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晶晶:传播主体与中国法治传播实践的变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8 次 更新时间:2022-07-28 08:57:28

进入专题: 法治传播     普法     传播主体     传播模式     传播效果  

张晶晶  
就需要最大范围最大可能地被人们知道和了解。对此,邓小平同志也多次强调,“在党政机关、军队、企业、学校和全体人民中,都必须加强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11]P360“要讲法制,真正使人人懂得法律,使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不犯法,而且能积极维护法律”。[11]P254因为,法律只有被知晓,才有可能被遵守。于是,与大立法相伴随的大普法应运而生。

  

   1985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宣部、司法部《关于向全体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五年规划》,紧接着六届人大常委会作出了《在全体公民中普及法律常识的决议》,“一五”普法规划正式展开,随后“二五”“三五”……一直持续了下来。普及法律知识,既是“法律公开”的必然要求,也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张文显教授将1978年至1997年概括为“法制创建新时期”,并把“全民普法”看作是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之一,认为“中国的全民普法运动既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和影响深远的法治启蒙运动,是一场先进的思想观念和文明的生活方式的宣传教育运动。”[12]这一时期法治传播的内容即法治传播的客体,无论是政法机构的选择,还是大众媒体的选择,都主要围绕着“法制”展开,普及法律制度、传播法律知识,意在强调知法守法。这种选择既受限于当时的法治环境,又是对国家政策的积极实施。

  

   2011年3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在法律体系形成之后,法治建设的重心必然转向提高法律体系的质量,转向法律的实施”[13];而且,十八大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并将其确定为社会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经过“法制”和“法治”的概念之争之后,观念层面的“法治”话语得以固定。此时的法治传播就“不仅要关注与法律制度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中的法律现象和法制问题,同时注重对法治意识、法治观念、法治精神、法治原则的阐发,注重对法的价值追求的体现以及对人的尊严和权利的维护”[14]P4,其价值取向就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内在价值与要求,是与“人治”相对的了。即公共领域有关“法”的信息的沟通与交流,内含法治价值与法治追求,是法治建设所需的正向舆论。同时,党的十八大确立的“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被法学界称为“新十六字方针”,也给法治传播提出了新的要求。

  

   电子媒介的纵深发展进一步使“现实中的时间、空间、资源、条件等传统壁垒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人们对信息的渴求和交流的欲望空前解放,”[7]长期的普法教育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的权利意识,立法、司法、执法等法治领域越来越多地被关注,相当多的热点事件都跟“法治”有关。如药家鑫案、彭宇案、许霆案、于欢案、反杀案以及对于《外国人居留条例》(草案)的讨论等。普通公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关注法律的有效实施,对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有着很高的要求,甚至注重在立法环节发声,期望通过立法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15]此时的法治传播主体对客体的选择如果仍以“法制”为主,势必南辕北辙,效果可想而知。事实上,对这些事件的大众媒体和个体公众传播过程中,被提及最多的不是法律法规,而是“激情杀人”“合理怀疑”“主观恶意”“法律与伦理”“正当防卫”“公民权利”等。对于政法机构传播主体而言,“从普法内容角度讲,随着法制宣传向着法治宣传的转化,立足法治实践需要的普法应当不仅局限于法律条文的普及,法律行为的实质合理性应当成为法治体系下普法内容的重点。”[16]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只有内心尊崇法治,才能行为遵守法律。只有铭刻在人们心中的法治,才是真正牢不可破的法治。”①也即卢梭所言,法律应“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17]P73。显然,根据法治实践状况的发展变化和公众需求,这一时期法治传播的大众媒体主体主要表现为对司法公正与执法严明的舆论监督,个体公众主体主要是对个体私权利和法律有效实施的讨论以及对立法的参与,法律机构由于司法体制改革和“谁执法谁普法”的要求,则更多地表现为对自身公正司法、公正执法的正面宣传。

  

   因此,随着法治建设重心的转移,法治传播主体对客体的选择也从法律制度、法律知识逐渐转向法治观点、法治意识、法治理念、法治精神以及法律行为的实质合理性等,通过大量个案的讨论和交流,严肃神秘的法治专业话语开始融入公共空间。通常是公众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引起关注进而转发,大众媒体跟进报道,相关组织包括法律机构等做出回应。虽然,在理论和逻辑层面,法治传播主体对客体即传播的内容有绝对的控制权,但在实践层面却不得不对现实做出回应。“人们在话语的互动中形成了公共舆论并发挥作用。”[18]传播过程中,事实、情绪、观点、法律、道德、权利、权力等等往往会交织在一起,显现出了法治实践的复杂性,在对复杂的法治实践的传播中引导法治所需的正向舆论,成为这一时期法治传播的主要任务,也成了政法机构与大众媒体主体的主要选择。所以,从传播“法制”到传播“法治”,法治传播主体对客体的选择也不断地从制度层面向观念层面渗透。这既是对法治实践的一种反映,也是对法治建设不同阶段的策略性促进,总体呈互动状态。

  

   (二)法治传播主体对媒介的选择:从口语文字到视听媒介

  

   就媒介选择而言,改革开放初期,根据当时的社会文化教育状况和亟须向人们普及法律的时代需求,政法机构的普法选择了口头宣讲辅以文字资料的形式。一方面,在各级各类业余法律学校、法律学习小组,由干部、法律工作者、调解员、宣传员等用讲课、辅导、答疑的形式进行口头传播;口头传播是人际传播的基础形式,是人社会化的基本方式,无论古代的“以吏为师”还是当代的“法治宣讲”,口头语言都是基础媒介。另一方面,早在80年代“一五”普法时期,就由专业人员编写了一批法律读本、法律手册,以书籍的形式传播法律知识,如张友渔先生带领一批法律工作者,编写了《公民手册》《大众法学》等,在普法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当时文字形式的法治传播还表现为宣传栏、黑板报、展板、普法横幅、标语以及各种宣传资料等。口头宣讲的优势是传播速度快、容易抵达,易于沟通和交流,在需要快速效果的特定情形下口头宣讲往往是首要选择,而辅以文字资料可以进一步巩固传播效果。随着社会各领域对法律需求的增加,法治类报刊相继创刊,如《民主与法制》《中国法制报》(《法治日报》前身)等,通过文字进行的法治传播得到了一定拓展。但由于当时人们法治意识、法律知识的相对缺乏和法治类报刊一定的专业性与阅读“门槛”,这些报刊在当时的影响力还是有限的。后来,社会的整体文化程度不断提升,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兴趣和关注度也在相应增加,报刊对涉法事件的深度报道、解释性报道与调查性报道等逐渐受到了读者的青睐,文字媒介在普及法律知识和提升法治意识方面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纸媒兴盛的同时,法治传播也开始主动借助电子媒介。20世纪80、90年代,广播、电视是家庭的必备物件,它们在给人们提供娱乐的同时,也传播信息和知识。如广播的“法律热线”、电视的法治栏目等收听收视率都是很高的。按照麦克卢汉“媒介即人的延伸”的观点[19]P33,广播跟电视是人的听觉与视觉的延伸,也就是变换了形式的口头传播与身体传播。尤其是听觉,作为电子媒介的基础知觉依据,进一步体现了口头传播这一基础身体媒介的不可或缺。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移动互联技术得到了飞速发展,截至2020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已达9.89亿,②网络与新媒体尤其是智能手机开始成为信息传播、人际交往和社会沟通的主要媒介,当然也成了法治传播的媒介选择,并且正在逐步地取代传统媒介,成为使用范围最广、影响力最大的媒介形式。其中,网络视频尤其是短视频,包括抖音、快手等,③在网络与新媒体的法治传播中占有很高的比例,其传播主体既有政法机构又有大众媒体,也有个体公众,他们要么开设自己的视频号,要么借助其它的新媒体视频平台如B站等进行传播。

  

   “媒介即是讯息”[19]P33。对于技术学派的论断,尽管有很多异议,但法治传播对媒介的主动拥抱有目共睹。从口头传播、文字传播到以报刊、广播、电视为主体的传统大众传播,再到视频化、社交化的网络与新媒体传播,传播主体媒介选择不断变化的轨迹也是人的感知觉不断延伸的体现。其中,口头传播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最初的面对面口头传播自不待言,广播、电视、短视频的核心载体和表现媒介都离不开口头语言,“在传播的有效性上,印刷品让位于广播和喇叭。”[20]P220“在口耳相传中,眼睛、耳朵、大脑以及各感官之间都协同动作,在功能上互相引导、刺激和补充。”[21]P167这是作为人类最古老与最原始传播媒介之一的口头传播不断焕发生命力的生理依据。正如麦克卢汉在给伊尼斯《传播的偏向》写的序言中所说:“口头文化在我们的电子时代复活了,它与尚存的书面形态和视觉形态建立了一种非常多产的关系。”[22]P4当然,其背后离不开技术的影响和技术对环境的再造。口头传播,作为最古老的身体媒介之一,在网络与新媒体时代已然突破了时空的限制,以视听媒介再现身体的“在场”或“远程在场”,带给人“面对面”的直接体验,而这种直接的体验恰是检验法治传播和法治建设成效的必不可少的依据。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23]P91感受即体验。在社会文化向视听转向,视听传播成为人们沟通交流的重要甚至是主要方式的时候,法治传播也顺应时代,用视听媒介带给人真实的法治体验。其中,既有媒介技术提供的便利,更有传播主体基于对受众媒介接触和使用习惯考量下的主动选择。

  

   (三)法治传播主体对受众的选择:从重点对象到全民

  

法治传播的受众,即法治传播的信息接受主体。按照麦奎尔的说法,受众是社会环境和特定媒介供应方式的产物。[24]P2因此,法治传播主体对内容和媒介的选择最终都指向受众。法治传播的受众在我国自1985年开始并延续至今的“五年普法规划”中被表述为“普法对象”。“一五”普法对象为:“工人、农(牧、渔)民、知识分子、干部、学生、军人、其他劳动者和城镇居民中一切有接受教育能力的公民。”④显然,在广泛涵盖的基础上突出了城镇居民,暗含了“先城市”的指导思想。“二五”普法对象增加了“个体劳动者”,将“城镇居民中一切有接受教育能力的公民”改为“一切有接受教育能力的公民”,根据社会发展状况和对法律的需求扩大了普法对象。“三五”又增加了“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这是由于1992年正式实施市场经济以后,企业规范经营问题成了重要的普法内容。“四五”普法则明确指出了重点对象“领导干部、司法和行政执法人员、青少年及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此时“依法治国”已正式确立,基础性的依法行政、司法公正、司法效率、司法改革引起重视,重点突出领导干部尤其是司法和行政执法人员,正是对这一国策和当时司法状况的回应。“五五”的重点对象又增加了“公务员和农民”,把公务员作为重点是对作为法治建设重要要求的“依法行政”的回应,把农民作为重要对象则是“三农”问题的体现。“六五”的重点对象又着重提到了社区居民,体现了法治触角的不断下沉和全方位关照。“七五”普法对象为“一切有接受教育能力的公民,重点是领导干部和青少年。”这是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呼应。可见,从“一五”到“七五”,普法的基本对象是“一切有接受教育能力的公民”,即全民普法,不同的时期和阶段又有所侧重。从“一五”至“三五”,虽没有明确指出“重点对象”,但先列举再兜底式陈述已然说明了重点;从“四五”开始则是在“全民”基础上强调侧重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法治传播     普法     传播主体     传播模式     传播效果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理论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5567.html
文章来源:政法论丛 2021, (6)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