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宏图:从国际产业转移视角看“一带一路”-——试论“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性与国际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6 次 更新时间:2022-05-25 19: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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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宏图  

  

   [内容提要]“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理论界的探讨更多集中在政治含义和政策层面,国际舆论多从地缘政治视角进行分析和评论,甚至称之为新的“权力游戏”。“一带一路”倡议虽然由中国提出和推动,但从根本上配合和顺应的是国际产业转移规律和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有着很强的普遍性和客观性。“一带一路”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升级版和新阶段,也是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正成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输出地,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则成为主要承接地。未来世界经济新的增长中心有望出现在“一带一路”地区,但至于哪些国家能够率先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起飞,不仅取决于发展阶段、技术、成本和地理等客观条件,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内外政策的调整与选择。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得到诸多国家响应,也遇到各种各样的争论与批评。相对而言,诸多分析重点关注“一带一路”倡议的政治性和战略性,突出强调其“政治正确性”及中国属性,而相对忽视了其“经济正确性”和普适性。一些西方舆论认为它在经济上无足轻重,而只是中国拓展势力范围的地缘战略手段,2018年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CNAS)报告直接将之描绘成新的“权力游戏”。而国内分析也多集中在政治和政策层面,较多强调“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战略”或构想等较为主观的一面,相对忽视其配合和顺应国际产业转移规律和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更为客观的一面,即便从经济视角也主要关注项目投资风险,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部分国际观察者的不理解,甚至是误读或误解。

   国际产业转移主要是指某些产业从一个国家和地区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等方式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过程。一般认为,国际产业转移起步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本输出,大规模的国际产业转移则出现于二战之后,至今全球共完成了四次大规模的国际产业转移。通过承接和转移国际产业,美国、日本、德国、亚洲“四小龙”等先后实现了工业化和产业升级。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步融入国际产业转移体系,先是通过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成为“世界工厂”,随后通过企业“走出去”成为资本输出国。在当前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浪潮中,中国成为主要输出国,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主要的承接地。未来一段时间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GDP年均增速将显著高于全球水平,有望涌现新的世界经济增长中心或“世界工厂”。

   一、国际产业转移的发展历程

   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了世界工业化进程,至20世纪末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伴随着工业化进程,世界范围内发生了数次国际产业大转移,先后出现过英国、美国和日本等世界制造业中心。目前学界对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分期有着不尽相同的界定,多数分析认为,自第一次工业革命至今,全球共完成了四次大规模的国际产业转移,每次都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格局的变迁。

   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出现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主要从英国向欧洲大陆和美国转移。18世纪30年代的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和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到19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发展达到鼎盛期,成为举世闻名的世界制造业中心。随着国内产业成本升高,市场容量矛盾日益突出,英国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向外产业转移,掀起了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浪潮,输入国主要是法国、德国等欧洲大陆及北美国家。美国凭借其良好的自然资源、与欧洲紧密的人文纽带特别是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投资,其中英国所占份额最大。1914年英国资本输出占世界的40%,美国资本输入规模(71亿美元)居世界首位,其中英国对美国的债券投资占其总投资的85.9%。通过工业革命后的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欧洲主要国家陆续实现工业化,美国作为主要承接国及最大受益者,逐渐发展成第二个“世界工厂”,并超越英国成为新世纪世界经济霸主。

   第二次国际产业转移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路径主要是从美国向日本和联邦德国等转移。美国在确立了全球经济和产业技术领先地位,率先对其国内的产业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美国国内集中力量发展新兴的半导体、通信、电子计算机、自动化设备等技术密集型产业,而将技术密集度较低的钢铁、纺织、日化、造船、普通工业机械等传统产业向外转移。日本、西欧等因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又具有较好的发展基础而成为美国移出产业的主要承接地,很快成为全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主要供应者。通过承接移出的产业,日本和西欧国家大大加快了工业化进程,工业竞争力迅速提高。日本成为第三个“世界工厂”,联邦德国也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是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日本成为主要转出国,而亚洲“四小龙”是主要承接地。20世纪70年代,已成为世界制造大国的日本为了应对世界石油危机的冲击以及日元汇率升值,加快对外投资以重构国内产业结构。70年代初,转移的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业等轻纺产业,以确立资本密集型的钢铁、化工、汽车、机械等产业在国内的主导地位,主要目的地是亚洲“四小龙”。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后,转移的产业主要是资本密集型的钢铁、化工和造船等产业,主要目的地仍以亚洲“四小龙”为主。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转移的产业扩展到包括汽车、电子等在内的资本密集型和部分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的目的地包括“四小龙”、东盟和中国内地等。由日本主推、东亚作为主要目的地的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造就了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

   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2008年金融危机前,产业转出地有亚洲“四小龙”及日本等,承接地主要是中国及东盟等国。亚洲“四小龙”经济体量小,劳动力成本上升快,产业结构升级周期短。在承接了日本等转移出来的重化工业和微电子等高科技产业后,急需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而改革开放和低成本优势为中国承接亚洲“四小龙”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提供了很好的机会。除了沿海地区对亚洲“四小龙”产业的承接,中国还吸引了日本、美国和欧洲大量投资,成为此次国际产业转移的最大受益者,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逐渐成为新的“世界工厂”。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全球掀起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浪潮。中国成为主要输出国和引领者,承接地除中国中西部地区外,主要是东南亚、南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随着本土综合成本的上升,中国的中资和外资企业以及新的劳动密集型国际投资,越来越多地投向越南、柬埔寨、缅甸、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等国。这些国家纺织、服装等出口快速增长,巴基斯坦、越南、印度和越南、印度、印尼和柬埔寨、孟加拉分别进入全球纺织品出口和全球服装出口前十位(印度和孟加拉分居第三)。这表明,劳动密集型等产业链条,依然沿着原有路径在延展,从相对高成本的中国向相对低成本的东南亚、南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

   二、国际产业转移的动因及规律

   国际产业转移的基本方式有国际产业投资、国际产业贸易、国际产业协作和外包等。各种路径的产业转移驱动力不完相同,但大体相似。国际上要素流动性不足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是国际产业转移的前提。各国经济发展的落差以及由此造成的成本差异是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动因。由于各国经济和技术等的发展不平衡,国际资本不断从高成本国或地区流向低成本国或地区,由此带动其他资源的流动,形成产业转移。产业转移也是国际产业分工日益深化的要求和结果,它反过来又推动了国际分工的发展。国际分工表现为不同国家进行不同的生产,随着各国产业结构的变动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国间的贸易内容和资本流向就会发生变化,从而产生国际产业转移。

   国际产业转移是跨国公司战略性扩张的内在需要。跨国公司是国际产业转移的主导力量,向海外转移传统产能,既能延缓衰弱产业的生命周期,获取高于国内的海外投资收益,又能释放出沉淀生产要素用于支持新兴产业的发展,不断优化其产业结构。在很多情况下,跨国公司海外发展并不仅仅限于衰退产业,更多基于战略层面的考虑,包括规模扩张、分散风险、在全球范围内发挥竞争优势以及与竞争对手争夺海外市场地位等。在技术变革加速进行、资本流动性越来越强及交通和电信改善的情况下,把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对美国、欧洲和日本等的制造公司来说不可抵挡,正是这些公司,而不是政府援助项目,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

   国际产业转移主要是产业结构重构与升级的需要,国际产业转移的历次高潮与世界范围内的产业升级密切相关。技术进步和社会变迁在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促使一些旧有产业衰退甚至淘汰。工业化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需要将边缘产业向外转移,以集中资源用于比较优势突出的高附加值产业发展。就战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过程看,国内产业重心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向外转移的产业重点则由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同时第三产业内部的劳动密集度较高部门也成为外向转移的热点。发达国家不断向外转移已经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也推动着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升级。当发达国家因原有产业比较优势日趋衰落而进入比较优势的高阶梯时,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将紧跟进入发达国家所退出的产业,而这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原来具省比较优势的产业也将因失去比较优势而转移给紧随其后的更低发展水平的国家或地区。通过较发达国家向较不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实现国家之间的产业转移及产业移入国国内的产业升级。

   理论上,日本学者赤松要等人根据日本产业结构调整以及东亚地区产业转移的特点,提出了“雁形理论”,论证了国际产业转移由消费资料产业向资本资料产业、轻纺工业向重化工业、原材料工业向加工组装工业演进的过程,指出产业升级是国际产业转移的内在动力,而产业转移又成为工业先行国实现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20世纪70年代,小岛清提出了边际产业转移理论,强调了国际产业间产业梯度转移,认为投资国应转让已经或正在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并将其投向东道国具有或正在形成比较优势的产业中,这样的FDI有助于促进东道国比较优势产业的形成。先进国家则集中资源发展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这样的投资不仅产生了贸易创造效应,而且促进了投资国和东道国双方的产业结构升级。

   从战后日本海外投资的实践看,每一个阶段的对外产业转移都为国内产业升级提供了空间,对外产业转移与国内产业升级依次递进。20世纪60~70年代,通过对外海外呈梯队地转移国内已失去比较优势的资源、纺织、矿产等行业,日本输出了过剩产能,为国内产业向资本密集型行业升级提供了空间。20世纪80年代,日本抓住东南亚邻近国家发展重化工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机会,转移了国内发展成熟的重化工业,推动国内产业向技术密集型升级。到了20世纪90年代,通过向中国以及东南亚国家投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欧美投资服务业与高端制造业,日本产业结构逐渐从重工业向技术集约、服务业转型。

国际产业转移主要发生在制造业领域,通常由产业层级较高的区域移向产业层级较低的区域,转移的内容是将低层级产业或高层级产业的低层级环节从先行工业化国家转移到后发工业化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从资源密集度看,产业转移从早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过渡到资本密集型产业,再到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从附加值看,由低附加值产业(如纺织业)发展到高附加值产业(如集成电路制造业)。日本战后对外投资基本上沿着“资源产品—制造业—服务业与新兴产业”的路径行进。从早期的资源行业,过渡到劳动密集型、能耗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再逐步扩展到制造业、服务业全行业,形成了产业梯次转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也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从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化纤业,到资本密集型的钢铁、造船、炼化行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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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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