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森林:马克思与犬儒主义批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0 次 更新时间:2022-06-05 22: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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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森林  
因为一切东西都可以为换取货币而让渡。没有任何东西是高尚的、神圣的等等,因为一切东西都可以通过货币而占有。正如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一样,在货币面前不存在‘不能估价、不能抵押或转让的’,‘处于人类商业之外的’,‘谁也不能占有的’,‘神圣的’和‘宗教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52页)一旦达到了这种效果,商品-货币-资本系统的价值敉平对于崇高、神圣价值就是一种否定性的敉平,意味着不分高低贵贱,意味着崇高价值的进一步消解与降低。现代犬儒主义急欲消解各种追求崇高理想的理想主义,马克思的“生性放荡而且厚颜无耻”之论进一步凸显和强化了这种意蕴与效果。崇高的理想不但在价值敉平中被置换为实际的利益甚或保命,还会进一步受到犬儒主义者的嘲讽。就像西美尔所说的,与享乐主义力图把低俗价值升高相反,现代犬儒主义则是极力贬低崇高价值,“惟有当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做到了贬低最高价值和视种种价值之差异为幻觉的时候,他的生活意识才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西美尔,第184页)货币具有把最高与最低价值同等化约的出色能力,“货币的这种能力为犬儒主义情绪提供了最有效的支持。犬儒主义者在任何别的地方再也找不到像货币这样成功的证据了”。(同上,第185页)犬儒主义喜欢货币的程度无以复加。为了掩饰陷入商品-货币-资本的逻辑所产生的世俗性后果,现代犬儒采用各种形式来粉饰自己,有时也用幽默来化解。以幽默来掩饰和化解人生追求的俗气和粗野,是现代犬儒自古代犬儒那里继承和学习来的。狄奥根尼和克拉泰尤其如此,“他们喜欢给严肃的学说披上一件玩笑或诗意的外衣,或者对人类的愚行抛下尖锐的言辞”。(策勒,第226页)现代犬儒们在这方面依然如故,只是不再那么直率放浪和不分场合,而变得更注意时机场合,更注意把握分寸,也更注意文饰形式而已。

   第三,这就意味着,资本的敉平功能已不仅仅在经济和社会层面上展开,还会进一步进展到精神、价值层面上,把一切崇高的精神、思想存在都化约为只有量的区别的商品、货币。撇开经济-社会层面,径直在精神、价值层面上的敉平,是尼采致思的基本倾向。沿着马克思的理论思路,寻着尼采撇开经济-社会层面进步的路子,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进一步思考,面临资产阶级物化体系从社会-经济-政治层面向精神文化层面的渗透,工人阶级应该如何保持精神文化的先进性?也就是说,在资产阶级的拜物教敉平一切价值的背景下,如何保证它不要伤及工人阶级?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敉平会从经济-社会层面进一步渗透、延伸进政治-精神层面,会把整个社会的价值变成世俗的使用价值,彻底消解崇高价值。但是,工人阶级会在经济-社会层面的物质进步基础上建构一个政治-精神层面的崇高理想,来防止商品-货币-资本拜物教把一切崇高价值都使用价值化的无限企图。马克思希望工人阶级通过政治和思想文化上的先进性运作,遏制和超越商品-货币-资本的敉平功能,从经济-社会的辩证结构中孕育、提升出一个超越平庸的辩证-进步事业来。与资产阶级驱动的资本系统必然孕育敉平与虚无不同,工人阶级的历史作为是对抗这种敉平和虚无的积极力量。根植于现代生产的经济基础,通过现代政治的组织和努力,通过文化的塑造和提升,工人阶级能够把现代历史中蕴含着的进步趋向实现出来。

   四、知行分裂与启蒙怪胎

   现代犬儒主义是启蒙怪胎,它切断了批判与建设之间、祛除偏见与确立判断之间的前后相继关系,以否定一切崇高价值和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姿态,让形式与实质、理知与行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一致性关系不再存在。现代犬儒至少有两个理知、观念:一个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理知、观念,另一个是内心不认同但形式上认同的理想性理知、观念。犬儒们对前者实质性认同,对后者只是形式上认同。现代犬儒根据不同场合的需要分别选择对何种行为认同。他们的思想认同和行为选择之间于是就产生了多重复杂关系,并不一定知行合一了。青年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就说过,“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凡知识必建为信仰,当其知识之时,即心以为然,此以为然之状态,即信仰也。吾人既由道德哲学而知良心之内容,则其对于良心之服从也必更勇。”(《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02页)随着现代性的分化日益加强,这种知信行统一的传统逻辑遭遇到新的困境。利益分化导致了“知”的分化、多元化,马克思很快就明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封建贵族各有自己不同的理性,对同一事物具有不同的认知,统一的理性即使不是意识形态的有意欺骗,也是不了解现代分化的天真。不同立场、层面、角度确立起来的不同的“知”与其各自要求的“行”之间,就具有了多重的复杂关系。打着这种“知”“理”的旗号行与另外一种“知”“理”匹配的“为”就有了可能性空间。

   现代犬儒充分理解和利用了这一点。他(她)们无法从内心认同的理论、观念,却无力在行为上贯彻到底,完全按照内心认同来行动,这使他(她)们感受到莫大的压力。由此,他(她)们会非常赞赏布迪厄的如下见解:传统知-信-行统一的观念只不过是“知识分子那种能够(用思想)主宰自我的幻觉”(布迪厄、华康德,第177页)的表现,这种幻觉越来越是一种“一厢情愿”。如果说传统知识分子“那么深深地浸淫在这一幻觉里”(同上),那么现代犬儒主义者就用自觉的分裂与之划清了界限。他有两种“知”“理”:一种很崇高但不实际,一种很实际但不崇高。他按照后一种行动,但按照前一种言说。达不到言行一致的现代知识分子,如果尚未达到犬儒主义者的这种自觉和嘲讽意识,在面临知行分裂的特殊时刻可能会尴尬、遗憾,犬儒主义者就绝不会有这种尴尬和遗憾意识。现代犬儒主义者的成熟,就表现在熟练地驾驭这种知行不一上。

   马克思认为,只有那个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都与先进性紧密联系着的工人阶级才能按照最先进的理念、理论行动。对他们来说,知与行按照同一个理进行,“知”必须在不断的“行”中获得并完善,“知”后之“理”又进一步贯彻到“行”之中。在这种双重回馈的关系中,“知”越来越清晰的“理”得以不断汇聚。但在现代犬儒主义中,已知之“理”有多个,根据不同需要分别见之于不同的“行”中;而且,显示出来的“理”未必是真正支配行动的“理”。知行关系围绕一个在形式上不出现的隐蔽之“理”展开,使得“知行”日益远离真理大道,走向生物本能的自我保存。马克思主张以先进性为前提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与现代犬儒主义的知行分裂区分开来。

   马克思对“犬儒主义”的使用和看法,似乎经历了一个从在乎其追求的“善”到丧失这种追求(即使原来所求的“善”虚无缥缈,起码也是有所追求不至于认可自己看不上的一般世俗追求),从在乎其勇敢、率真地嘲讽自己看不上的秩序与价值到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再率真、不再嘲讽,反倒对自己看不上的秩序与价值予以积极配合,以及从知行合一到知行分裂这三种根本性转变。第一种转变意味着犬儒主义价值追求的降低,第二种转变意味着犬儒主义处事态度的圆滑,第三种转变意味着犬儒主义态度的分裂。伴随着这些转变,犬儒主义越来越世俗、越来越世故、越来越分裂:从关注价值到只在意使用价值,包括把崇高价值变成用于形式表演的使用价值。在率真与伪善之间,在从善与媚俗之间,在向往祛除文饰、返璞归真的自然到仅仅自我保全生命的自然之间,古典犬儒主义本来就包含着的从前者到后者的蜕变,终于在现代犬儒主义中彻底完成。马克思对犬儒主义的看法,反映和印证了这种蜕变。

   现代犬儒主义是启蒙运动与自我保存、虚无主义哲学相结合产生的怪胎,是启蒙运动与追名逐利的经济人相结合产生的病瘤。马克思嘲讽现代犬儒主义“伪善”、“天生的平等和敉平”、消解崇高、知行分裂,从而给现代犬儒主义以基本定位。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现代犬儒主义的世俗化、颓废色彩会更加明显。它不但消解崇高价值,还进一步给低俗的生物本能价值包上美丽的衣装,内心更加空无和虚无。但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犬儒主义一开始起源于启蒙的黑暗角落,远离启蒙大道的沼泽地带,就像斯洛特戴克所说,现代犬儒是一种多重的孤僻者(Asozialer),开始于嬉皮士习惯性的漫不经心。(cf.Sloterdijk,S.36)一开始它不是主流,随着崇高的坍塌、世俗化的流行和经济理性的不断扩展,而变成更多人的选择,从边缘地带走进中心地带,产生了进一步的恶劣影响。它的出现和四处传播进一步说明,从没有一个统一的、单纯的、一帆风顺的启蒙运动。启蒙经常被截取、被利用,并在这种被截取和被利用中半途而废,甚至成为一个怪胎。现代犬儒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启蒙的怪胎,就是偏离了启蒙大道的歪门邪道。它具有启蒙的某些特征,经历过一定的启蒙,但又没有完全继承启蒙原本的精神诉求。它一味地否定批判,却丢弃了积极建构;它获得了更多知识,却丢弃了良心德性;在理性见识上有所拓展,品格与品味却急剧下滑。启蒙后获得的成果应该是对真理、善、美好目的之促进,应该有助于启蒙的进一步拓展和加强,但现代犬儒主义却截取了启蒙的某些成果,用于对自我利益的追求了事,甚至还反过来嘲讽启蒙的真诚与真理。启蒙在它们这里沦落为追名逐利的单纯工具,失去了应有的实质价值和引领方向。

   恰如斯洛特戴克所言,“犬儒主义是一种启蒙的虚假意识。它是现代化的不幸意识,在它身上,启蒙的努力既成功又不成功。它接受了启蒙的训练,但并没有也许根本就不能将启蒙实现。它既春风得意,同时又悲惨不堪,这种意识不再受意识形态批判的影响,它的虚假性已经反思地受到了保护。”(Sloterdijk,S.37,34)它不是启蒙的实现,而是启蒙的歧路和歪门邪道。

   现代犬儒主义把启蒙变成了一种表演、形式。它把物化与虚无更加统一了起来。为了获得实际利益,在物化系统中十分配合,这种配合不一定是真诚的,只是为了避勉利益的丧失。现代犬儒配合物化系统的要求,也不见得是配合任何这种物化系统,而只是为了从中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现代犬儒为了避免虚无而执著于物化价值,又在物化追求中进一步虚无化。物化系统和物化价值在利益追求和表演配合中进一步放大了形式性和虚幻性,但也进一步强化了其稳固性。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不再承担启蒙任务的非启蒙者,他们是丧失了启蒙担当的自私自利者,他们是启蒙的怪胎,是打着启蒙标签的冒充者和欺骗者,不但不是启蒙的标志,反而是启蒙的异化和背叛。

   现代犬儒主义提醒我们,启蒙原来面对的只是让糊涂者不再糊涂,现在还要面对装糊涂者、得过且过者对真与善的冷漠和拒斥。马克思对现代犬儒主义持坚定的批判态度,就是对启蒙精神的继续推进,就是对偏离、背离、玩弄、践蹋启蒙精神的提醒和批判。这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启蒙辩证法,是一种通过反思、批判启蒙内在困境和问题而对启蒙的继续推进和弘扬。揭示和解决现代启蒙面临的问题,继续推进现代启蒙事业,展示现代启蒙内在的潜力,是历史唯物主义启蒙辩证法的基本要求。

  

   参考文献:

   [1]贝维斯,2008年:《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胡继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伯林,2011年:《现实感观念及其历史研究》,潘荣荣、林茂译,译林出版社。

   [3]布迪厄、华康德,1998年:《实践与反思》,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4]曹东勃,2011年:《通往犬儒之路:人类价值系统的现代嬗变》,载《虚无主义、形而上学与资本的逻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5]策勒,2020年:《古希腊哲学史》第二卷,吕纯山译,人民出版社。

   [6]蒂利希,1998年:《存在的勇气》,成显聪、王作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7]刘森林,2014年:《物化通向虚无吗?——马克思与尼采的不同之路》,载《哲学动态》第6期。

[8]刘宇,2014年:《论现代社会生存状态的犬儒主义倾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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