程以及组织雄辩社等,更是使得学生日后走上社会,在群众场合即席演讲时,可以做到得心应手、挥洒自如。[39]因此,谈论晚清以降的文人学者,专门著述固然重要,那些随风飘逝或因各种因缘残留在纸面上的“演说”,同样值得我们关注。

如果说在此前的论著中,我主要讨论的是演说对于现代中国白话、文体及述学的巨大影响,那么《有声的中国——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主要从图像呈现(第二章《晚清画报中的声音》)、技术储备(第三章《现代中国的演说及演说学》)、政治及美学(第四章《声音的政治与美学——现代中国演说家的理论与实践》)、现实需求(第五章《徘徊在口语与书面语之间——当代中国的工作报告、专题演讲以及典礼致辞》)等角度,讨论演说的传播、训练及功用。因为,在我看来,演说既是一种文体,也是一种社会实践,充满各种变异与可能性;既受限于特定情境,又可以借助文字、图像与录音等手段超越时空,只有动静结合,综合把握与论述,才能得到比较完美的呈现。

作为一种技术/文化,演说本身并不透明与自足,而是严重受限于外在的政治思潮及社会氛围,如何“演”,以及“说”什么,与大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比如,晚清的文化启蒙,五四的政治抗争,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战争动员,五六十年代的思想教育,“文革”期间的大批判运动,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九十年代以后的政治宣传与学术普及,以及新世纪的文化传播等,即便“即兴演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特别青睐的主题,以及特殊的表达方式。当然,也都有身不由己的内外限制——包括立场、姿态以及声调。

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乃一时代社会是否活跃、政治是否开明、学术是否繁荣的重要表征。

2022年4月25日初稿

5月5日改定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8期)

注释:

[1]“无论是在城邦政治的决策机构公民大会上,还是审判机构公民法庭上,抑或在城邦或全希腊的节庆活动、公共葬礼上,政治领袖字斟句酌的精彩演说都是一道独具特色的风景线。”见蒋保《古希腊演说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20年版,第3页。

[2]周作人:《关于卢奇安》,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希腊之馀光》,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13页。

[3]朱自清:《说话》,《朱自清全集》第三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40页。

[4]缪金源:《〈演说学〉序》,见郝理思特著、刘奇编译《演说学》,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

[5]杨炳乾编:《演说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14页;王家襄、张镜寰:《〈雄辩法〉序》,见加藤咄堂述,吕策译,王家襄、张镜寰校《雄辩法》,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10年版。

[6]参见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四章,以及程丽红《清末宣讲与演说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

[7]我不主张像宋嗣廉、黄毓文的《中国古代演说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那样,从《尚书·甘誓》入手讨论中国的演说,并引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演说家盘庚,也不主张将唐代的魏征直谏、宋代的瓦舍说书,甚至清代的《说岳全传》都当作演说来论述。

[8]参见黄炎培《八十年来》,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37页;《吾师蔡孑民先生哀悼辞》,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115页。

[9]李平书等:《李平书七十自叙·藕初五十自述·王晓籁述录》,方尔同标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9页。

[10]参见陈平原《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第三节“演说与学堂之关系”,《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

[11]参见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17、951页。

[12]黄炎培:《参观京津通俗教育记》,《教育杂志》第7卷第1号,1915年1月。

[13]“京师之民有惯习焉,业务余暇,必听讲书词、小说,久乃成癖,若日用饮食之不可离。今导以宣讲,变其义,仍其形,民之听之,若犹是书词、小说也,故势至顺而易效。南方无是。”

[14]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北新书局1946年版,第122~123页。

[15]饮冰室主人:《新中国未来记》第一回,《新小说》第1号,1902年11月。

[16]参见陈平原《现代中国的演说及演说学》,《中国文化》2020年秋季号(10月)。

[17]1917年商务印书馆刊行王理堂撰文言长篇小说《女学生》,其中第十五章讲述主人公兰儿演说办学的重要性(第52~56页),中间夹杂某报记者记录稿,从卢梭、罗兰夫人一直说到福泽谕吉,洋洋洒洒,可就是无趣。

[18]参见老舍《赵子曰》,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204~206页。

[19]参见钱锺书《围城》,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版,第46~50页。

[20][21][22][23]参见叶圣陶《倪焕之》,开明书店1930年版,第21、326、270~271、307~310页。后同。

[24]叶圣陶:《倪焕之》,第268~270页。

[25]李劼人:《大波》第三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2~403页。

[26]参见田军《八月的乡村》,奴隶社1936年版,第193页。

[27]参见陈平原《“演说”如何呈现——以“五四运动”照片为中心》,《当代文坛》2022年第4期;《声音的魅力》,《文汇报》2014年12月2日。

[28]参见葛涛《声音记录下的社会变迁——20世纪初叶至1937年的上海唱片业》,《史林》2004年第6期。

[29]参见杨波主编《中国广播电视编年史》第一卷,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9年版,第208页。

[30]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5页。

[31]参见陈平原《学问该如何表述——以〈章太炎的白话文〉为中心》,初刊《现代中国》第二辑,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收入《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2]参见周作人《〈燕知草〉跋》,《永日集》,北新书局1929年版,第179页。

[33]参见陈平原《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初刊《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收入《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34]参见胡适《中学国文的教授》,《胡适文存》卷一,亚东图书馆1921年版,第311页。

[35]参见陈平原《学术讲演与白话文学——1922年的“风景”》,初刊《现代中国》第三辑,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收入《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

[36]参见陈平原《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

[37]参见陈平原《“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初刊《中国文学学报》(香港)创刊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收入《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38]如柳亚子在晚清文坛很活跃,但因口吃,极少演说;严复、王国维学问很好,也偶有讲稿传世,但远不及文章精彩。

[39]参见陈平原《作为演说家的闻一多》,《文汇报·文汇学人》2019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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