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继刚:“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可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4 次 更新时间:2022-06-15 23:5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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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继刚  
而无显然分划之阶级,至今尚然。此中国与泰西历史比较之异点也。”中国“无显然分划之阶级”,所以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国行不通。孙中山一方面承认三民主义属于社会主义的范围,另一方面又认为“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任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自觉,更谈不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

   五四运动之际,唯物史观知识体系通过日本传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尝试运用它去分析中国的现实。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对唯物史观的运用就更加主动了。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无论是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还是对它的应用,都带有机械论的性质。“共产党的加入国民党,是要力争非资本主义的前途,事实上却变成‘既然加入国民党,自然就是承认中国革命是资本主义的前途’。加入国民党是要力争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事实上却变成‘既然加入国民党,可见革命领导权应当是资产阶级的’。”大革命时期,唯物史观仍被称为“社会进化论”,足以反映社会发展须遵循“两个决不会”原则而“不能躐等”的机械唯物主义观念影响之深。虽然年幼的共产党人也能意识到中国革命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存在着差距,但是由于既缺乏对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又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反思,所以在实现两者结合方面办法不多,未能达到“两创”的方法论自觉。

   大革命失败的1927年,唯物辩证法呈现“一日千里”之势,才真正开始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奠定逻辑前提。此前,马克思主义要么被认为不适用于中国,要么被照搬于中国。按照机械的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前途只能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之后才会到来。这个结论显然是中国共产党人不能接受的。“中国虽然是封建社会,然而它具体条件并不允许它依然走上西欧式的资本主义革命,也不容许建立起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切,都不是形式逻辑的推演法可以看出的,而必得要辩证法来研究才行。”这里的“形式逻辑”是“形而上学”的同义语,“辩证法”也并非经典意义的唯物辩证法,而是明显融入了中国辩证法“易”的观念——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斯大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小册子翻译为中文出版之前,人们习惯于使用“辩证(法)唯物论”“唯物辩证法”来称呼马克思主义哲学,这足以显示人们对辩证法的重视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期待”。辩证唯物主义起到了“破”的作用,历史唯物主义起到了“立”的作用。

   正是在破除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意义上,艾思奇率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张。“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我们要根据每一时期的经验,不断地来丰富和发展我们的理论,而不是要把固定了的哲学理论,当做支配一切的死公式。”这里的意思表达得很清楚,所谓的“中国化”,就是要根据中国的经验来发展理论。在稍后的一篇文章中,艾思奇用了一个更能表达他对于“发展”之理解的词语:创造。“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精通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 ,而同时是指要能在一定的具体环境之下实践马克思主义,在一定国家的特殊条件之下来进行创造马克思主义的事业。这里就一定有‘化’的意思 ,也就有‘创造’的意思。”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所使用的激烈措辞,表明了他对于根据中国特点应用、发展马克思主义更强烈的愿望。“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反对本本主义》以“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开篇,点明了文章的主旨。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经典作家对于中国问题恐怕也是没有太多发言权的,因为他们没来中国进行过调查。马克思主义是对的,是因为经过了实践的证明,但经典作家本人并非“先哲”或者“先知”,他们的理论也有可能是错的,同样需要靠实践来检验。正确的态度,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从《反对本本主义》到《实践论》《矛盾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应该围着中国现实转”的思维方式越来越清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础。

   改革开放之前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知识体系,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均受到苏联教科书的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两大块”(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四小块”(世界观、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的结构,难以突破。但是,也要看到它的创新之处。以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1961)为例,这本教材的很多地方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验和成果。例如,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是矛盾学说的精髓;在总的量变过程中有许多阶段性的部分质变;事物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运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注意区分社会主义条件下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统一;等等。这些论断明显有别于苏联教科书,反映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毛泽东的哲学贡献。由于毛泽东的很多表述自成体系,如果用苏联教科书模式嵌套,就会破坏它的有机联系从而变得“索然无味”,因此书中有的地方干脆保留了原文的叙述结构而变成转述。例如第四章“对立统一规律”就是如此。与原理体系并行的,还有一个方法论体系,这也是中国特色的体现。另外,该书撷取了很多中国古代典籍中的语句阐述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道理。除了前文提到的“实事求是”,还有“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静者静动,非不动也”“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一阴一阳,盖言天地之化不已也,道也”“相反皆相成也”“积于柔则刚,积于弱则强”“乱极而治”“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等。这些传统思想精华虽然是作为朴素唯物主义、朴素辩证法介绍的,但经过 “两创”之后,完全可以纳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中。《艾思奇全书·序》称 ,该教材“体现了中国化、大众化、现实化的特点”,诚哉斯言。

   “文革”时期,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哲学上的表现就是,只讲矛盾双方的对立,不讲统一;只讲一分为二,不讲合二而一。“文革”结束后,中国哲学界出现的人道主义讨论,直接起源于对“文革”各种非人道行为的反思。虽然人道主义知识体系对某些问题的探讨出现了一些偏差、甚至是严重偏差,但它能够根据中国的社会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特征进行再思考,以及能够运用再思考的成果对中国现实作出分析,无疑表现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由于人道主义讨论持续时间相对较短,严格来说,这一体系的完成度并不是太高。

   人道主义知识体系终结后不久,中国哲学界迎来了实践唯物主义知识体系。它既是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又是对社会实践带来的问题的哲学回应,同时也以另一种方式承继了对“人”的关怀。这个体系的产生,还有一个直接的诱因,就是教科书改革。高清海认为,中国当时通行的哲学教科书体系,所反映的主要是20世纪30—50年代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水平,原来就存在许多缺点,在新的条件下更应当加以改革。不是原有体系的修修补补,而是一种根本性的、结构性的改革。基本原则是,从实践观点去理解一切哲学问题,把实践观点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基础和出发点。他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进行了初步尝试。90年代,肖前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出版,实践唯物主义知识体系探索更趋深入。“这部教科书是力图把实践的观点作为中心线索贯穿于全书的。作为改革哲学原理教材体系的尝试,它的主要之点正是在这里。”实践唯物主义体现出了高度的“两创”方法论自觉。令人遗憾的是,实践唯物主义只是以“实践观点”为基础重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并未向感性的实践活动本身迈出实质性步伐。它忽略了“实践导向”或“行动导向”,既缺少辩证唯物主义丰富的方法论,又缺少历史唯物主义强大的叙事逻辑,因而未能最终取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知识体系。

   无论如何,人道主义知识体系与实践唯物主义知识体系“反哺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知识体系,以及从外部刺激了这种体系的自我反思,从而使它呈现出新的面貌。这个现象在李秀林、王于、李淮春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各个版次的演进过程中表现得格外明显。其中,第四版(1995)较之于第三版(1990)变化尤大。主要有两点,一是进一步强调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基础、核心。二是突出体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体化”的思想。第五版继续强化了这两种倾向,并且指明,“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两种不同的哲学形态,而是同一种哲学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表述。”2009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版,接续展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丰富实践、本学科领域最新进展,向着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教材体系的目标又迈出了扎实的一步。我们可以看到,这本教材将“两大块”合为“一块整钢”,增加了价值论内容,并重新梳理了各部分的内在联系。

   纵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我们可以找到五种主要知识体系:社会进化论、唯物史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道主义、实践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始于其文本被翻译成汉语之时,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一定要经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两创”之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具备原创成果,而且具备主体意识。1927年之前的社会进化论和唯物史观知识体系显然并不在此列。可以预计,上述五种知识体系之外,不太可能再出现代表性的整全性知识体系。今后整全性知识体系的完善,将主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知识体系的内部完善。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包括各种分支性或部门性(领域性)知识体系。它们在改革开放以后获得迅猛发展,经济哲学、发展哲学、社会哲学、历史哲学、文化哲学、人学、价值哲学、政治哲学、生态哲学的表现尤为引人注目,有的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时代显学。它们大都是在整全性知识体系特别是在实践唯物主义知识体系之外发展起来的,以问题为导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对于上述某些知识体系而言,由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并不充分,或者即便有所论述但已经无法满足现实需要,一定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所以很多学者纷纷打出了“建构”的旗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表现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的主体性与强烈的身份意识。

   百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决各种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及时回答中国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塑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形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性,让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充满朝气;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性,让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充满底气;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让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充满勇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其中蕴含的哲学思想,对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原创性贡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形成的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最大增量。我们要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加快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支性或部门性知识体系,更好服务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只要我们坚持理论创新,并且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力量就一定会在中国大地上更充分地展现出来。

  

   单继刚,博士,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中英美暑期哲学学院中方委员会主席。学术兴趣在翻译与解释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等方面。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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