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海东:学术札记与中国古代学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5 次 更新时间:2022-07-29 2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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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海东  


札记是我国古代一种重要的著述形式,又称杂识、杂录、笔记、笔谈、丛谈、随笔、随录、漫录等,今人常以“笔记”一名统之。古代札记的内容涉及广泛,包罗宏富,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至人事,无所不赅。在种类多样的札记体著述中,有一种是以学术问题探讨为主要内容,可称之为学术札记,其间多有真知灼见,是古代学术园地中一朵绚丽多彩的奇葩。

札记是古代学术的重要载体

古人普遍重视札记在读书治学过程中的作用,认为撰写札记可以督策学人勤读深思、力学进业。如宋朱熹训诫其子说“思索有疑,用册子随手札记,候见质问”,以防怠学。清章学诚说:“札记者,读书练识,以自进于道之所有事也”,“如不札记,则无穷妙绪,皆如雨珠落大海矣……今使日逐以所读之书与文,作何领会,札而记之,则不致于漫不经心”。此外,札记写作还有利于学人存稿备忘、交流心得、练笔习文等。如明杨爵说:“或有所得,则随笔之,以备遗忘。”清段玉裁说:“学者记所心得,无忘所能,可以自课,可以持赠同人,莫善于是。”章学诚说:“(札记)毕竟要从义理讨论一番,则文字亦必易于长进。”

正因为认识到了札记撰写对于进学修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所以古代很多学者将札记作为重要的为学之具,在平时的学习、研究中常以札记来记载感悟、辑录见闻、考究原委等。如宋张载倡言“心中苟有所开,即便札记”,且常常“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洪迈“搜悉异闻,考核经史,捃拾典故,值言之最者必札之”;元陶宗仪在外劳作,辍耕休息时则探究学问,并摘树叶记其所得,贮存于盎中,“如是者十载,遂累盎至十数”,后据此编成《辍耕录》;清翟灏研究文史,“考所由来,有所得辄札记之……自壮至老,手搦翰一管,撰述无倦”。

札记为古人求知修学所倚用,在其学术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故古代的学术札记十分发达,成为传统学术的重要载体,为数甚夥,精品亦多。清梁章钜说:“子书杂家最多,而有数部不可磨灭之书,必须专读者。如班固之《白虎通义》、颜之推之《家训》、王应麟之《困学纪闻》、顾炎武之《日知录》,皆当家有其书。”清徐养原说:“杂家者流,自古有之,至唐宋而寖盛”,出现了李匡乂《资暇集》、苏鹗《苏氏演义》、沈括《梦溪笔谈》、洪迈《容斋随笔》等一大批学术札记名著,“足为考镜之资”。清桂馥说:“宋之《梦溪笔谈》《容斋五笔》《学林新编》《困学纪闻》,元之《辍耕录》,其说多有根据;即我朝之《日知录》《钝吟杂录》《潜邱札记》,皆能沾溉后学。”

以清代训诂学研究为例略作考察,即可知札记是清代学者训诂研究成果常见的载体形态。清代(尤其是乾嘉两朝)是训诂学的鼎盛时期,此时学者在训诂研究上的所闻、所思、所得,有很多是以札记来承载和呈现的。如阎若璩《潜邱札记》、臧琳《经义杂记》、王鸣盛《蛾术编》、赵翼《陔余丛考》、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桂馥《札朴》、孙志祖《读书脞录》、李惇《群经识小》、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引之《经义述闻》、陈鳣《简庄疏记》、洪颐煊《读书丛录》、严元照《娱亲雅言》、俞正燮《癸巳类稿》、陈澧《东塾读书记》、孙诒让《札迻》等学术札记,其中就多有训诂探究的内容,借此能窥见当时训诂学研究实绩之大略,甚至可以粗知清代学术的内涵、特点等。所以梁启超说:“札记实为治此学者所最必要,而欲知清儒治学次第及其得力处,固当于此求之。”

学术札记多有精妙之见

顾炎武写作《日知录》,一年之中“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积30年之功才写成此书,可见其札记乃苦心致思之所得。古代学术札记多类此,是学者们在学术兴趣的驱动下潜心钻研、深造精诣而获得的成果,或记下了学者思考某一学术问题时乍现的灵光,或载录了学者经久探索某一学术问题所得的结果……其中多有新创之见、精粹之论,具有较高的学术含量。清汪远孙说:“唐以后往往不注一书,而偶有所得,杂见于笔录丛说者,其中不乏精邃之论。”

以乾嘉学术札记的训诂研究为例,其中无论是微观的具体训释,还是宏观的理论探讨,多有精义妙论。清胡培翚说:“(乾嘉)有札记之书,所释非一经,每经不数条,顾较通释全经者时有创获。”清凌扬藻也有相近看法:“盖传注之文,全释一经,或不免敷衍以足篇目。杂家之言,偶举一义,大抵有所独得,乃特笔于书,说多可取。”可见,乾嘉学术札记所载者,多有作者在经义训诂上的创新自得之言,其价值有时甚至超过通释全经之书。札记的理论阐述也同样富有学术价值,如王引之《经义述闻·通说》集中反映了他的训诂理论,“其中批评前人望文生训和增字解经的弊病以及论经文假借各条,尤为明白剀切,为研究训诂学和注释学者所不可不反复细读的重要文献”(郭在贻语)。

由一些实例即可见乾嘉学术札记训诂研究的见解之精。例如,《尚书·洪范》:“汝则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伪《孔传》以其中“逢吉”连读,解为遇吉。李惇不以为然,在《群经识小》中辩曰:“此节通体用韵,当读至‘逢’字句绝,与上文五‘从’字、一‘同’字音韵正叶;‘吉’字另作一句……‘逢’训为‘大’,《释文》引马融云:‘逢,大也。’犹言其后必大耳。”对此,清代大儒王念孙赞赏不已,称其为“至当不易之论,可谓独有千古”。又如,倪思宽《二初斋读书记》:“(经文)先后参观,无异圣贤自为注辞。”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古人著书简而有法,好学深思之士,当寻其义例所在,不可轻下雌黄。”王念孙《读书杂志》:“凡连语之字,皆上下同义,不可分训。说者望文生义,往往穿凿而失其本指。”王引之《经义述闻》:“大氐双声叠韵之字,其义即存乎声,求诸其声则得,求诸其文则惑矣。”上引札记材料,均是对训诂实践的理论性总结,见解颇精辟。再如,严元照《娱亲雅言》:“《释诂》篇首训‘始’,篇末训‘死’,两端具矣。”梁玉绳《瞥记》:“《释训》自‘子子孙孙引无极’以下十六句,皆用韵语,如七言古诗。此训诂之创格也。”此类札记材料,昭揭了古代训诂著作的高妙精微之处,可谓独具只眼、识见洞达。

学术札记不乏内在系统性

古代札记在写作上的显著特点是:有感而发,信笔所至,了无拘束。正如洪迈所说:“意之所之,随即纪录,因其后先,无复诠次。”也如吕叔湘所言:“笔记作者不刻意为文,只是遇有可写,随笔写去。”因此,古代札记在形式上显得自由洒落、散漫无制。学术札记也当然如此,随意抒写,不事雕琢,更不措意于体系形式的建构,通常没有规整的结构框架和绵密的显性体系。

古代学术札记缺乏形式上的系统,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内在的思想理路。事实上,不少学术札记含有隐性的知识体系,即有如当下学者论析古代文论特点时所说的“潜体系”:“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体系是一种‘潜体系’……古代各种理论体系,包括文学理论体系和文学范畴体系,其深邃的思想,丰富的内容,弥漫和洋溢在一个立体网状的动态构造之中,而其平面静态的结构图式,则并不十分分明”(汪涌豪语)。学术札记的情形正似此。对一部学术札记或若干相类的学术札记进行总体性观照就会发现,尽管其中的论述文字显得零碎散杂,漫无统纪,但实际上往往是围绕特定的学术论题或论域来展开研讨的,彼此关联,暗含着立体化的、动态生成的隐性系统。比如,乾嘉时代众多学术札记中的训诂理论材料,零珠碎玑般地散见于各处,羼杂于考据性文字之中,缺乏独立的显性体系,但如果从论题或论域的视角进行宏观审视,整体把握和解读这些分散的碎片化理论材料,则知其中蕴含着相通的思想因素,潜藏着内在的知识构架及其逻辑秩序,有其隐性体系。其理论体系的内部结构实际上包括训诂条件论、训诂对象论、训诂体式论、训诂方法论、训诂弊病论、训诂发展论等部分;其每个部分又包括若干方面,如其中训诂方法论包括因声求义、依形解义、考求故训、循文求义、旁通互证、以图解经、方言证古、名字证发等方面。

总之,学术札记是我国古代学术的重要载体,凝结着前人的学术精髓和学术智慧,在今天仍有参考价值,我们应予珍视,并善加借鉴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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