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胜 曾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的《实践论》《矛盾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1 次 更新时间:2022-06-23 22:3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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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胜   曾嵘  
形成了一个完备的理论体系,既在内容和形式上渗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又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论证。

   第一,从宇宙论的高度来说明对立统一法则是区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根本标志,明确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矛盾论》开篇就点明了形而上学的缺陷,在这一宇宙观中,万事万物一旦产生就永远不变,发展的变化只是数量上的增减以及所处地点的变更26。同时,事物在数量上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这类变化,是由于外部的事物发挥了推动作用27。这种孤立、静止和片面的观点,主要体现在西方“神创”思维而产生的神学世界观,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机械世界观。中国也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28,但同时毛泽东又指出,在中国古代就已经产生了辩证法的宇宙观29。古人在先秦时就发现了事物的变化是由于其内部矛盾双方的相互作用,看到了对立面的相互转化、相互依存,提出了阴阳互感、相反相成等辩证思想。同样的,唯物辩证法也认为,世界是处于普遍联系与变化之中的,并且这一联系与变化的根据就在于,事物内部存在着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30。不仅如此,矛盾既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之中,同时任何一个事物的发展过程中都存在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所以说,“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31。不可否认的是,正是由于先秦以来形成的辩证思维的传统,使我们不同于西方机械的形而上学,而更接近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在二者共通的思想基础之上,毛泽东得以汇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形成了系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体系。

   第二,创造性地阐释了矛盾两种基本属性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是事物或事物之间的对立和统一及其关系,毛泽东借用了中国古代的“矛盾”概念将其归纳为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矛盾的两种基本属性,是矛盾双方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因此,对立统一规律的关键就是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首先,《矛盾论》认为,矛盾双方共同处于一个统一体,并且矛盾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32。中国哲学很早就有关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思想,《周易》提出“刚柔相推而生变化”33,“一阴一阳之谓道”34,这是说阴阳交感而化生万物,认为万物的氤氲造化是由于事物内部矛盾的彼此作用;老子也看到了矛盾的同一性,指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35。矛盾双方是对立的统一体,皆以彼此的存在为前提。关于矛盾转化的思想,在先秦哲学中同样有迹可循。《周易·泰卦》说道:“无平不陂,无往不复。”郑玄对其注曰“泰之极而否之始也”36,此言物极必反,即矛盾双方发展到极致,就会有向对立面转化的趋势。老子言“反者道之动”37,阐述了一切事物都具备向对立面转化的可能性,毛泽东更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引用老子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来证明在一定条件下矛盾之间可以相互转化38。

   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古代哲学家们只能从经验事实中观察到矛盾的普遍存在,这导致中国传统辩证法是一种朴素的、经验性的辩证法,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缺陷。如“阴阳”之气、高与下、难与易等,这都是对自然、社会、人生现象和历史事实的直观说明,对彼此之间的相互对立与转化的说明也都表现为经验归纳的叙述方式。这种形态的辩证法思想广泛地包含了社会历史、政治、人生等各个领域的经验,体现了古哲们对于社会现实的密切关注,传达了中国传统的重人间世的实践取向。而正由于这种朴素辩证法还没有脱离经验形态,也就无法达到必然性的高度,无法成为一般的思维规律和方法论的指导原则。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掌握了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对中国古代辩证法的不足加以弥补,使其从经验形态上升到理论形态,并融铸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

   如前所述,古代哲学家们所言的“阴阳”“有无”“平陂”“福祸”等,相较而言都是对具体事物或具体属性的描述,只有当人类思维进一步发展时,才逐渐产生了对具体的抽象。在《汉书·艺文志》中,古人对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认识就进一步深化了,提到“……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39。后来毛泽东直接将其继承为“相反相成”的命题,他认为,所谓“相反相成”,就是对立统一40。这是对矛盾的一般、抽象的描述,超越了具体性和朴素性。“‘相反’就是说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得了同一性。”41这样,矛盾的实质被概括为“相反相成”,即既对立又统一,万事万物都按这对立统一的规律而发展变化。毛泽东作为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者,基于对当时革命形势特殊性的认识,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探索革命道路,创造性地把“相反相成”的辩证法运用于实际战争,他在《论持久战》中提到“怎样解释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呢?岂非与‘保存自己’相矛盾?不相矛盾,是相反相成的。……部分的暂时的牺牲(不保存),为了全体的永久的保存”42,讲述了“牺牲”与“保存”之相反相成。可以说,正是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构成了《矛盾论》的现实基础,《矛盾论》则是他在吸收古代“阴阳”和“矛盾”学说的基础上,从哲学高度对“相反相成”辩证法作出的理论说明。

   更进一步地,毛泽东还汲取了中国哲学中更抽象的“两一”来解释“矛盾”,所谓“一”就是矛盾的统一体,“两”就是该统一体内部矛盾着的双方,较之“相反相成”,“两一”的说法在形式上更具普遍性和一般性,更能体现对于“矛盾”的辩证本性的概括。传统儒家的“两一”之说传承久远,《易传·系辞上》曰“《易》有大极,是生两仪”43,又曰“分而为二以象两”44,这是从宇宙生成论意义上言,天地起源于混沌的统一体,继而产生两个对立面,二者彼此交感便生成万物。降至宋明,才有了对“两”与“一”、对立与统一的概念上的探讨,也就意味着不再局限于宇宙的生成,而是深入到关于对立统一之运动根源的认识。张载提出了“不有两则无一”,“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45,突出了“两”“一”的相互依存,事物的运动变化根源于内部的矛盾对立:“两体者,虚实也,动静也,聚散也,清浊也,其究一而已。”46“两”就是对立的双方,究其根本,都是一个统一的集合体,最终落到了对矛盾之统一性的强调。

   “两一”之说透射出中国自古以来的辩证对举的整体思维,这与《矛盾论》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开篇就引用了列宁对于辩证法的论述:“发展是对立的统一(统一物分成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而两个对立又互相关联着)。”47同一性与斗争性本质上是辩证统一的,“两”与“一”的结合才构成了完整的矛盾统一体,因此,既不能只讲“一”,也不能只讲“两”,要在同一中把握对立,在对立中把握同一。同时,毛泽东尤其重视矛盾同一性问题,指出“在同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48,强调了斗争性要以同一性的存在为前提,对立是同一中的对立,“两”是统一体内部的“两”,由此提出“科学地反映现实变化的同一性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49。毛泽东对韩非子“矛盾”的改造也体现了这一点。“矛盾”一词在韩非子那里,是对立双方不能共存的“非此即彼”之义,“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50,认为此乃“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51,片面强调矛盾的斗争性而否认其同一性,即只见“两”而不见“一”。毛泽东将其创新为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认为统一和斗争的状态并非截然对立,恰恰相反,矛盾双方的斗争(“两”)与统一(“一”)是不可分割的,缺失一方都会导致矛盾体的消失。毛泽东对统一体的强调无疑深受中国传统思维影响,与西方哲学追求最高的、唯一的“本体”不同,中国哲学追问的是“共在”,是两个或多个个体间的“关系”,例如,传统辩证法所探讨的从“刚柔相推”“有无相生”到“相反相成”等,都是一对又一对范畴间的相互转化,在这种强调“共在”的致思方式下而形成的“两”“一”统一的矛盾论无疑是对马克思辩证法思想的延伸和深化。

   一以概之,毛泽东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体系与中国古代哲学的“矛盾”“阴阳”和“两一”范畴相结合,这是在学理层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与发展。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立场,全面地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对立统一法则,超越了中国传统朴素辩证法中“阴阳”“变易”的经验性和直观性,上升到更具必然性和规律性的形式——“两一”,最终形成了“两”“一”统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理论。

   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观:超越传统民本思想的人民主体论

   人民主体论是《实践论》和《矛盾论》在历史观领域的延伸。《实践论》提出,“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52。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历史观统一于实践,讲述了在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过程中达到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的统一。《矛盾论》是以辩证法为核心的方法论指导,“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53,从而实现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统一。在当时的革命实际下,毛泽东对“新”“旧”社会形态之间的矛盾运动和中国社会的复杂矛盾状况作了系统分析,提出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及其关系,所谓“客观世界”的实践即实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民群众在改造现实世界的进程中处于中心地位,是历史的创造者和革命事业的推动者,由此产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观的人民主体论。

   中国传统哲学同样关注“现实的人”及其生活的现实社会,从先秦到明清,都对社会历史的主体力量问题有所探讨,加之我国古代是农业经济形成的宗法社会,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是社会正常运行的基本保障,经过历史的积累,形成了传统的“民本”思想。最早可追溯至殷周时期,殷自诩“有命在天”,却被小邦周覆灭。武王克殷后,周公深感“天命靡常”,提出“敬德保民”,促使哲学家的目光从“天”转向了“人”,尤其是民众的作用,故《尚书》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54,这是“民本”见于古籍的最早说法。关于“本”,《说文》释曰:“本,木下曰本。”55《广雅·释木》又曰:“本,干也。”56可见“本”字本义既指树之根,也指树干;而根与干是树木的初始、根基,由此“本”又衍生出根基、根本的含义,“民为邦本”就是以民众作为国家的基础。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落、霸主更迭,民众之于政治兴亡的作用愈发突出,孟子提出“民贵君轻”的民本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朱熹注曰:“盖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轻重如此。”57“轻”“贵”并非等级之别,而是政治作用的轻重,国家社稷以人民为基础,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58,突出民众对于政权得失的重要性。荀子继承了“民贵君轻”说,进一步提出“君舟民水”之喻“《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59把民看作君的载体,充分肯定民众的重要性,认为“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60。随后,“君舟民水”之喻在汉唐之际成为“民本”思想的主要观点,李世民与魏徵对此喻反复强调,念兹在兹,并得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61的结论。宋明时期的“民本”思想多沿袭旧说,直至明清之际才有新的发展。当时,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促使思想家开始反思皇权并对中央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深刻批判,产生了民主思想的萌芽,如黄宗羲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62和“天下为主,君为客”63的思想,肯定了人民群众的社会历史主体地位。

从古至今,传统哲学家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民众对于国家进步、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强调国家要以民众为本,“民为邦本”就是传统民本思想的核心表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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