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文明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7 次 更新时间:2022-07-20 17:5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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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娟  
通过这一双重批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出了同构性所掩盖的权力与权利之间真实的紧张和断裂关系。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没有严格的区分,二者是交织在一起的,经济对人的作用是通过政治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主导原则是政治。资本主义社会则是一个以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经济成为了最大的现实,而这又是以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分化为前提的。在资本主义文明中,政治的内容是由经济产生出来的,资本对于剩余价值的追寻,使得经济规律成为第一性质的规律和政治生活的要素。“政治制度就其最高阶段来说,是私有财产的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23页)但另一方面,经济又是作为权力内嵌于法律并得到存续的,所以经济与政治的同构是一个现代文明视域中的问题,也只有在现代,它才成为一个问题。二者的同构不仅表现在经济影响了政治,更表现在经济本身也成为了一种政治。经济对政治的侵入以及本身成为一种政治,使得单纯政治领域中的权利形式更多地以权力形式表现出来。政治经济是资本主义文明的世俗化表现,政治经济学则是这种世俗化表现的观念形态,经济与政治的同构导致了作为理论表征的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哲学的同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和概念是以近代西方政治哲学为前提的,二者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的“深刻的和复杂的空间”(阿尔都塞、巴里巴尔,第207页)。无论是现代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同构,还是作为其理论表征的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哲学的同构,其最本质的是资本或私有财产的“权力”与“权利”的同构。

   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主要聚焦在自然权利、自由和平等、个人主义等,自然权利问题是近代西方政治哲学家的理论起点,他们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私有财产权和社会契约论思想。自由和平等问题是他们的理论核心,自由被解读为作为权利的自由,在人们从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转变并获取自由的过程中,社会自由取代了自然自由,自然权利的平等也走向了契约的平等。个人主义问题是他们的理论归宿,个人的自由是最为根本的,这是人作为主体的确证。无论洛克开启的对思想自由和财产权利的强调,还是卢梭开启的对政治自由的强调,都体现了自由在近代西方政治哲学中的重要性。古典政治经济学为与它同构的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自由、平等原则提供了一个在现实中安放的场所,使得在政治哲学那里抽象的原则具体化。在二者的同构中,涉及到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即财产权的问题。“财产的概念以及对财产的保护,依然是所有现代政治构造的基础。”(哈特、奈格里,第9页)人类共有东西中的某些部分成为个人财产的合法性,是通过劳动把自己的本质对象化到对象的身上实现和获得的。近代西方政治哲学论证了财产权是一种自然权利,人既是自身存在的所有者也是自身劳动的所有者,通过劳动,人自然就拥有了对加诸了自己劳动的东西的权利,这种权利就是财产权,“劳动乃是与自然权利相符合的唯一的占有财产的资格。”(施特劳斯,第241页)作为权利存在的财产权是人的最基本的权利之一,也是政治自由要保障的,“政治权力就是为了规定和保护财产而制定法律的权利”。(洛克,第2页)由政治哲学所论证的财产权这一权利在经济生活中也成为了绝对的权力,这一由政治领域延及经济领域的做法,使得古典政治经济学再也无法掩盖他们的阶级立场。所以恩格斯才会说,“经济学没有想去过问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因此,新的经济学只前进了半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作为发财致富的科学,古典政治经济学根本无法克服其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的局限性。“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做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同上,第49-50页)可见,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都是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把私有财产当作了不证自明的前提。然而,私有财产的合法性恰恰是由与它同构的近代西方政治哲学证明的,即把财产权作为人的自然权利与人的自由联系在一起。财产权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财产权保护的是有产者的财产,而有产者是免除劳动的,有产者之所以能无偿地占有劳动者的劳动和劳动成果,是因为他拥有财产权。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那里,劳动确立财产权,财产权遵循的是等价交换原则,马克思则把劳动和财产权的分离转换成了活劳动和死劳动的区别,作为主体的人的劳动力要变为活劳动,只有以死劳动为前提才可能,活劳动在这个意义上被死劳动所支配,劳动中的等价交换背后蕴含着不平等,而这一不平等是马克思通过剩余价值理论揭示出来的。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商品所有权和劳动对象化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从对劳动产品的所有权利变为对无酬劳动的占有权力,“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也就越是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78页)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和资本家的主要目的,首先是把商品生产出来,而生产出来是为了占有,所有权对于劳动的确认变为了对于私有财产的确认,自由的工人成了资本家私享的财产,资本家获得了“不支付等价物便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06-107页)。占有在近代西方政治哲学那里是通过劳动确认的对于“物”的权利,这种权利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那里变成了资本对利润的占有权力,而之所以能够占有利润,是因为资本拥有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并通过所有权获得了合法性。“‘占有’这一生存方式的本质源于私有制的本质……它使每个人和每一件东西成为无生命的物,并使之从属于另一种力量。”(弗洛姆,第86页)资本的占有权力服务于资本的逻辑,注重量的增加,是一种按照预定轨道即“资本”本性进行的占有。资本的占有权力不仅把物变成了物,也把人变成了物。工人一旦进入工厂,就失去了作为生产者的主体特性,而仅仅成了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翻转使得资本不仅具有了“物”的增殖力量,更成为了一种具有“主体”性质的权力。当作为主体的人的存在需要通过对于客体的占有来定义自身的时候,人就不是主体而成为了他的占有者拥有的一个“物”了。

   以私有制为前提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必然把资本权力作为无需证明的内容。马克思之所以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入手挖掘资本主义文明的根基,是因为在资本主义文明中,现代政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与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古典政治不同,现代政治是以自由和权利为核心的,它从对形而上的道德律令的寻求转向了对现实生活中的治理和权力问题的探讨,“比之于任何一个理论家,马克思的思想都更全面忠实地阐明了现代政治的紧张与矛盾。”(汉森,第1页)近代西方政治哲学主张保护财产权的目的是为了保障自由,但是它不仅没有实现人的自由解放,还使得人更加不自由。这是因为它在保护财产权的同时完成了权力与权利的同构,使得资本增殖的权力获得了合法性的保护,客观上加深了人的异化状态。本应是紧张关系的权力与权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为一种同构关系。财产权利与资本权力的合谋,加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稳定性,使得资本主义文明的根基更为牢固。只有认识到权力与权利的紧张和断裂,人类社会才能摆脱资本主义。“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74页)这是一种新的占有方式,即通过无产者在生产和生活资料上的联合取代私人占有,使得生产能力和劳动条件属于社会财富。马克思通过改变财产权利(变私有制为共同占有),建立个人所有制,达到了消解资本权力的目的,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文明“权力”和“权利”同构模式的解构。

   三、政治经济学批判:新文明理念的“塑造”和“引导”

   古典政治经济学通过它的经济范畴构建出了一个“唯一的巨大偶像”,组成了一个永恒凝固的资本主义文明世界,从而不仅掩盖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剥削和奴役的真相,在权力与权利的合谋中确认了资本权力的合法性,更在非历史的意义上使资本主义文明成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教条。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跨出了比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更为艰难、巨大的一步:在对这一非历史性的文明教条批判的基础上,论证了这一教条走向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塑造和引导了新的文明理念。

   古典政治经济学从一般存在——“价值”开始它的体系,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则以特殊存在——“商品”作为它的出发点。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基于事实所做的“虚构的抽象”,是从一般到特殊的过程,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是基于现实所做的“历史的抽象”,是从特殊到一般的进程。这一历史的抽象不仅与虚构的抽象不同,也不同于范畴的历史演进。当马克思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时,马克思只是说在“猴体解剖”阶段的东西在“人体解剖”阶段能够被看得更清晰、更明了,而不是说可以把“人体解剖”阶段的概念直接用在“猴体解剖”阶段。然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恰恰就是把“人体解剖”阶段的概念直接用在“猴体解剖”阶段。他们把从资本主义社会推演出的一些概念抽象化和永恒化,从而使之能够运用于一切时代,进而把他们所论证的资本主义文明作为人类社会的范本,封闭了文明形态朝向未来发展的可能性。“马克思对一切其他经济学范畴都是按照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出现的特殊形态与特殊联系去理解。马克思并不把经济学的概念理解为不受时代限制而普遍有效的范畴。”(柯尔施,第11页)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要在特殊形态和特殊联系中去理解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畴,而且要论证这些范畴是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物,从而通过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达到对它的超越。

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对资本主义文明内涵的非历史性把握,这既体现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把握时代的抽象方式上,更体现在它的整个体系所使用的概念的时代内涵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超越,就是要把它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批判。资本不过是现代社会文明的另一名称,资本本身对现代社会文明的意义,却被古典政治经济学用一些不受时代限制的普遍有效的范畴所化解。“资本—利润(企业主收入加上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就是把社会生产过程的一切秘密都包括在内的三位一体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21页)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秘密在于可分配的价值是由雇佣劳动创造的,价值不是各个要素相加的结果,每一个看似独立的价值部分——利润、地租、工资,不是分别由劳动、资本和土地生产出来的。这个三位一体形式引入了劳动和土地这样的并不专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和因素,消解了资本在资本主义文明当中的绝对作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是雇佣劳动,它生产的是剩余价值,工资是为了维持工人正常的生活由资本家预付给工人的,工人只是以工资的名义得到了一部分产品的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作为“永久的抽水机”的是汲取剩余价值的资本,土地只能是“永久的磁石”。(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31页)土地所有者是不进入现实生产过程的,他只是凭借土地所有权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作为地租从资本的口袋转移到自己的口袋中而已。资本、雇佣劳动和被垄断的土地仅仅是劳动条件的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特殊形式,但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这里,劳动和雇佣劳动合二为一,资本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被私有权垄断的土地变成了同义词,使得它们具有了一种天然的属性,“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具有的为一定的历史时代所决定的社会性质,也就成了它们的自然的、可以说是一向就有的、作为生产过程的要素天生固有的物质性质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35页)这个三位一体形式还被进一步归结为“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同上,第921页),以“资本—利息”这样一种表达取代“资本—利润”,使这一形式显得更为荒谬。庸俗经济学家发挥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庸俗因素”,用利息、地租和工资这样一些概念,彻底把能够体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独特特征的剩余价值形式排除在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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