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继刚:“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可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4 次 更新时间:2022-06-15 23:5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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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继刚  
它包含“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两个部分,后者更具原创性。

   “两创”的方法论自觉,不仅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人主动地而不是被动地、积极地而不是消极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中国的环境中创造性地运用它并将中国的创新经验上升为理论,还体现在他们主动且积极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将其中的某些观念转化为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或对它们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一个成功的转化例子是“实事求是”。《汉书·景十三王传》中的这个成语,描述的是河间献王刘德严谨的治学态度。毛泽东将它阐释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就把它哲学化了,变成了唯物主义世界观最根本的方法论原则。

   中华文化强调的“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天下为公”“言必信,行必果”“仁者爱人”“扶贫济困”“不患寡而患不均”等价值观念,老百姓日用而不觉,彰显了中国人独有的精神世界。“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不应从“普世”视角去理解,而应从传统文化“两创”视角去理解。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也就谈不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结合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两者之所以能够结合,是因为它们有相通相契之处,表现在唯物论、辩证法、实践品格、社会理想等诸多方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也涉及方法论问题。毛泽东提出过“吸收精华”说;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和张岱年的“综合创新论”也都作过有益的探讨;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还提到了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融通生成”的方法论。总之,我们既要注意汲取传统文化科学性、民主性的“精华”,又要注意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既要注意继承某些传统哲学命题的“抽象意义”“一般意义”,又要注意扬弃和发展它们的“具体意义”“特殊意义”;既要注意挖掘和提炼中华民族基本文化基因和独特精神标识,又要注意使之与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改变世界为旨归,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实践性。广大人民群众是改造世界的主体,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定要从哲学家的书本里解放出来,而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方法的普及与宣传,同人民群众基于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日常语言对它们的理解与表达交织在一起,“学点哲学,终身受益”,成为许多人的共识。

   大众化,意味着简易化、通俗化、实用化(应用化)。为了便于大众学习和掌握,哲学家们和哲学工作者们对经典作家的思想进行了各种提炼总结,编撰了各种教材、读本,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简易化。在传授和学习的过程中,这些原理又进一步“结晶”。例如,世界观简化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认识的两次飞跃简化为“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矛盾概念简化为“对立统一”;等等。“精髓论”的提出,更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练到极致。邓小平认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 在这里,“实事求是”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属一个逻辑层次,也可以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总的方法论。

   通俗化,要求结合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实践,用浅显的语言将熟悉的事例讲出深刻的哲学道理。《矛盾论》用“三打祝家庄”的例子说明认识应该求其全面性、客观性、本质性而力戒片面性、主观性、表面性。《实践论》用“吃梨子”的例子说明知识来源于变革现实的实践。《大众哲学》树立了将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的典范,它以照相比喻讲唯物论的反映论;以卓别林和希特勒的分别讲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矛盾;以雷峰塔的倒掉讲质量互变规律;以孙悟空七十二变讲现象与本质;等等。如此,不仅“失学者们”爱读,而且把“应该埋头在经典里的好学生”也夺去了。

   中国哲学的经世致用精神,像一个巨大的漩涡,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深深卷入其中。实用化(应用化)的诉求从两个方面塑造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形态。

   一是唯物辩证法在原理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这个特征在1927—1937年表现得最为典型。那时,人们普遍以“辩证(法)唯物论”或“唯物辩证法”来称呼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以“一总三分”的结构来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先讲唯物辩证法总的原理或一般辩证法,然后讲它在三个具体领域的应用。以唯物辩证法研究自然界,便形成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或自然辩证法;以唯物辩证法研究社会历史,便形成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或社会辩证法(历史辩证法);以唯物辩证法研究人类思维,便形成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或思维辩证法。

   二是方法论体系格外发达。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一个成功经验是“化原理为方法”,即把辩证唯物主义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转化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有的原理本身即为方法。以艾思奇《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代表的一批教科书,往往在讲解原理之后会用一定的篇幅讲解方法论,即我们应该怎样做才符合原理的要求而避免犯这样那样的错误。

   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体,既有政治领袖,也有知识分子,还有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这三类群体虽有交叉,但边缘基本清晰。“文本翻译与解释”主要是知识分子的工作,并往往被政治领袖所推动;“两个结合”得益于三个主体的共同努力,政治领袖往往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其成果充分反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之中;“哲学大众化”是政治领袖和知识分子普遍关心的,也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必须激发自身的主体性才能成功。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机制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是历史的必然。它处于中国哲学的“漩涡”之中,成为现当代中国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及当代中国哲学的一种主要样式。我们所说的“文化自信”中的“文化”,既包括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包括党和人民在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释道哲学精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儒、释、道、马,扮演的角色不同,教化的对象不同,发挥的作用不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而非相互排斥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的价值,不在于它与中国传统哲学相契合(当然有契合之处),而恰恰在于它回答了传统哲学不能回答的问题——关于社会进步的各种问题,弥补了传统哲学的不足,才使得它具有不可替代性。

   二、从哲学传统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性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原生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仍处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理路内,在于三个最基本的判别标准:人民立场、“两个决定”观点、唯物辩证法。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社会日益分裂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敌对的阵营,无产阶级构成人民的主体。对他们而言,坚持人民立场,意味着捍卫无产阶级利益,谋求无产阶级解放,发挥无产阶级在社会革命中的主体地位,反对阶级调和与阶级妥协。1845年之前,马克思是一个抽象人道主义者或者说历史观上的人道主义者。他认为,不仅无产阶级是“异化”的牺牲品,而且资产阶级也是“异化”的牺牲品,同样需要从“异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支持这一观念的是费尔巴哈的类哲学与黑格尔的三一式论证逻辑。在唯物史观创立之后,马克思强调了阶级斗争在推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刑者”。恩格斯晚年反思《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德国古典哲学”痕迹时指出,当时把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理解为“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只在“抽象的意义上”才是正确的,而在实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观念“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阶级成分、阶级结构有着不同于西欧社会的更为复杂的特点,区分人民和敌人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尤为重要。以大革命时期为例,“人民”范畴大致涵盖了无产阶级(工业无产阶级、农村无产阶级、游民无产者等)、半无产阶级(绝大部分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等)、小资产阶级(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等)、中产阶级(主要指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等阶级、阶层、社会集团。在这个范围内,工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其他阶级、阶层、社会集团是同盟军。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革命的敌人。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范畴亦随之变化。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被废除了,因而资产阶级也就不存在了,作为对立面的无产阶级也就相应地不存在了。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不同,中国是在生产力不发达情况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被推翻,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经济上虽然一度废除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但是却不得不恢复。既然存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那就必然存在占有私人生产资料的、具有阶级性质的阶层和社会集团(内部还可以细分),我们怎样称呼它们不重要,总之这些具有阶级性质的阶层、社会集团是存在的。当然,它们占有的手段和方式,具有时代的特点。不占有私人生产资料的、具有阶级性质的阶层和社会集团也是存在的,只是它们的成分和结构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及新民主主义社会相比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被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只是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激化的可能。

   经典作家所说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与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是不同的,内涵不同,形式不同,存在的制度条件也不同。在当今中国,坚持人民立场绝不是要强调阶级斗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大都属于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属于爱国统一战线的阵营,其中一些人本身就是中共党员。根据毛泽东的界定,“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当前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总体上属于人民的范围,他们与其他社会成员的矛盾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应该注意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

   在当今中国,坚持人民立场意味着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其重要内涵是人的全面发展,以及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在这种发展思想的指导下,经过长期努力,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美好生活,从需要的层级来讲,是比物质文化更高的需要。美好生活需要,则不仅提出了物质文化方面的更高要求,还将需要的范围扩大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

“两个决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命题,也可以称作唯物史观的“基石”。抽掉了这块基石,整个唯物史观的大厦便会坍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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