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明安:编纂行政基本法典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需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8 次 更新时间:2022-05-17 22:5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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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明安 (进入专栏)  
第一大特色是“时代特色”。现今时代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元宇宙等将现今人类社会推入了信息化社会、数字社会;新冠疫情长久蔓延和各种极端自然灾害频发将现今人类社会推入了自然性风险社会;宗教极端势力的滋生扩展、重大恐袭事件的频发、中美关系的巨变等事件同时将现今人类社会推入了社会性风险社会。我们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编纂行政基本法典,其法典内容就必须融入数字社会思维和风险社会理念。使之既能解决现实世界的行政法治问题,又能解决网络世界的行政法治问题;既能解决常态社会下的行政法治问题,又能解决应急状态下的行政法治问题。

   第二大特色是“中国特色”。这里的“中国特色”,是指新时代、新阶段、新格局下的中国特色。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的开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新阶段;2018年宪法修正案确立“五大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和法治中国目标,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启新格局。在这样的新时代、新阶段、新格局下的中国特色有两个最重要的要素: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二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依法执政。据此,我们当下编纂行政基本法典,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需要针对有关党政机关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的情形,设计与之相适应的法治方案,使其行使相应行政权力的行为及其责任机制得到法的有效规范。

   第三大特色是“重治理实效特色”。我们当下所要编纂的行政基本法典,其路径不能沿袭国外传统的过分注重形式法治的模式,而必须特别强调和注重治理实效。即强调公正和效率并举、控制权力滥用和促进权力有效行使并举、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和维护行政管理秩序、社会经济秩序并举。

   第四大特色是“重程序控权特色”。行政法是从程序控权起始的。无论是英美的Natural Justice, Due Process of Law,还是欧洲大陆一波接一波的行政程序法典立法,都体现的是程序控权模式。实体控权虽然也很重要,但这种控制(主要通过行政组织法控制和限制行政机关的权力的范围)因为是静态的控制,其效果远不如动态的,对整个行政过程的控制,因此,我们现在编纂行政基本法典,其名称即使不叫“行政程序法典”或“行政程序基本法典”,其内容也应突出程序控权特色,走我国许多行政法学者所主张的程序主义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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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司法》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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