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新峰:先秦儒家德性政治理论的初步重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4 次 更新时间:2022-07-05 00: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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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新峰  

  

   摘要:儒家德性政治观念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中的“存活现象”所在多有,堪称中国政治“活着的传统”,亦构成中国本位政治理论构建的枢轴环节。在厘清“前诸子时期”关于德性政治的思想脉络的基础上,从先秦儒家原典及近人论著之中,可以爬梳提炼出先秦儒家德性政治理论的七条原理性认知,即:正德—天命正当论、利用—以义为利论、厚生—生民民本论、敬简—君道无为论、制度—礼法合治论、尚贤—贤能主治论及风化—天下文明论。

   关键词:先秦儒家  德  德性政治  中国政治理论

  

   一、德性政治是中国政治“活着的传统”

   文化学者张旭东指出:“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人不是儒家意义上的传统的中国人,但它却依旧处在传统内部的断裂和连续的历史韵律之中,包含着传统中国文化的种种元素,并以自身现实中的活动为中介,把这些‘文化因素’转化为一种崭新的价值和精神力量。”此种“新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具有“多样性、流动性和开放性”,但也呈现为“一种不断推出自身之外,但又不断回到自身基本诉求、基本认同、基本价值理念和指向的往复运动”。对于“作为新中国根基的新人”而言,“一系列近代以来确立下来的普遍观念,如自由的观念,人的尊严和平等,民主的观念,创造和对幸福的追求,等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的伦理基础、文化基础、政治基础、道德基础,是她合法性的真正来源;但她的合法性本身,又同时是来自这些普遍价值观念的超越,更确切地讲,来自对这些普遍价值在具体历史时空里的对象化、物化、体制化力量的颠覆,来自普遍性内在的激进性,来自在更彻底的普遍性中追求自我认同的意志。”诚然,近现代中国政治话语中的正当性乃是世俗化的、以“去道德化”为标志的,呈现为自由、民主与富强这三个正当性轴心。甚至从西方现代政治与古典和中古的关键断裂来看,自马基雅维利以降,修身术(soulcraft)与治国术(statecraft)的“旧联盟”已告终结,而个体权利(individual rights)取代自然正当(Natural Right),与“自由的观念,人的尊严和平等,民主的观念,创造和对幸福的追求”等“近代普遍观念”一道,成为西方乃至中国“新人”的认同所系。然而,在断裂之余,国人还存在着对于“基本诉求、基本认同、基本价值理念和指向”等“传统文化因素”的延续现象,并在稽古开新中不断熔铸出新的自我身份。

   论者咸知,儒家学说扮演着上述“基本诉求、基本认同、基本价值理念和指向”等“传统文化因素”的主要提供者角色,并在中华政治史中将其思想观念底定为法典制度。章太炎曾拎出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相较于他国制度的四大优长:“中夏政制,长于异国者四物:一曰仁抚属国,二曰教不奸政,三曰族性无等,四曰除授有格。”“仁抚属国”的对立面乃是殖民主义与霸权黩武,“教不奸政”的对立面乃是神权政治与政教合一,“族性无等”的对立面是种姓制度与阶级固化,“除授有格”的对立面则是官制不彰与举贤无方。陈寅恪则进一步指出:“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王国维则作出著名论断:“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而其核心变革,当属“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遂得“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殷周制度论》)“德”遂成为西周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内在凝聚力。而以“德”为核心精神气质之“礼”,则成为西周“君子”文明教化过程(civilizing process)的必由之路。这种“道德之团体”,实际上也是某种“政治共同体”或“文化共同体”。“从政治制度的层面上看,西周创设的礼乐制度建构了‘德政’的政治传统,即后世所艳称的‘王道’。”

   郑开的《德礼之间——前诸子时期的思想史》一书,深入而有力地剖析了“德”在前诸子时期社会、文化各个层面的真正义涵,力图表明“德礼之间”的社会建构构成前诸子时期的中国思想主题,“德”实乃早期中国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原则,是中国所以成为中国的文化标准和思想尺度,是哲学时代“道”之突破的渊源和背景,更是后世道德观念、价值理想、宗教生活和文化精神的核心;因此,应回溯并激活“德”的伟大传统,将隐含于其中的价值精神投射于未来。郑开发现,道德伦理意义上的美德正是脱胎于政治美德,并扩展至政治、社会、民族、宗教和道德各层面。周人开创性地发现和提出“天命靡常”与“天命在德”的命题,周代所施行的包括封建、宗法制度以及“存灭国、继绝祀”等内容的“德政”,正是以“德”为导向的政治理念和模式。这一理念和模式同时也使西周得以持续扩展政治版图,不断促进族群融合,最终形成我国早期的政治—文化形态。拥有“中国意识”的中华民族之形成实有赖于此,形成且发扬于前轴心时期的思想文化传统的基础亦由此奠定。

   对于郑开所言的“德政”或“以‘德’为导向的政治理念和模式”,李若晖则在近年研究中以“‘德性政治’的方法”称之,并作出精彩阐发:

   社会行为的公共性即为政治,包括政治哲学与政治制度;社会行为的个体性(包含但不限于个人性)即为道德,包括道德哲学与道德范式。政治与道德共同构成了社会性行为,在此中政治与道德的结合则成为德性政治: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设计的政治哲学导向,正是指向德性之养成。

   在诸子的制度设计中,人之德性养成与国家结构中的等级设置是密切相关的。其具体表现为:既根据德性来设置等级,以掌控具有该德性的人之类型;又以国家机器的运行来使特定等级的人养成国家所需的德性。质言之,就是既以德性设计制度,又以制度养成德性。德性和制度构成了一定人群的基本行为模式。而对行为模式予以解释,为何必须如此行为,亦即何谓道德的问题,对道德提供论证的是哲学思想。行为模式的可能性,亦即何以能够以此行为模式行事的根基,则是与德性和制度相适应的社会形态。于是哲学思想、伦理道德、政治制度、社会形态四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一整体,可以称之为德性政治。

   李若晖虽以“方法”谦称其德性政治研究,实已揭示出“德性政治”本身即由“哲学思想、伦理道德、政治制度、社会形态”“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抟造的“整体”。此认识颇有类于金观涛、刘青峰所言的“普遍一体化结构”:

   中国传统社会的特殊性正在于社会组织各层次的整合是依靠文化系统的功能实现的。发挥文化系统功能的前提是用某种思想方式将各种观念和价值结合为统一的整体。……事实上,依靠价值系统和观念系统的互相整合而形成社会各个部分互相维系的组织机制,不仅在汉代到清朝两千年传统社会中存在,而且支配着中国社会近现代变迁甚至今天的社会生活,它构成我们成为普遍一体化结构的模式存在。

   虽未明确使用“德性政治”这一术语,甚至对传统中国政制的若干相关方面存有保留乃至批判意见,但近年来两位法学家的研究均体察到此种儒家政治理想的当代价值。张千帆挖掘中国古典哲学传统中的人格尊严(human dignity)思想,试图以其为新的话语体系核心,作为建造中国宪制大厦的起点及沟通中国与世界文明的桥梁。他指出:“当代儒学的根本任务显然不是用已经僵死的传统政治教条拖累仍然具有活力的道德伦理,而恰恰是用富有生命力的伦理内核——人格尊严——来激活并重构中国道德与政治哲学。”陈祖为志在用儒家“善”的理念来重新规定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的角色和功能,提出所谓“儒家政治致善主义”(Confucian political perfectionism)。与张千帆一样,陈氏在对儒家思想进行“哲学重构”(philosophical reconstruction)时,也以德性政治作为核心质料:“简言之,儒家理想社会本质上是伦理或道德的,它没有预设什么最佳的外在生存条件,也不假定某种有利的自然环境或人对大自然的驾驭。儒家理想的唯一内容就是昌盛的伦理道德精神,以及源自这种精神的一系列丰湍的社会和政治关系。”

   尽管前文已略述儒家德性政治在传统中国的历史呈现,但其在当代中国政治之中是否仍然有其流风遗韵,抑或已然成为纯粹僵死的文物了呢?王光松曾以孔子“有德无位”解释史为线索,从“史”的角度追溯了该问题的生成及儒家“德位合一”政治信仰的由来,进而从“论”的角度对孔子“有德无位”解释史的话语结构进行了分析。他指出:

   在把握儒学与中国现代世界的关系时,人们往往关注儒学在中国现代世界中显性断裂的一面,而对其在现代世界中隐形延续的一面则重视不够。可以说,以追求德性政治为特征的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主要是由儒家塑造而成的,这一政治文化传统在中国现代世界中并没有伴随科举制的废除、历次激进主义的冲击而退出历史舞台,它仍然顽强地活在我们的现实中,将这一存活现象辨识出来是谈论儒家政治哲学现实意义的前提。

   王光松列出的德性政治的“存活现象”,既包括港台新儒家出于“儒者身份”,“仍然要从内圣开出民主政治”,可谓“‘德位合一’观念在现代儒生之心灵中的存活”;也包括“在大众的心灵中”的存活,亦即“民众习惯在‘德’‘位’之间的思维框架中思考政治事务,并追求德性政治”,“人们期望当政者有德,并将诸多政治问题的解决也寄望于当政者的修德上”。与此相仿,牛津大学项飚教授在其关于“普通人的‘国家’理论”研究中指出,尽管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和政府提倡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分化,视“社会”的发育为改善民生的结构性条件,但在普通人看来,“国家”依然是最受认同的范畴,其总体上的正当性不可置疑,且具有高度的道德性;而“社会上的”人和事则意味着“不正规”和“不可靠”,甚至地方国家机构相比于中央国家也具有更低的可信程度,作为道德化身的(中央)国家和作为直接讨价还价对象的(地方)国家之间的并存和交替,是当代中国“普通人”行动策略的一个核心。德性政治传统的另一“存活现象”,乃是执政党对其领导下的干部队伍的高度德性要求。我国宪法第一条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三十五条指出:“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要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党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选拔干部,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反对任人唯亲,努力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2019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了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的六项原则,第一项是根本性的政治原则即“党管干部”,第五、六两项是制度原则即“民主集中制”及“依法依规办事”,第三项是技术原则即“事业为上、人岗相适、人事相宜”,而第二、四两项则堪称素质原则即“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五湖四海、任人唯贤”以及“公道正派、注重实绩、群众公认”;这里所说的素质原则,浸润着“为政以德”的德性政治传统,而随着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领导干部要讲政德”的要求,加强干部“政德”建设更成为当前党的建设领域的重要内容。

更为重要的是,德性政治传统在当代中国的“存活现象”,绝不仅仅体现在上述对于“儒者”“普通人”及“(党员)干部”等群体政治认知取向的影响,甚至不仅仅体现在金耀基所谓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推动力的“社会化儒学”方面,而是更加深刻地体现在被金耀基判为“早已死亡”的“制度化儒学”之中,对于当代中国政治系统具有结构性的影响。刘小枫曾阐明:“没有世界性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结构和近代自然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是不可设想的。但若没有犹太—基督教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也是不可设想的。同样,中国知识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没有世界性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结构对中华帝国的冲击和近代自然科学理论对中国知识人的刺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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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孔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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