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鹏 刘学:企业项目制与生产型治理的实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0 次 更新时间:2022-06-05 23:5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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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鹏   刘学  
从治理目标的发展取向来说,与传统社会治理强调公平、正义不同,企业项目下乡不可避免地要回应市场的需求,乡土社会的可控性、可塑性都会减弱。第二,从治理组织的市场化重构来说,企业项目下乡对集体组织和基层社会进行了生产性的重构,社会治理对象与市场监管对象的融合成为新型混合治理的突出特征,给监管带来新的挑战。第三,从治理手段的生产性来说,企业下乡后,乡土社会的原有自然与社会资源在企业的发掘与转化下成为市场的一个部分,在那些国家与农民关系失衡、乡村发展内卷化的地区,这既可能是发展的机遇,也可能会让一些大企业通过资本和技术垄断,将乡村资源(尤其是土地)变成资本运作的对象。

  

   上述风险与企业参与社会治理并不是并生的关系,并非不可避免。通过一系列的安排,可以避免或抑制风险的发生。首先要加强企业自身的内部治理。其次是完善政府的监管,强化国家的自主性,打击资本无序扩张,完善与“营利”概念有关的立法,(34)协调统筹社会治理和市场监管;社会治理的工作重心除了要摸清社会规模还要摸到市场规律,防范市场、社会以及两者互动产生的多重风险。最后,市场和技术并不能完全抹去社会本身的机理,基层治理的成败,最终还是要加强赋能下的社会主体自己的团结,激发社会的内生性动力。(35)乡村振兴不仅是振兴乡村经济,还包括提升乡村公共服务水平,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益商与善治不仅完全可以共生,而且两者应该互相促进,形成发展补上治理短板,为治理增添生产动力的可持续双赢格局。

  

   ①参见陈进华、欧文辉:《国家治理现代化中企业伦理的转向》,《哲学研究》2014年第11期。

  

   ②“治理”的定义在不同的文献里千差万别。在中国语境下,国家治理的主体是执政党,是代表全体人民实施治理国家的活动;社会治理是指在执政党领导下,由政府组织主导,吸纳社会组织等多方面治理主体参与,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治理活动,包括完善社会福利、保障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参见Francis Fukuyama,"What Is Governance?" Governance,vol.26,no.3,2013,pp.347-368;王浦劬:《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③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所说的企业皆指在竞争性市场中从事生产经营的企业,不包括那些以承担公共服务为主要职能的企业(比如煤气水电等)和承担特殊战略角色的企业。

  

   ④参见付伟:《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的乡村产业及其社会基础——以浙江省L市偏远乡村来料加工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焦长权、周飞舟:《“资本下乡”与村庄的再造》,《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邱泽奇:《三秩归一:电商发展形塑的乡村秩序——菏泽市农村电商的案例分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⑤参见焦长权、周飞舟:《“资本下乡”与村庄的再造》,《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⑥参见陈家建:《项目制与基层政府动员——对社会管理项目化运作的社会学考察》,《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张静:《社会治理:组织、观念与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Kevin J.O'Brien and Lianjiang 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 in Kjeld E.Brdsgaard,ed.,Critical Readings 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London:Brill,2017,pp.437-460.

  

   ⑦参见符平:《市场社会学的逻辑起点与研究路径》,《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

  

   ⑧参见Bruce J.Dickson,"Cooptation and Corporatism in China:The Logic of Party Adaptatio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15,no.4,2000,pp.517-540; Kellee S.Tsai,Capitalism without Democracy:The Private Sector in Contemporary China,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7.

  

   ⑨参见纪莺莺:《国家中心视角下社会组织的政策参与:以行业协会为例》,《人文杂志》2016年第4期。

  

   ⑩参见Nan Lin,"Local Market Socialism:Local Corporatism in Action in Rural China," Theory and Society,vol.24,no.3,1995,pp.301-354;陈家建:《法团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张静:《法团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Jean C.Oi,"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World Politics,vol.45,no.1,1992,pp.99-126.

  

   (11)参见黄冬娅:《私营企业主与政治发展——关于市场转型中私营企业主的阶级想象及其反思》,《社会》2014年第4期。

  

   (12)参见王浦劬:《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13)参见梁建、陈爽英、盖庆恩:《民营企业的政治参与、治理结构与慈善捐赠》,《管理世界》2010年第7期。

  

   (14)参见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5)参见Andrew G.Walder,"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of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01,no.2,1995,pp.263-301;刘世定:《占有、认知与人际关系:对中国乡村制度变迁的经济社会学分析》,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孙立平、郭于华:《“软硬兼施”: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华北B镇定购粮收购的个案研究》,《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厦门:鹭江出版社,2000年;杨善华、苏红:《从“代理型政权经营者”到“谋利型政权经营者”——向市场经济转型背景下的乡镇政权》,《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1期;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周黎安:《“官场+市场”与中国增长故事》,《社会》2018年第2期;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

  

   (16)参见Andrew G.Walder,"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of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pp.263-301.

  

   (17)参见赵树凯:《乡镇治理与政府制度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周飞舟:《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双重效应》,《文化纵横》2009年第6期。

  

   (18)参见陈颀:《“公益经营者”的形塑与角色困境——一项关于转型期中国农村基层政府角色的研究》,《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2期。

  

   (19)参见吕鹏、房莉杰等:《寻找座头鲸:中国企业是如何进行社会创新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刘学:《流量治理:平台企业如何将公益组织起来?》,《新视野》2021年第1期。

  

   (20)参见Alex Jingwei He and Liang Ma,"Corporate Policy Entrepreneurship and Cross-Boundary Strategies:How a Private Corporation Champions Mobile Healthcare Payment Innovation in 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vol.40,no.1,2020,pp.76-86.

  

   (21)参见Yijia Jing and Danyao Li,"Private Roles in Enhancing Multi-Level Governance:China's ‘Internet+' National Strategy,"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vol.34,no.2,2018,pp.144-164.

  

   (22)参见陈家建:《项目制与基层政府动员——对社会管理项目化运作的社会学考察》,《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折晓叶、陈婴婴:《项目制的分级运作机制和治理逻辑——对“项目进村”案例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年第1期;周雪光:《项目制:一个“控制权”理论视角》,《开放时代》2015年第2期。

  

   (23)参见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24)参见焦长权:《从分税制到项目制:制度演进和组织机制》,《社会》2019年第6期。

  

   (25)参见哈罗德·科兹纳:《项目管理:计划、进度和控制的系统方法》,杨爱华等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0年。

  

(26)参见侯雪静、齐健、刘智强:《累计有10.95万家民营企业参与“万企帮万村”:我国总结民营企业扶贫经验推动乡村振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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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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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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