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大变革时代的城市就业与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6 次 更新时间:2022-06-05 22: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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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 (进入专栏)  

  

   本文系贾康先生在民建北大委员会第十届城市发展论坛上的演讲实录(2022.5.26) 。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很高兴能够接受邀请参加今天的会议交流,下面我就会议确定的主题“大变革时代的城市就业与发展”谈一些自己的个人意见,和各位共同探讨。

   我想先对大变革时代谈一下自己的认识。这个变革时代首先是讲外部的局面:我们的决策层已经表述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它这个“变”的特征是非常明显的,带来的挑战是不言而喻的。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又进一步看到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对里面非常多的未来我们必须注重的挑战性问题,现在就得高度关注,紧密跟踪,要对我们总体来说中国推进现代化和平崛起的外部环境,再做系统的、动态的分析认识和把握。再从内部的发展来看,我们于现代化之路上现在正处于爬坡过坎相当关键的阶段。“十四五”我们本来已经看得出来,是在中央的决策上和2035长期而且带有超长期特征的15年时间段合成了一套战略设计,体现在中央的建议里,在这里面实际上要有“十四五”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对接到2035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这样一个时间表要求,而爬坡过坎的考验,在当下我们就有特别突出的感受,有意想不到的挑战性因素摆在我们面前——前面在主持人和民建领导的致辞里,都说到了当下形势的一些我们不容忽视的挑战性因素,很多又是从国内经济社会运行里看得出来,带有前所未有的一些复杂特点。

   我们总体的诉求,是“十四五”和2035必须在步入高质量发展这个阶段,控制不确定性,面对变局要打造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必须在这个高质量发展打造新发展格局的推进中间,克服三重下行因素,就是经济阶段转换要引领新常态;中美关系交恶从贸易战上升为科技战、外交战、金融战,乃至有可能擦枪走火的热战风险;另外,还要特别注意对冲新冠疫情和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央已直接指出的“三重压力”问题。那么必须是贯彻制度创新为龙头“惟改革创新者胜”而带出来的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充分打开潜力释放的空间,我们才能够应对一系列的挑战性问题。在大变革的时代里当下突出的任务,就是面对今年一季度以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特别点明的“超预期”的严峻形势我们怎么样来处理,党中央国务院已经给出了一系列的指导方针,而这里面就业的问题应该讲首当其冲,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后面就落到了变革时代怎么样认识城市就业和相关的发展问题。如果说在近期的统计数据来看,中国的就业形势应该说出现了多年未有的一种高失业状态,数据大家都已经领教了,特别是年轻的16岁到24岁的年龄段的失业率数据,有了我前一段看到的18.6%这样一个非常高的水平。

   接下来我想从三个视角上来做一些简要的分析,谈一下怎样合理地去促进我们的城市就业,而适应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

   第一个视角,我想先从横向来看,谈到城市就业,其实在中国必须联系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城市的就业,它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人员的就业问题。第一是市民身份的就业人群——已经有城市户口的这些人,他在就业的方面怎么样满足需要,这里面以高校毕业生概念为主,是城市身份的就业人群,今年是一千万以上。另外一部分人,就是这些年我们还不得不沿用的称为“农民工”身份的社会成员,他们在城市要参与经济,参与城市和总体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个所谓“农民工”表述,是实际上带点儿荒唐意味的,他们已经进入城市,已经和农村、农业生产等明显区分开,只是因为他们身份上的户籍关系,大家约定俗成把他们称为“农民工”而已。这样由农村区域迁徙到城镇而要解决就业问题的这些社会成员,按过去的经验来说,每年也至少是几百万,甚至也要摸高到一千万,估计今年因为有疫情的严重冲击和制约,不会像往年那么高,很多人现在已经不敢再进城讨生活,但是几百万这样的数量值我觉得不会高估。这些人在今年如果说几百万之巨,和前面所说的大学毕业生为主体的城市市民身份需要就业的人群合在一起,压力可想而知。在以年度的退休人员数对冲以后,我们这几年沿用的一个发展的指标,就是年度之内城镇的新增就业岗位,要在1100万以上,这个1100万既要覆盖毕业生,也要覆盖进城务工人员。在事关基本民生和基本社会稳定的就业这个问题上,确实不可掉以轻心。在实际生活中,如果我们沿用过去的一个说法,社会的基本稳定压倒一切,那么它直接关系的事项,就是要解决每个年度都必保的基本就业岗位能够得到有效供给,能够对应到社会需要,形成有效供给支持的稳定局面。

   再往下说第二个视角的分析,是纵向的第一个角度(第一个角度是短期,第二个角度是中长期),我先从应对就业面临的短期冲击,做一些自己的分析和探讨。我认为在当下讨论应对短期冲击而努力促成就业岗位,第一必须是紧紧抓住对当下疫情的控制,这是短期的关键问题。因为没有对疫情的一个基本控制,一切都免谈。中国所谓“清零”的抗疫技术路线,已经形成路径依赖,就是客观地说,我们现在看到美欧日为代表的外部世界的“群体免疫”扛过了高压力区以后,现在基本上已经展开了所谓社会生活“打开”的新阶段,我们无法照抄他们的作业,但是我们自己有路径依赖的清零这个技术路线,显然需要动态优化,这方面要凝聚共识。在实际生活中间,基本的事实是奥密克戎代表的毒株变种,传染力大大增加了,但是它的杀伤力也明显降低了,至少我从钟南山、张文宏、曾光、高福这样一些有相当高资质的专家口中听到的,已有共识,即这个所谓动态的优化,就是要掌握好怎样合理地有所放松,不能简单沿用一开始毒株高杀伤力期的那种严防死守,要总结我们本土的经验,做好疫情控制的动态优化。这样打开我们经济社会生活发展的一些合理的弹性空间,这样才能够进一步对接到就业的可行性,使可能挖掘的潜力变成现实。

   第二个相关的要领,我觉得在年度之内,我们还得考虑一些特别的应对措施,因为一季度后半期到现在,延续到二季度,疫情的冲击已经是既成事实,上海最好的情况是能如愿在6月上旬打开它的基本局面,我们希望能够按照意愿出现这样的情况;北京似乎现在开始有所稳住,但是还不可掉以轻心。整个冲击之下,今年稳住经济大盘的工作,国务院已经给出了非常鲜明的通盘部署和指导。在这个背景之下,我觉得需要积极考虑现在大学生签约的比重如此之低,需要采取这一年度的什么特别应对措施。比如说要更积极借鉴过去的大学生村官计划来做过渡——并不是把他们分配到固定的就业岗位上,而是以过渡的方式让一部分大学生去接触实际,去增加自己的历练,同时缓解当期的就业压力,相对缓和以后,他们可以比较从容地考虑未来两年、三年以后自己的去向。另外,就是有一些原来有明确时点要求的大学生就业签约期限规定(什么时点以后档案就得打回原籍)这样的时点显然必须往后推,不能造成过大的心理压力。如果说原来假定在今年年底是这个时点,我们至少要把它推到明年的夏季或者9月份,这样来缓解现在感受到的大学生突出的就业压力问题。

   第三,纵向从中长期考虑,我认为当下一定要特别注重稳经济大盘的过程中,对中国一亿多的小微企业的扶助,因为从历年就业岗位提供的分析来看,中国90%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是民营企业提供的,而民营企业里的绝大多数就是这一亿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对这些民营企业的引导、支持、扶助,和托住就业大盘、稳定经济基本盘,是息息相关的。我们这方面已经有的过去的一些措施,今年要做得更好。比如2020年抗疫特别国债的资金,其中有两千多亿是中央直达到地方基层以财政贴息的方式形成优惠贷款,即商业银行继续在商言商提供他们的商业性贷款,但是利息中相当大的部分由财政出资金,把它贴上去,到了这些小微企业手里,那就是资金价格相当低的优惠贷款,使他们先能活下来,活下来以后,就业等等才能跟上。

   这样,我认为可以衍生出另外的第四个要点,就是对民营企业的引导和支持,还一定要落到一些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大企业、头部企业上。在数字经济领域里,中国实际的运行结果,是冲到头部企业的为数不多、但影响重大的这样一些数字经济平台,几乎清一色是民营企业,他们在前两年整改的过程中总体的市值和美国的对比,已经几乎是一落千丈,影响了市场预期,而现在中央给出清晰的信号,要完成整改,实际上就要另起一段儿,以整改的阶段衔接着更好鼓励他们在“两个毫不动摇”的国策之下创新发展。他们如果能稳住,实际形成的供应链金融,实际形成的跟上下游的产业链、供应链上的联系,会拉起一大批中小微企业继续生存,而且得到发展的机会,这里面中央关于资本的扩张非常好的指导精神,我觉得应该进一步领会和很好加以贯彻:资本的本性就是要扩张,国有资本也好,民营资本也好,都必须扩张,关键就是怎么样有序而避免无序。有序我认为就是全面依法治国这个轨道上面,我们要进一步形成法规和良法的体系,凡是不违法的,就应该认为是有序的,凡是违法的,那当然就是无序的。红绿灯就是要以全面依法治国为准绳来体现社会公平正义,体现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来引导资本的有序扩张。于是乎,对就业的支撑才能落到实处。

   我再抓紧时间讲最后一点,是纵向的第二点,即第三个视角:需要分析认识的中长期考虑。中国中长期的就业支撑,从城市联系到我前面提到的城乡一体化,社会成员里每年有一千多万的新增城镇就业岗位,要有后劲儿来得到有效支持的话,一定是要求我们在短期衔接到中长期,使中央的战略意图即维护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得到实现。今年5.5%左右的经济增速,现在看起来难度极大了,哪怕今年以后要有所调整,低一些,也要争取在明后年乃至整个“十四五”期间,把这个速度托在“保证速度”的区间里,这样才能衔接高质量发展中我们有时间表的战略目标使之一步一步去实现。中高速这个态势是必保的,如果中国从高速落到中高速,再继续落为低速,那么我们超常规发展特征没有了以后,所谓以追赶-赶超战略缩小和美欧日这种发达经济体的距离就会成空,就会造成我们非常不愿意看到的被动局面。所以,从中长期来看,必须用组合的政策,从短期衔接到中长期,稳住中高速的发展态势,我们的经济运行在“十四五”期间,应该以年均在5.5-6%的速度区间去争取,要准备“十五五”、“十六五”这个速度重心还会有所下落,这是基数抬高以后一般经济体有共性规律的一个趋势,但是整个15年,我们的年均增长速度算总账应该能接近5%,这样才能达到领导人已经点明的2035年中国经济总量折为人均比2020年全面小康之年再翻一番。这是中长期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认为一定要坚定不移贯彻前不久中央以中办和国办联合发文形式所要求的加快建设统一大市场,只有按照这样的统一市场,公平竞争,保护产权,消除行政垄断,消除条块分割,消除不当壁垒这个趋向,形成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才可能形成良性预期的市场主体长期主义行为,这是在中国现在特别迫切需要的。这也是让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吃好定心丸,能够按照长期行为来做生产经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环境方面的攻坚克难,是在改革深水区必须解决的问题。

   第三点,我觉得要紧紧抓住有效投资这个中央已经在新近特别强调的关键问题。我们的基建安排,在基础设施这个概念之下要适度超前,这是有规律可总结的。另外在机制创新这方面,我们政府可出的财力要争取“四两拨千斤”,产生乘数放大效应,这一创新机制对应的就是PPP这种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以及REITs这种不动产信托投资基金这样跟市场对接的形式,以及中国地方政府层面这些年大家都注意到要积极探索发展的产业引导基金,等等。这里面机制上正面效应的诉求,都是要四两拨千斤,政府以有限的资金发挥乘数放大效应,吸引非政府的主体,包括企业特别是一些民营企业,也包括外资,和政府一起形成投融资方面的资金支持力量,而实际生活中间,这样的一些新的机制还会带来综合绩效的提升,在实际生活中间如果我们把有效投资这个整个再生产的初始环节处理好了,后面带出有效的就业、老百姓的收入增长,以后是有效的货币支付能力,自然会带出消费这方面跟着行程潜力的发挥。当然,还要有社会保障制度的配套,消除大家的后顾之忧,而降低预防性储蓄倾向。这些合在一起,是发掘中国消费潜力的必由之路。所以,我愿意特别强调,不能够像有些人所主张的那样认为全力刺激消费,中国的问题就迎刃而解。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一定要从有效投资这样一个关键切入,掌握好怎样形成好的机制支持可持续的投入,带出中长期的就业能够按照我们的意愿不断表现出在保障速度之上托起应有的就业局面,对接到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而且把这样的一个过程,可持续地对接到中国和平崛起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分阶段达成。

   这些看法汇报出来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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