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静:中美亚太“竞争性共处”模式探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5 次 更新时间:2022-05-25 19:5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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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静  

  

   [内容提要] 特朗普上台后以“全面竞争”定位对华关系,将此作为国家安全战略重要目标,美对华战略出现“范式调整”,也使中美在亚太互动关系发生转变。中美在亚太正在形成“竞争性共处”模式,它介于冷战与竞合关系之间,是竞争为主、合作为辅的关系模式。这一态势是中美亚太关系长期发展逻辑的结果,把握底线、良性竞争、拓展合作应是“竞争性共处”的应有之义。

  

   亚太向来是中美相互利益最为攸关、互动关系最为重要的地区舞台。这里既聚集了中美最激烈的矛盾与冲突,也是构建中美关系整体稳定的最重要依托平台。长期以来,中美政府均高度重视在亚太地区的互动,寻求管控冲突、增强合作,双方在亚太的共处相对平稳。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关系传统思维范式正在改变,双方关系的竞争性突显,而亚太身处折射这一复杂变化的前沿,双方的共处关系更加微妙。本文尝试提出“竞争性共处”这一概念,试图对新现实下中美在亚太的互动态势予以描述,比较其与过去的异同,预测其未来发展态势,从而找到有益的政策预期与建议。

   一、中美历史上的亚太共处模式:由遏制转向竞合并存

   美国自诩介入亚太的历史已有200多年。美国研究东亚问题的学者迈克尔·麦克德维特(Michael McDevitt)说,美国两百年来介入亚太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进入亚洲市场”,“尽管后来有帝国主义、殖民责任、传道士精神等,但确保美国在亚太的经济利益一向是美国亚太战略的底线”。从19世纪的“门户开放”到20世纪克林顿时期赋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直到后来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一个清晰的主线是,美国始终不希望被排斥在亚太特别是中国市场之外,而是要获取足够的经济利益。为此美国首要的目标就是“防止该地区被任何一个大国所主控”。然而,从中国视角来看,美国对亚太的介入首先是从一个殖民列强的形象开始的,这往往与中国的“历史悲情”与民族主义相伴相生,塑造了一个“侵略者”的“消极镜像”,尽管中国民间也有不少观点,把美国与其他“列强”相区分,如认识到美国在华没有殖民地,美国利用庚子赔款作为“善款”帮助中国发展民生等等。而美国政府后来在中国内战中对国民党政府的扶植、对共产主义的仇视以及冷战开始后朝鲜战争的爆发、台湾分裂态势的确立等,使中美关系进一步对立。美国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则坚定维护独立自主及社会主义道路,使二者在亚太形成相互遏制的共处模式。

   当时,中美冷战模式与美苏冷战模式既有不同点,也有相似性。不同点在于,首先,中国不是苏联,没有与美国展开全球竞赛、争夺“霸主”地位的野心,但中国对自己的周边高度重视,并因此与美国在朝鲜直接交战,在美越战争中给予越南军事支援。其次,中国虽然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与社会主义国家,但并未直接干涉别国内政,也没有“卫星国”。中国文化的保守性与防御性与苏联的进攻性、扩张性形成一定对照。再次,中苏关系交恶引发中美关系由敌对走向改善,“联美反苏”使中美关系提前走出冷战。由此,中美冷战模式总体烈度较低,范围有限,且局限在中国周边,并在一定条件下启动中美苏大三角,使二者关系由对立转向合作。另一方面,中美的相处模式与美苏模式也有一定相似性。一是体现了两种对立意识形态的竞争性、对抗性。二是这种对抗在亚太体现得最为集中,发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冷、热战,尽管未酿成两国总体战争,但对抗之激烈堪比美苏。三是两国对抗始终局限在一定范围内,没有全面破局。正如美苏以“相互确保摧毁”形成最低水平的战略稳定,并通过削减战略武器谈判、构建《海上意外相遇规则》主动管控冲突一样,中国主动参与朝鲜战争的果敢举措、研制“两弹一星”的成功,亦在能力上对美造成一定战略威慑,起到平衡关系的效果;加上中美对抗一定程度上从属于冷战大格局,使中美矛盾未上升为最主要的国际矛盾,为两国处理亚太关系留下一定余地。

   冷战结束后,美国东亚政策延续了冷战时期确立的、以双边为主导的同盟体系。美国战略界普遍认为,美军事存在提供了东亚稳定,维持了地区战略平衡,确保了地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是可有效确保美国继续成为“亚太国家”,维护在亚太的“至关重要利益”。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将经济、安全、价值观作为美国东亚政策的三大支柱,小布什政府出台的《四年防务评估》明确提出经济与安全有相互促进的关系,表明在后冷战时代美国仍有意强化在东亚的全方位存在。按照美国学者的解读,美国的目的是维护地区的“陆海战略平衡”,即中国在陆上、美国在海上各有优势,从而使任何一方都不能绝对控制对方的安全区域。此外,美国还充当“忠实的掮客”,令地区国家愿意接受美国在地区内的存在,对冲中国或日本的地区影响。具体而言,当时美国东亚政策的主要目标包括:阻止朝鲜半岛形势失控,确保地区稳定;确保能“公平地进入”亚洲市场;维护航行自由;防止核武扩散;以及促进民主。结合后来美国政策的发展轨迹可发现,其东亚政策的目标与手法前后并无大的变化,有较强的继承性。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在安全、经济、价值观三大支柱外增添了多边机制,但其目的依然是维护美国对亚太的“持续进入”权以及地区的战略平衡,防止地区大国将美国排除在外。

   在整个后冷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始终是灵活运用接触与制约两手,对中国的期待,克林顿时期提出“转型国家”,小布什时期是“利益攸关方”,奥巴马时期是“负责任大国”。美国始终希望通过软硬两手将中国塑造为美国主导体制下的“合作一员”,沿着美国给定的路径崛起。在这一背景下,中美亚太共处的模式也体现出接触与对冲的两面特征。

   一方面,美国坚持对华接触是亚太政策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在克林顿时期,美国试图通过“参与与扩展”的“浪漫性”接触改变中国,双方在经济、军事各个层面的交往较为深入。在亚太地区层面,美国提出“经济上繁荣、政治上公平、安全上靠同盟”的“新太平洋共同体”主张,中美在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地区论坛等多边机制下开始有了很多积极互动,不仅共同推动地区“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也就朝核、地区“预防性防御”与“信任建立措施”等安全问题加强沟通。小布什时期,出于反恐考虑,美国对亚太多边机制参与下降,但围绕朝核问题,中美主导的六方会谈为稳定半岛局势发挥了重要作用,双方还探讨了将六方会谈发展为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可能。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再次回归克林顿政府重经济、重多边、重民主的民主党亚太政策传统,并提升了亚太在美全球政治天平中的分量,加速“重返”步伐。在此期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设立专门的亚太事务磋商,中美在阿富汗、东帝汶等地展开积极的第三方合作;在朝核问题上也形成共同施压、相互协调的局面。由于奥巴马政府高度重视亚太多边合作,中美在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及东盟防长扩大会机制下的互动增多,共同参与了有关海上安全、反恐、人道主义救援、维和、军事医疗的合作项目。中国还受邀参加了2014、2016年美国“环太军演”,旨在通过军事交往增加战略互信。此外,在上述整个阶段,中美在亚太的多边非政府组织接触也非常频仍,从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到东北亚合作对话等形形色色的“二轨对话”,也为中美在亚太增信释疑发挥了积极的辅助作用。

   但另一方面,中美在亚太的竞争也在悄然发酵。首先,美国始终担忧中国崛起会造成美国被排除在地区之外的前景,由此坚持将双边同盟作为其维护地区秩序的基石。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通过《阿米蒂奇报告》,提出构建以日本为中心的亚太政策,建议低调处理美日经济摩擦,鼓励日本在美日同盟的框架下逐步放开对其“集体自卫权”的限制,反映出美国政府内部始终存在一股“亲日派”。而该派势力对华强硬,主张对日关系的重要性超过对华关系,美国应加大对亚太军事投入、强化同盟体系,实现军事“互操性”与情报分享,从而将战略目标转到应对中国崛起上来。该派还主张加强与台湾人员交往与军事交流,防止大陆对台动武,也防止台湾宣布独立,从而维护“两岸稳定”直至达成“政治和解”。其观点尽管支持与中国进行军事接触和多边交往,但反对“为接触而接触”,并指出中国的“亚太新安全观”与美国同盟体系截然相对,是一种竞争关系。到了奥巴马时期,同盟体系更成为“亚太再平衡”的首要支柱,美日同盟通过新版《防务合作指针》,进一步为日本发展军力松绑;美国与澳大利亚签署《军力态势协议》,美海军陆战队首赴澳轮训。美国还以南海“航行自由”为借口加大对东南亚的军事介入,积极扶植菲律宾、越南、印尼等盟友及“新兴伙伴”。美国打造广泛的亚太盟友伙伴体系旨在维护其军事优势与制度霸权,同时也威慑和限制潜在对手。

   其次,美国担忧中国军力发展,相应调整了亚太军事战略。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美国一直关注中国政府的军费增长,认为中国的军费开支“超出了正常的安全需要”,有对外实行“军事扩张”的“战略企图”。美国防部自2000年发布《中国军力报告》以来,不断指责中国国防费中存在大量“隐性军费”。对于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美国始终密切关注。奥巴马政府曾称,中国强化“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旨在使西太平洋成为美军无法插手之地,中国发展针对美军指挥控制系统的军事手段,依赖卫星和互联网,使美难以协调军事行动与后勤保障;中国研发的隐形战机,可能拥有对第一岛链众多目标发动空袭的能力;中国海军研发装备有先进鱼雷和高速巡航导弹的潜艇,对美重要军事基地和在国际海域的行动能力提出挑战。针对中国不断加大对钓鱼岛、东海以及南海海域的维权力度,美认为中国意在“以强权和高压”逐步巩固和扩展领土诉求。为此,美国先后提出“空海一体战”(Air-Sea Battle)、“离岸控制”(Off-shore Control)、“拒止威慑”(Pursue Deterrence by Denial) 等作战理念与战略,其中“空海一体战”被正式写入国防部文件,目的是在面临威胁的条件下提高美军作战能力,维护美国在亚太主导的战略格局。

   再次,中美在地区治理上竞争性明显加强。在经贸领域,二战以后,亚太地区的经贸格局总体由美国主导,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都是亚太绝大多数盟友国家的头号贸易,直至近十年这一地位逐渐被中国所取代。如今,中国已成为日本、韩国、东盟、澳大利亚四大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亚太国家在经济上对中国依赖加强,令美紧迫感加深。美国自身经济的衰退也使其亟需亚太国家为其注入强大动力。另一方面,亚洲金融危机后,WTO等全球多边制度的作用面临挑战,“10+3”、“10+6”等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及其可能带来的规模性贸易转移,导致圈外国家有被边缘化的危险,造成贸易体系和贸易规则制定权易手等问题。面对美倡导的亚太自贸区遥遥无期,奥巴马政府2009年11月提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计划”(TPP),即试图以此为范本,推行符合美贸易规则的地区经济格局。

   从中国方面看,入世后加大了与亚太经贸一体化的力度。2001 年加入《曼谷协定》,第一次通过关税谈判从他国获得特别关税优惠;2003年与东盟签订《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于2010年建立中国-东盟自贸区;2012年,东盟提出建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邀请中日韩澳新印6国共同参加,旨在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在成员国之间建立统一市场。与此同时,中国与新西兰、澳大利亚、韩国等也签订了双边自贸协定。

中美两国追求的是不同的贸易目标。中国强调经济发展,倡导灵活性的经贸规则,兼顾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平和诉求。客观地说,除实现经济目标外,其中也有抵御美国经贸规则及发展周边外交的战略考虑。而美国推动的TPP除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投资、透明度等传统议题外,还附有具有一定约束力的《劳工合作备忘录》和《环境保护协议》,并要求所有成员实现贸易、投资与服务一体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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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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