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昕:法律是否重要?——来自华南的一个民间收债案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57 次 更新时间:2007-03-05 02: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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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昕 (进入专栏)  

  

  困难像弹簧,看你强不强;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 ——俗语

  

  一、问题与方法

  

  法律是否重要,对此回答取决于人们有关法律是什么、法律对什么重要、法律要解决什么具体问题等视角。在绝大部分法学家尤其是法律工具主义者看来,法律对社会的重要性无可置疑,而普遍低估非正式社会控制对实现社会秩序的作用(Fuller,1971;Griffiths,1979)。这种法律中心主义观念的典型可追溯至霍布斯。他宣称:一个没有强大政府控制的社会必然会走向“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没有法律,生活将“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霍布斯,1985:95)以奥斯丁、凯尔森、哈特等为代表的法律实证主义将法律中心的理念精致化和“科学化”。他们相信“法律就是法律”,认为实定法即国家制订的法律规范才是法,把法律和正义视为主权者命令,不论内容如何社会皆须遵守,强调法律规则本身的权威,轻视社会和民间自治。法律实证主义观念存在于苏联,并在革命背景和意识形态影响下逐渐变型,发展为马克思主义法学,强调国家对法律和权力的绝对垄断,社会和民间被排斥到无足轻重的边缘。这种思潮传到我国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与此相应,法律边缘的观念事实上也存在久远。塔西佗就曾提出这样的问题:“Quid leges sine moribus?”(若无道德,法律又是什么?)。[①]古典自由主义者长期以来认为国家的权力和法律的作用有限,抵制法律中心主义。部分人甚至主张“最小国家”,政府作用仅限于消极地保护个人权利,扮演所谓“守夜人”角色,诸如洪堡、斯宾诺莎、哈耶克、路德维希·米塞斯、罗伯特·诺齐克、[②]布鲁诺·利昂尼(Bruno Leoni)、穆瑞·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等。他们相信,无需法律的秩序不但存在,且完全可能运作良好。经济学家大多坚持法律中心论(Coase,1960;Calabresi & Melamed,1972),[③]但也有些显著的例外,如哈罗德·德姆塞茨(Demsetz,1967)、理查德·波斯纳(Posner,1983)、奥利弗·威廉姆森(Williamson,1983)、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大卫·弗里德曼(David Friedman)、布鲁斯·本森(Benson, 1989:644-661;2003) 等。社会达尔文主义基本上坚持法律边缘论,如萨姆纳(Sumner,1906:55)就强调民俗对社会秩序的作用。自孔德倡导用科学方法、以经验知识为基础研究社会以来,社会人类学提供的许多证据表明,无需政府和法律,社会可以运作良好。(如马林诺夫斯基,2002;霍贝尔,1993;Gluckman,1955;Nader & Todd, 1978)而法律也并不必然导向秩序,一些没有法律的社会在殖民者引入法律后,暴力案件反而增加。(布莱克,2002:87-88)尽管人类学讲述了许多“无需法律的秩序”的生动故事,但多数成果给人“好古、猎奇和不切实际的印象”,[④]局限于初民社会,离现代生活十分遥远,对现代社会的解释力和在展开理论分析方面尚显不够。[⑤]

  因此,我们当下的核心问题便自然转向:法律对于现代社会是否重要?对此,也有不少学者尝试回答。英国1997-1998年一项研究表明,个人面对较重大的可司法事项只有20%诉诸各种法律程序,尽管社会公众将法院视为最重要的救济途径,但对审判公正缺乏充分信心。(Genn,1999)美国、[⑥]日本[⑦]等亦有类似特征。布莱克概括道,现代社会没有法律的状态“存在于孩子们的社会生活中,存在于朋友和同事之间,存在于家庭和亚文化群内,存在于路人、与世隔绝的人、名声不好的人以及其他生活在社会生活边缘的人中,也存在于为社会空间距离所分离的人们之间和各种外国人中”,尤其是存在于民族国家间。(布莱克,1994:144-145)麦考利发现,现代商人间维持商业关系主要不是靠法律,而靠规范和私力救济。(Macaulay ,1963) 维勒姆·奥伯特发现,在挪威保姆通过退出现有雇佣关系而实现对雇主滥权的控制,而非依靠《家庭保姆法》。(Aubert,1967)劳伦斯·罗斯关于交通事故解决的研究发现,即便法律规定共同过失构成完全抗辩的情形下,保险清算人仍适用比较过失规则。(Ross, 1970)约翰·雷德描述了一个霍布斯丛林中规范导向的秩序。(Reid,1980:339-340)埃利克森揭示,法律远没有人们想像得那么重要。在加州夏斯塔县,无论是牛群侵入邻人牧场、住宅,还是邻里分摊围栏修建、维护成本等纠纷,人们往往不诉诸法律,而通过一套非正式的邻里礼俗规范来调节,邻里间组织紧密、彼此依赖、由众多纽带联系、以非正式制裁为威慑、以成为公认的“好人”为目标的社会规范排斥了法律。而“法律制定者如果对那些促进非正式合作的社会条件缺乏眼光,就可能造就一个法律更多但秩序更少的世界。”(Ellickson,1991:286)本文试图通过中国现代化背景下一个民间收债个案的考察,来接近上述主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债务拖欠问题越来越严重,社会信用关系相当脆弱,以至影响经济发展。国家为维系市场信用所采取的手段不力,法律作为解决纠纷、保障债权、维护秩序的工具难以发挥效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司法不公、法院判决“执行难”等现象普遍存在,加上诉讼成本高、周期长、效率低、程序复杂、不确定因素多等法律手段的缺陷,严重抑制了人们诉诸司法的信心。而国家正面倡导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诸如197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所兴起的ADR)尚未建立,原本作为东方经验的“调解”在现代化和法治化的过程中又被大大削弱。在此情形下,债权人如何有效实现权利?如果没有来自正式制度的有效支持,是否存在其他可利用的制度资源?民间收债,就是在各种因素促成下自发出现的一种私人保障债权的纠纷解决机制。1980年代末以来,民间收债现象十分普遍。人们为什么不诉诸法律、而选择民间收债?民间收债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机制怎样运作?它与正式制度的关系如何?通过观察华南一个收债案例,本文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本文使用了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多元方法。调查方法以访谈为主。本文主要调查对象陈鸿强,[⑧]外号“四哥”,1965年生,汉族,已婚,东门河街人,自1989年从事民间收债至今。其他调查对象有:广发汽修厂老板陈林,陈曾经的老板和好友;其妻王娟,其雇员李世荣;陈鸿强马仔阿明、硬仔等。调查从2001年到2002年共进行五次,每次3-5天。调查方法以访谈为主,我与陈相处累计20余天,谈话深入到他从事的50余宗个案。对陈访谈时,钟金成、陈林、王娟、硬仔、阿明多次在场。本文呈现一定的口述史风格,但为避免重复而以一定技法对有关内容进行归纳;二是作为旁观者直接参与陈二次收债行动;三是个案分析;四是文献收集与阅读,包括调查对象所处地域经济、社会、法制情况、以及国内外有关民间收债、私力救济的文献等。通过调查,我希望了解∶债权人为什么选择民间收债,为何不愿寻求司法救济,他们有何特征(比如,是自然人还是组织、社会结构、文化水平);陈为何选择民间收债;在收债过程中诉诸哪些资源(诸如道义、法律或强力),通过何种手段、依托何种力量摆平纠纷,是否使用强力并导致冲突升级,收债是否有一定的习惯或规则,债务人[⑨]为什么合作,收债的成本、收益、耗费时间;收债对社会秩序的影响;民间收债存在的范围如何,为何存在;国家能否有效执行禁止民间收债的法律,进而国家真的禁止吗,等等。我将依托实证资料细致描述该收债个案,并通过与法院程序运作的对照,[⑩]来揭示民间收债行动内在的逻辑与规则(如果有的话),进而论及法律与秩序的关系。

  

  二、为什么收债?

  

  陈鸿强所在东门市位于珠江三角洲,辖32镇区,户籍人口153万,外来人口500多万。改革开放以来,东门经济以年均20%的增长率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地区之一,基本实现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河街镇是陈的主要活动地,1998年被评为省乡镇企业“百强镇”,户籍人口8.6万,外来人口31万。3000多家企业中,外向型企业1183家,民营企业1000多家。[11]在东门的现代化背景下,包括司法制度在内的国家正式制度发达,但在正式纠纷解决制度夹缝中也生长出一些非正式制度,其中之一就是民间收债。[12]

  之所以选择民间收债,陈鸿强如是说:

  我在广发汽修厂工作时,大概从1986年开始为老板收债。87年开始帮别人收债,都是一个人行动,最初仍出于朋友义气。二年后,有些事搞不定找人帮忙,也开始收费。93年业务发展快,有5个马仔,96年文化最高的阿勇退出去做生意,其他人至今未变。人虽不多,但要用人即刻可叫到几十人,而收债从未用上这么多人,一般就是1至5人去收。

  可见,陈走上民间收债道路首先是职业发展的自然过程,有相当的偶然性。

  第二,陈从事收债与市场需求密切相关。调查地许多人把民间收债视为一种提供追债服务的行业,民间收债事实上形成一个市场。这是一个自然演进但为国家禁止的市场,一个买卖双方缺乏信息沟通平台、信息不充分不对称的不完全市场,一个总体说来供给无法满足需求之市场,一个收债人相互竞争并在某种意义上与正式纠纷解决制度(尤其是司法制度)竞争的市场。1989年以来,陈收债业务一直很多,表明市场需求充分,社会需要它。本研究虽属典型调查,但却并非纯属“地方性知识”。事实上,在东门乃至全国,民间收债都极为平常。从同业概况来看,广东的收债人很多,仅东门河街就至少有20多位,故全市可能有300余家民间收债人。[13]其规模一般不大,只有极个别势力较大,也有人请司法、政府官员追债。目前尚无证据发现该地民间收债人形成黑社会组织,东门法院有关数据显示,因非法手段追讨债务引起刑事案件每年只有2、3宗。

  第三,陈从事民间收债也有赖于自身条件。他貌似张飞,面带杀气,留着小胡子,颇有些“江湖大佬”的味道,有可能镇住债务人。自然条件构成其职业资本的一部分,文弱书生显然无法从事这种以威慑和交涉为手段的职业。而陈又无其他特长,没有适当的替代性职业选择,故长期以此为业。

  收债人文化程度普遍较低。[14]这不但影响陈等人的职业选择,还直接制约收债事务的开展和样式。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文化程度低对业务接受、交涉谈判、甚至签收文书等方面有不利影响。另一方面,文化程度低在某种意义上又提升其威慑力,因为在普通人尤其是文化程度较高的人看来,文化水平低常与粗鲁、野蛮相联(尽管事实并非如此),进而,文化较高的人不仅清高以至不屑与文化低下之人纠缠,且尊贵以至畏惧与之打交道,故选择快快了结纠纷。

  

  三、纠纷类型、接受事务与当事人情况

  

  陈鸿强14年间每年收债平均不少于20宗,1993-1996年每年不少于30宗,近几年相对较少,至2002年7月共收债约290余宗。其收债无任何文字记载而无法作规范的抽样调查,但我仍借鉴抽样原理,对陈收债事务依年次大致抽样,每年3宗,正式收债第一年即1989年5宗,自2002年1月1日至7月30日所有事务9宗,共50宗,其中我参与2宗。这50宗样本基本上可反映他收债的情况。

  陈收债事务中,货款纠纷超过六成,借款和租金纠纷各占10%,侵权纠纷占6%,其他纠纷5宗。除追赌债不合法外,上述纠纷皆在法院受案范围内,不合法事务比例仅占2%。[15]故陈接受的事务与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有一定可比性。[16]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类型更广泛,陈收债事务类型相对单一,原因主要是:他从纠纷解决实效性出发,只关注能快速、便利、成功解决的情形,故业务集中于债务纠纷,其中货款、借款、租金纠纷占八成以上。对找不到债务人、法律关系复杂、难以追收的情形,一般不接受。

  尽管陈收债以赢利为目的,但并非凡有利可图皆一概接受。从纠纷类型可见其业务选择的迹象。大致有30%的情形他不接受委托。一是没有道理决不接受,如敲诈即陈所说“故意搞人家”,可见“盗亦有道”,何谓“道”则取决于陈依朴素正义感和源于生活经验的直觉之经验判断,这种判断通常有效且实用,陈便是借此途径接近正义;二是没有单据的通常不收;三是难度大的不收,包括涉及法律关系复杂即陈所说“搞不明”的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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