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嘉:传统历史叙事中的法理观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5 次 更新时间:2022-08-01 14: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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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嘉  

   内容提要:中国传统史学历史悠久、渊源有自,形成了独特的叙事方式和话语体系,通过史家的书写彰显儒家传统中的重要价值观念。《晋书·刑法志》的法典叙事主要体现了儒家的正统性观念,以儒家礼刑相须的礼法关系思想叙述魏晋时期的法典沿革史,具有为唐代法典接续历史源流的重要现实目的。同时,儒法合流的历史叙事话语一方面展现了儒家君臣职分的礼法观念和法中求仁的刑罚理念,另一方面则充分记叙了法家的形式主义法理观念以及对于刑罚变革应该贴合社会现实的务实态度。透过《晋书·刑法志》的历史叙事,不仅可以加深关于传统法理观念的理解,同时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当下关于法典编纂的历史叙事,为法典化的中国法治实践提供传统资源借鉴。

   关 键 词:《晋书·刑法志》  礼刑相须  儒法合流  律学  JIN SHU  The Treatise of Criminal Law  Rites and Punishments  Confluence of Confucianism and Legalism  Legal Dogmatics

  

   自班固在《汉书》中通过“十志”记录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地理、天文等十个重要领域的事件以来,历代的正史编纂形成了以“志”来书写各领域专门史的史学传统。历代正史的《刑法志》就是史家关于前朝法律史的专门记述,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也具有如何书写历史的法律史学史意义。正如司马迁所说:“《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1](P.3297)传统史学具有“采善贬恶”的春秋笔法,对于当下的政治得失发挥了“拨乱世反之正”的重要评价功能。其中,直接关乎法制昌明与否的历史记叙当然首推专门记载前朝法制得失的《刑法志》。①历史书写者不仅“述古”,通过客观记载前朝法制变迁达到“志者记也”的目的,而且“论今”,运用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法理思想对法制历史发展的得失进行“笔削”。历代的正史编纂者不仅是博闻强识之学者,而且具有针砭时弊的政治家胸怀,体现了传统社会的主流思想观念。历史与历史书写不同,历史是既往人类客观活动的总和,而历史的书写则通过史料的选择、过滤、取舍,以服从书写者的历史观和历史评价。陈先达认为:“历史的书写不是客观历史的摄影,而是对历史问题的研究。”[2]这说明历史的书写往往可以反映一个时代关于历史观念、意识形态的主流价值,其中关于法律历史的书写往往是一个时代主流法理观念的投射。

  

   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晋书·刑法志》,因其主要呈现了汉、晋之间的“法律儒家化”这一重要的法律文明转型历程,尤为学者所关注。《晋书》是唐初的官修正史,唐太宗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颁布《修晋书诏》,启动了晋书的纂修工作。参与《晋书》纂修的皆是当时名臣宿儒,最后由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三人监修。《晋书》一百三十卷,其中“志”有十篇,共二十卷,《刑法志》列于最后。《晋书·刑法志》有意接续《汉书·刑法志》的叙事,其所主要记述的历史,是由东汉以降直至魏晋这一时期的法制变迁,主要阐明了传统律典编纂的变革与整个法律体系逐步儒家化的转型历程。《晋书·刑法志》还记载了刘颂、张斐等人的重要律学成果,其中蕴含了丰富的法理思想。过去学者关于《晋书·刑法志》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中所记载的魏、晋法理思想,对于认识中国传统法理学的发达历史具有重要意义。②但是,对于《晋书·刑法志》在历史叙事中所体现的史家本身的法理思想,以往的研究却较少涉及。透过《晋书·刑法志》所勾勒描绘魏晋之际法律变革的发展脉络,从史料的选择中可以看到儒家话语主导的“法理”观念及其对历史叙事的影响。中国古代史学发达,史家在记叙历史时所展现出其自身的法理观念往往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主流法意识和法观念,故而研究历史叙事中的法理思想可以拓宽法律思想史研究的视域。

  

   一、为唐代律典接续正统的立法源流叙述

  

   (一)《刑法志》叙事中的“正统论”

  

   儒家强调礼具有“别同异、明是非”的功能,“别同异”是要明辨政权来源是否正当,是否能够接续正统,“明是非”则是以礼来评判施政之得失。《礼记》曰:“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异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3](P.1165)王朝更迭之所以要进行服色、徽号方面的变革,其目的不仅是为新朝树立焕然一新的新气象,更是说明本朝统治的正当性来自天命,具有“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4](P.8)的意义。在儒家强调正当性理念的影响下,传统史学又有所谓“正统”之说,官修史书肩负为本朝接续“正统”的责任,故新朝鼎盛之际总要为前朝修史,以示本朝的统治正当性接续前朝的“正统”而来。饶宗颐认为:“正统理论之精髓,在于阐释如何始可以承统,又如何方可谓之‘正’之真理。”[5](P.84)传统史学中的“正统”思想并不完全是为当下政治寻找正当性依据,更重要的是具有评价当下政治法律之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功能和作用。

  

   中国传统法律史的叙事中也有非常鲜明的“正统”意识。比如,历史上的第一部《刑法志》——《汉书·刑法志》并不直接追述秦法,而是开篇从唐虞之际的战争讲起,叙述春秋战国之际的兼并之战,暗示秦灭六国是“苟任诈力”,最终必有“报应之势”[6](P.1089)。这段评论看似与法律无关,实际上是因为汉朝人认为其正统并不承续秦代。虽然从客观的史实看,汉初立法有“汉承秦制”之说,《汉书·刑法志》中也有关于萧何“攈摭秦法”来制定《九章律》的记载。但是,作为《刑法志》的历史叙述来看,《汉书·刑法志》并没有追述秦的立法情况,而是直接从圣人则天立法的法律起源时期讲起,更多的笔力放在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吞并战争上。这种对于法律源流的叙述与汉代的“正统”观念有关,时人认为汉是因诛暴秦而有天下,其“正统”来自天。故《史记·高祖本纪》载:“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弊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谬乎?故汉兴,承弊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1](P.394)这种观念在《汉书》中也有体现,并且直接影响了《汉书·刑法志》的叙事逻辑。日本学者认为:“《吕刑》中出现的‘五刑三千条’才是他(班固)法的理想。相反,用班固的主观标准衡量,春秋以来得到发展的法典则是同班固理想的法的概念相背离的东西。”[7](P.347)实际上,《汉书·刑法志》将西周时期“刑平邦用中典”的观点作为法治的理想状态,并以此为标准评价汉代立法,班固认为汉代法制主要有法条繁多和刑罚失衡的问题。《汉书·刑法志》虽大量描写“兵事”,最终落脚点却在于“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辅助也”[6](P.1091)。可见班固本意并不在于叙述“大刑用甲兵”的刑罚起源观念,而是借春秋以来的战争申明刑兵与文德之间“用之有本末”,从而突出儒家“德本刑用”的法理观念。

  

   如果说《汉书·刑法志》的书写目的在于为汉代立法接续西周法制之“正统”,那么作为唐代官修史书的《晋书》,其《刑法志》部分就有着为唐代立法叙述历史渊源的作用和意义了。唐高宗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颁布《武德律》,在此后的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唐太宗颁布了《贞观律》十二卷以及《令》三十卷、《格》十八卷,唐代的典章制度至此已经基本确立。而《隋书》的编修则起于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唐太宗下《修晋书诏》开始了《晋书》的编修工程。结合唐初典章制度确立的时间节点,不难看出唐初立法与修史几乎是相继进行的。故有学者在分析《隋书》与《晋书》的《刑法志》修史目的时指出:“《晋志》提出李悝《法经》以明唐代典章法度之‘源’,《隋志》缕述唐前法制以釐清唐代典章法度之‘流’。”[8]从唐初两部《刑法志》的内容看,《隋书·刑法志》主要考察了作为《武德律》蓝本的《开皇律》的历史源流,追述了隋《开皇律》以前南陈、北齐、北周的立法渊源,同时对于隋炀帝大业年间的繁苛法律进行了批判,为后来的唐代法典做出了历史叙事上的铺垫。而《晋书·刑法志》则叙述了东汉以降曹魏《新律》、晋《泰始律》的律典变迁史,弥补了《隋律》与《汉律》之间的传承关系。

  

   (二)追述唐代法典源流的叙事目的

  

   唐初草创之时,立法简约,高祖效仿汉初“约法三章”之意,陆续颁布了“约法十二条”“五十三条格”等禁约,务取宽简,目的是“尽削大业所用烦峻之法”[9](P.213),与民休息。待天下安定之后,唐代统治者就开始了全面立法的工作。高宗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颁布的《武德律》以隋《开皇律》为蓝本,之后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颁布《贞观律》等初唐基本法律,唐初的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如果考察唐初立法的历史渊源,不难发现其与隋《开皇律》之间的继承关系,而隋之立法又受到南北朝时期《北魏律》《北齐律》等重要立法的影响。陈寅恪论断:“元魏之律遂汇集中原、河西、江左三大文化因子于一炉而冶之,取精用宏,宜其经由北齐,至于隋唐,成为二千年来东亚刑律之准则也。”[10](P.119)因此,唐律之所以能够“一准乎礼,出入得古今之平”[11](P.712),不仅依靠唐代君臣的立法智慧,更大程度上是继承了魏晋南北朝以来法典化发展的成果。

  

   但唐律以前的法典传承情况,在唐初官修史书《隋书》《晋书》的《刑法志》完成以前,缺乏系统的历史梳理与记载。正史中仅有《汉书·刑法志》与《魏书·刑罚志》对两汉、曹魏、晋律与北魏的律令修订、刑狱改革及重大刑事案件进行了叙述。其中,对于曹魏至北魏期间,重要法典的编纂沿革,《魏书·刑罚志》几乎语焉不详,可见其作者魏收的主要写作目的在于北魏刑狱之得失,而不在于记述法典编纂。鉴于此,唐初官修正史的《刑法志》就很有必要对唐之前的立法传承情况加以梳理,这种历史叙述,不仅具有弥补前朝历史记叙不足的作用,同时也具有厘清唐律传承谱系的重要意义。

  

  

  

   梳理《晋书·刑法志》中的主要内容,可以发现其中主要包含立法和记事两条主要线索。就立法情况而言,《晋书·刑法志》中主要记载了李悝制《法经》、汉律六十篇、魏武帝制订《甲子科》、魏明帝时期制定《新律》、晋贾充作《泰始律》等五次主要立法。其中,李悝制法经和汉律六十篇属于战国与西汉初期的立法情况,原本不在《晋书》的历史叙事范围之内。《晋书·刑法志》中专门提起《法经》和汉律六十篇的意义和目的就很值得探究,关于《法经》及汉律六十篇等内容的记叙位置恰在魏明帝时期的史事之间,故其目的十分明显,主要是为后面阐明曹魏《新律》的历史意义而作铺垫。

  

《新律》的“序”中略述了前朝立法之得失,其中认为前朝立法之失主要有三点:其一,旧律“事寡罪漏”,而秦汉以来的立法虽然增加篇目,但是“更与本体相离”;其二,汉时《具律》居于中间,难以起到刑法中“总则”的作用;其三,秦汉律中常有实与名不相符之条文,一些条文未能根据其性质进行归类总结。为了清楚叙述《新律》之前的立法传承情况以及《新律》制定时所面临的东汉末年刑法之积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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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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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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