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春豪:印度对华政策的转变与中国的政策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9 次 更新时间:2022-05-24 15: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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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春豪  

   从双边层面看,中印1988年以来的互动范式面临考验。1988年拉吉夫·甘地访华后,中印实现关系正常化,并且逐渐形成了符合两国利益的互动模式,即强调发展中国家共同属性,将对方视为本国发展机遇而非威胁;将边界问题与双边关系脱钩,并建立相关机制管控好边界争端,确保边界的和平安宁;加强全球性议题和双边关系的功能性领域合作,特别是将经贸领域合作作为稳定双边关系的重要基础。印度上述对华政策的转变,意味着中印关系即使不至于完全脱轨、不至于走向对抗,但也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比如,印度政府将边界问题与双边关系重新挂钩,违背了两国领导人“不让分歧上升为争端”的共识,严重影响两国民众的相互认知,给双边关系的长远发展制造了巨大障碍;印度在经贸领域对华采取的歧视性政策,对中国致力于推进的更紧密发展伙伴关系、制造业伙伴关系等提出了严峻考验,使得双边关系缺乏再次落稳的经济抓手。

   从地区层面看,中印在邻近地区的竞争与碰撞会加剧。虽然中国尊重印度在南亚地区的主导地位,在发展与印度南亚邻国时比较谨慎,但“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极大增加了印度的不安全感,使得印度对中国在南亚及印度洋的存在高度警惕。“一带一路”倡议是经济发展倡议,但印度却将之政治化、战略化,特别是中巴经济走廊经过巴控克什米尔,被印度认为是侵犯了其领土主权,加之中国在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和汉班托特港的项目建设,引起了印度对中国利用“一带一路”重塑地区秩序、对印“海陆合围”的担忧。印度政府将互联互通与科技、贸易并列为大国竞争的核心,积极推进互联互通战略实现自身的地缘战略构想,与中国“一带一路”在南亚地区的碰撞在所难免。此外,随着中国西进印度洋、印度东向西太平洋步伐的加快,中印在对方周边海域的存在明显增强,加上双边关系本身存在战略互疑、与第三方海上安全合作(如中巴、印日)的连带影响,中印海上安全矛盾日渐凸显,隐约呈现从南海到西印度洋的“印太竞争弧”。

   从全球层面看,中印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基础被弱化。长期以来,中国强调与印度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身份,两国在诸多国际事务上的共同诉求促进了双边合作,但印度对民主价值观的日益强调,使其认为中美秩序之争并非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而是美国的“基于法治的秩序”和中国主导的秩序之争。由战略对手中国主导的秩序,显然不是印度乐见的。印人党的全国总书记兰姆·马达夫(Ram Madhav)甚至称“中国的民族主义世界观可与二战前的德国相比……在正在出现的新的世界秩序中,印度可以和美国、德国这样的国家,一起构建莫迪总理倡议的以人为本的发展合作的世界秩序”。所以,虽然中印强调两国作为两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身份,都拥有推动国际秩序变革的动机,但在国际秩序变革的主导权、重点、路径、节奏等方面的分歧都在扩大,两国逐渐从推动国际秩序变革的合作者变成竞争者。

   对于中国而言,虽然中国国内对印度大国地位的争论也从未停息,但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中印关系的广度和深度已经超越历史上任何时候,印度在中国外交全局中的作用也日益突出,印度对华政策转变对中国国家利益构成的挑战也值得高度重视。在此情况下,中国有必要反思和调整对印政策,以更好地因应印度对华政策转变的后续影响。

   首先,需要对中印关系进行“再定位”。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中国需要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来审视印度,客观看待印度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上升的现实和趋势,客观看待印度战略心态的变化,在符合现有国际机制规范、坚持循序渐进改革的情况下,支持印度在全球治理事务上发挥更大作用。印度也需要突破地缘政治、民主制度等带有西方色彩、充满竞争性的认知框架,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以零和思维站队,客观看待中国国家利益和影响力扩大的必然性。

   鉴于此,中印需要从如下三个角度对双边关系进行“再定位”:从“大国关系”的角度对双边关系“再定位”,突出双方作为“独立自主的全球性领导力量”的地位,超越双边关系的窠臼,不陷入第三方(如中美竞争、印巴矛盾)的桎梏;从“文明复兴”的角度对双边关系进行“再定位”,充分发挥中印同为东方文明古国的共同特点,挖掘东方文明智慧在应对当前全球治理困境时的作用;从“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对双边关系进行“再定位”,强调两国作为“全球的稳定性力量”的身份,循序渐进推进国际秩序变革,抵制反全球化、单边主义等损害全球稳定的行为。

   其次,统筹双边关系中的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将之作为中印合作的新基础。过去几十年,中印曾将在国际多边议题、双边经贸关系等领域的合作,作为双边关系的利益纽带。但目前,上述合作基础正在弱化,两国在国际议题上的分歧扩大,经贸领域中的贸易不平衡、产业链竞争等问题也日益凸显。因此,中印亟需寻找新的合作纽带,而两国都面临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挑战,有望提供新的合作基础。特别是印度国内民族主义上升的背景下,经济增长本身与政府执政合法性的关联性在下降,与政治动员相关的政治性议题(如反腐、弘扬民族文化)的作用却在上升,中印在治国理政方面的合作诉求上升。下一步,中印有必要就保护生态环境、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解决庞大人口就业、抵御西方文化霸权主义、打击民族分离主义、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网络空间治理、惩治腐败等共同难题,深入推进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特别是在印度教民族主义抬升的情况下,印度国内对其悠久文明的自信心和自豪感空前,中印需要加强文明对话,突出东方文明、东方价值体系在解决当前全球治理问题中的独特作用。

   再次,客观看待中印竞争面扩大的现实,完善从危机管控转向竞争管控的机制建设。中印战略互信缺失的最主要因素是边界争端,两国也建立了完善的涉边机制和沟通渠道,努力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相关问题。但现在,中印两国利益碰撞的范围不断扩大,相互竞争乃至有限冲突的领域也日益增多。印度对华战略疑虑起自边界争端,但已拓展至海洋安全、互联互通规则、印太秩序、网络安全、太空武器等诸多领域。因此,中印有必要从“争端管控机制”转向“竞争管控机制”,通过就当前及潜在竞争领域的议题相互交流、增信释疑,防止“竞争”升级为“争端”。比如,中印可以就“第三方”因素进行进一步沟通,谨防双边关系受第三方干扰。再比如,印度对华较为担忧的海洋安全、互联互通规则等,双方也可以借助中印海上合作对话、“中印+”等加强沟通。

   最后,继续发挥高层交往的引领作用,确保双边关系不出现逆转。中印关系发展表明,由于双边关系的复杂性及民间认知的相对匮乏,高层沟通对稳定双边关系非常重要。特别是2018年创新性开启的中印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模式,既是对不断增加的多边场合会晤的有益补充,给两国领导人提供了专门的沟通机会,也不同于正式的国事访问,使两国领导人可以在轻松、友好的氛围中进行交流,对双边关系起到了正面的引领驱动作用。百年大变局之下,中印关系更趋复杂,特别是民族主义与社交媒体的结合,有可能对竞争性议题进行放大、对合作性议题进行淡化。在此情况下,高层互动对双边关系的“把舵定向”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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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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