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体革命——中国最需要补的一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62 次 更新时间:2003-07-28 11: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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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兆勇 (进入专栏)   李小光  

  

  目前,中国加入WTO,种种应对之策中最迫切最需要的是什么?中国现今最缺乏的不是高楼、大厦。而是软体精神。长久以来,人们的目光瞄准数字、规模化,重实物轻无形,重硬体,轻软体,如果中国没有一场软体革命恐怕是难以适应经济一体化的。

  

  从政理念应有新转变

  

  前不久,中国外经贸委部一研究人员披露,目前占中国吸收外商投资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是香港、台湾、日本、韩国和东盟等国家和地区,欧洲、美国对我国的投资尽管增长较快,但也不到百分之三十,也就是说,规模最大的部分外资因游戏规则所限,而与中国无缘。

  游戏规则是什么?是制度,是中国改革所迫切需要的增量资源,是保证企业安身立命的软体环境。中国是个古国、大国,在发展过程尤其需要欧美的外资,需要随这部分外资相伴而至、源源不断的新思想、新观念,中国需要不停地去吮吸和分享人类的新文明。

  有人曾经对瑞士与中国贵州进行了一番比较,就自然条件而言,二者可谓不相上下,山多、天气不好,而贵州尤多出矿产资源丰富之优越。

  然而,何以瑞士成为全球首富,而贵州却是中国最穷(因而也属于世界最穷)的地区之一呢?

  根本的原因依然是制度问题,瑞士给每个地区人民以决定自己发展经济的决策权,而我们的经济决策多是高高在上者制定。一连串的恶果就此发生。

  首先是中国这样一个自古就有“民愚君”的国度里,决策者凭层层汇报得到的信息,有多少是真实的值得怀疑。不谈历史著名的“浮夸风”所带来的饿俘遍地,日前中国南方某大报又专门揭示了“官出数字”的现象。基层官员之所以编制种种数字卫星蒙骗上级部门,实在是因“数字出官”使然。在中国某些政客眼中,一个放大了的数字,意味着一条通畅的仕途前程,至于百姓疾苦、误导决策以致损害投资等严重后果,一律是可以不顾惜的。

  重视数字、专注于满足一已之私利而不作长远考虑以至短视的行为,在中国实在屡见不鲜。九月底在上海举办的《财富》论坛,人们不应忽略这样一条消息,李光耀资政宣布因双方在发展问题上有矛盾,新加坡将撤出苏州工业园。李光耀说,当初双方达成协议,在苏州建设一个工业园区,向中方教授如何规划、如何管理,并同时吸引外资。中方对此十分感兴趣,希望从中能学到“软件”,并到其他地方进行复制。但苏州方面的官员感兴趣的却是硬件,他们希望通过这个项目能带来投资,在当地建桥、修路,这与我们的目标有所偏离。尽管我曾告诉他们,中国领导人希望你们学习怎样营造一个有利于商业的环境,而不是让新加坡来帮助造桥修路的,但无济于事。

  此消息读后,笔者一方面为苏州方面轻易放弃如此一个学到“软件”建设的机遇而扼腕叹息,另一方面又百思不得其原由所在。及至到十月二十八日,不经意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看到这样一条消息:五十家跨国公司汇聚苏州新区,它已成为海外研究开发机构知识创新的舞台。消息称,继摩托罗拉半导体苏州设计中心在苏州新区运行之后,目前,苏州新区汇聚了知名不知名的三十余国五十家跨国公司,外向型经济占全国经济总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至此,笔者恍然大悟。苏州方面之所以轻易放弃软体学习的大好机遇,希望新加坡人修桥铺路,实因软体方面的东西无法化为帐面上的数字,而新加坡在苏州铺了多少米长的道路,修了多少米长的桥梁,动用了多少资金,这才可以数字表达。而神奇的数字在中国的某些官员眼中,实在有不可言说的妙用。

  举此一例作分析,对苏州方面似有大不敬之嫌,然而笔者其实是想作一提醒,对于中国各级政府而言,要做的,不应当仅仅局限于引进利用了多少外国资本,更重要的要学习到伴随这些资本孳生的经营管理,规划运营等先进手段,得人以鱼,不如得人以渔。这是根本所在。

  中国素有古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目前,国家经济建设出现难题,人人有责任做贡献自无可厚非,但切忌因此而急功近利。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已是一场没有先例可循的巨变,何况中国又必须同时完成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巨变,以一代人的努力实现别国几代人的努力以达成的目标,不能不说是一次艰苦的尝试,这要求处身其中的国人应具备更宽广的胸怀,更长远的眼光,此看似简单,实则甚难矣。

  目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经成为中国最深入人心的口号,这一口号所蕴含的内容本身并无任何偏颇之处,毕竟,一个经济上强大的国家,是绝不会遭人“误炸”,亦不会时时有国家分裂的内忧外患。

  然而,中国目前却要提防某些政府官员计划经济下所形成的思维方式,即自以为是经济专家,盲目插手干预企业经营管理的行为。让政府从管理者身份转向服务者身份,这一角色转换,虽然困难却必须完成,而且这种服务,要提供的不仅仅是建桥铺路等硬件设施,更是行政、法律、金融等全方位的软体环境。

  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认为,美国的全球五百强企业最多,除了自身的实力外,还在于它为企业提供良好的经营环境。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才二十年,企业经营的环境常常成为限制企业发展的瓶颈。

  柳传志将这个环境生动地比喻成“操作系统”,企业经营犹如应用软件,应用软件再好,计算机的操作系统不行,软件不仅在里面跑不动,严重的还会死机。

  一番话,道出了企业对软体革命的迫切要求,其实,不独中国企业如此,外国在华企业亦有是心。据零点调查公司在北京、天津、上海的一份调查:

  三地外商投资者目前最急需的服务

  服务类型 北京 天津 上海

  办理各种行政手续 29% 17% 18%

  政策指导与法律服务 25% 21% 30%

  当地金融支持 17.4% 27.0% 16.8%

  人才资源开发服务 15% 10% 9%

  市场调查、信息咨询 8% 16% 20%

  其他 5.1% 9% 6.4%

  显示出目前外商最为关注的无疑正是投资软环境的整治,尤其在理清政策界限、提高办事效率、保证公正廉明执法和完善辅助服务方面。而这些,正是政府的职责所在。

  可以肯定,随着中国加入WTO的迫近,中国将面对的是一个更加开放的世界环境,而能够保证企业安身立命,并能够有效帮助企业健全发展的软体环境竞争更将凸显其重要作用。哪个国家的软体环境建设得好,哪个国家将赢得第一回合。这是大势所趋。

  

  中国企业的软体建设不容忽视

  

  就近年来的情况而言,中国企业出现的一批“流星企业”引起了广泛关注。如巨人集团、沈阳飞龙、爱多电器等等。罗兰·贝格国际管理咨询公司的宋新宇博士就此指出,这其实是一种战略危机,意即中国企业极少制定五年至十年期的长远发展战略。或者虽然制定了宏伟战略远景,但也仅仅是纸上谈兵,如在二000年冲入世界五百强,而没有制定具体的战略措施。

  从世界范围看,现代企业间的竞争已发展到深层次的战略竞争阶段,市场战略要考察的因素已扩展到了企业规模、市场细分等战略新领域。目前,世界各地银行业、汽车业、航空业等此起彼伏的强强联合对此给予了深刻证明。

  反观国内诸多企业,不得不承认依然停留在单纯市场营销手段、产品质量、服务、价格的改进等产品经营竞争阶段。这已大大落后了。

  对于中国企业出现的这种战略危机,很多人都从企业家制度方面加以分析,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如承包制、企业家年薪制,认股权制等等。

  然而,经过种种尝试,企业仍无法走出战略危机的怪圈,症结何在!

  反思这种种解决办法,有个核心问题使我们必须重新加以思考,那就是这些解决办法中,人们过多地把希望寄托在企业家身上了。

  这其实没有什么奇怪的,在一个热衷于英雄崇拜的国度里,人们念念不忘管理学元老沃伦·本尼斯所说的“成功的个人”的神话,中国媒体习惯于把企业总裁当作富有传奇色彩的孤胆英雄大加颂扬,他们高瞻远瞩,为企业指明道路,并在此过程中赢得了财富。

  由这种思路出发,自然会把拯救企业的希望寄托于某一位横空出世的英雄身上,以为没有英雄出现是因了“我们天生没有企业家精神”使然。

  这真是天大的滑稽。从来外国人都说中国人都是天生的企业家,没有人怀疑中国人企业家的气质。那么问题在哪里,在于我们的目光过分局限于少数人的头上所致。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已经到了终结个人英雄时代,走向群策群力的时候了。一份材料统计表明,一九八七年,在世界最大的一千家上市公司中,有百分之二十八的公司号称它们内部有一些自主的小组。到一九九六年,这个比例增加到百分之七十八。在这些自主小组中,具有国际意识的一代管理人员终将脱颖而出,成为企业领导。

  一些公司已先行一步,如通用电器公司的总裁杰克·韦尔奇在作出许多决策时也要与一组高级行政管理人员一起商量。韦尔奇承认“如果没有他们,我就干不好我的工作?”

  就此而言,中国企业自身在发展与改进的道路上,也还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学习。而这些东西,都是企业软体精神的精华所在,不仅如此,中国企业的软体精神建设的忽视还有其他林林总总的表现。以前不久重新开业的耗资十亿元人民币改造的北京王府井商业区来看,人文关怀精神的缺乏已引起众多的议论。一位年逾六旬的老人在王府井转了一圈后,向记者感叹:王府井好是好,但有三难:一是停车难,没有泊车位;二是休息难,无论街上还是商场都没有凳子休息;三是行路难,八百一十米长的步行街,实在考人体力。

  据一位记者的步测,他仅逛了四家商场,就差不多已走了十公里的路程。

  对此,中国某大报登出了“王府井,软环境仍需改造”的呼吁,从这一点来看,王府井真该向新加坡机场学习。在那里,无论旅客停留半个钟、一个钟还是三个钟,都能找到在那个时段适合的活动,而绝不会感到沉闷,并且座位上也有英特网插口,真是紧跟了商务人士的需要,而新落成的北京机场在这一点也远不如新加坡樟宜机场。我看,弄得不好,新北京机场说不定又是一个“火车站”。

  其实,无论是机场还是商场,都只是硬件而已,软件精神则是留给客人的感觉,它却可能较硬件建设更为重要。

  商场建设如此,城市建设亦然,自八十年代末我国提出建设国际性大都市的概念以来,各大中城市不甘落后,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战略目标,所谓“东方曼哈顿”、“北方香港”、“东方芝加哥”等概念屡见于报端,其目标之长远,口号之大气着实令人咋舌,以至华北某市目前人口不到三十万,却提出要在本世纪内将该市建成“华北平原中心城市”、“一个新兴的国际大都市”的规划。

  这种盲目攀比,求高求大的做法实在颇具中国特色,认真来看东京、纽约、西雅图等城市,它们之所以声名鹊起绝非因其规模巨大,而是因这些城市在多年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人文精神使然。

  以日本东京和韩国汉城为例。二者的城区面积都比北京小,而经济效益却远较北京为高。北京城区面积已达七百平方公里,国内生产总值只有六十亿美元,而东京城区面积五百一十四平方公里,国内生产总值却达五千零七十二点九亿美元,比北京高出八十四点五倍;汉城的相应数据为六百零五平方公里、四百一十亿美元、六点八倍,并且,这些城市的自然环境并不因其小而显得拥挤杂乱,反而公认比北京感觉上要好得多。再来看广州,表面上,广州没有几座叫得响的建筑,规模也不算太大,但广州却能够给人以一种积极进取和包容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广州成为中国南方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九百七十亿元。

  由此而言,中国城市建设中的规模误区可以休矣,国人应重视的其实应是如何深化城市自身的精神内涵,如何建立独特的文化环境,由此形成具备自身优势的城市风格,而这一切,都是一个城市所必需的软体建设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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