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凤阳:一种特殊类型的共同体——中世纪行会功能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21 次 更新时间:2022-05-10 23:56:08

进入专题: 行会   共同体   互助   誓约   城市公社  

张凤阳  

  

   摘要:在表现形式上,中世纪的行会是一种职业性和专门化的工商组织,因此,国内学界的主流研究大都聚焦行会的经济职能,并将其纳入经济史的视域来分析和讨论。但问题是,即便在经济领域,中世纪的行会规章也表现出限制自由竞争的保守特征,所以,仅仅以是否提升市场经济发展速度或驱动市场经济规模扩张论功过,就只能对行会的作用给出否定性评价。这显然是片面的。从历史主义的立场来看,由于中世纪尚不存在作为强势主权单位的民族-国家,以安全和秩序为主要内容的公共物品的供给有严重缺口,因而,行会如何扮演“类政府”或“准公共组织”的角色,实施市场监管、开展社会救助、提供公益服务,才更加关乎那个时代社会治理的根本。就此而论,开启一个政治社会学视野,将中世纪行会当作一种特殊类型的共同体加以考察,乃准确把握其历史方位及镜鉴价值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行会;共同体;互助;誓约;城市公社

  

   引言

   按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的规范界说,一个结为“共同体”的人群,在内部成员的关系上,“表现为直接的相互肯定”。[1]这一界说的思辨意味,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共同体与社会》一书的副标题——“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不过,在滕尼斯那里,即使“纯粹社会学”分析,也总是联系着某种有质感的生活化场景,“家庭”作为“共同体”的原型,就是一个范例。切肤的生命感受告诉我们,同一家庭的成员,因血缘-亲情纽带的紧密联结,可以分享彼此的欢乐,可以分担彼此的痛苦,可以在危难之际同呼吸共命运。这便是“直接的相互肯定”的本真形式。如此看来,“共同体”的典型特征就表现在两个方面:一面是情感体验的亲密契合;一面是命运承当的休戚与共。当代社会学家鲍曼(Zygmunt Bauman)在论及这个问题的时候,用了一种诗性话语:

   共同体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它就像一个家,在它的下面,可以遮风避雨;它又像一个壁炉,在严寒的日子里,靠近它,可以暖和我们的手。[2]

   依据吉尔克(Otto von Gierke)的经典研究,在人类文明史上,“共同体”的类型多种多样,中世纪的“行会”(gild)即为其中之一。[3]但是,当滕尼斯将吉尔克的历史考察置入一个二元对分的结构性框架的时候,这一方面使分析理路变得简洁,另一方面也将生活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遮掩起来了。[4]按照滕尼斯的理论预设,典范意义的商人,秉持一种“亲兄弟明算账”的生活信条,他们之间的交易型关系模式,不是休戚与共的“共同体”(community),而是在利益互换基础上勾连起来的“社会”(society)。由于这样的“社会”充斥着功利算计,所以,置身其中,“如同走进他乡异国”。[5]这岂不意味着,说“商业共同体”就像是谈论“方形的圆”一样吗?可问题是,在中世纪的欧洲城市,工商业者的行会不仅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还长时间发挥了规范公共秩序的积极功能。怎样解释这一历史现象?

   在表现形式上,中世纪的行会是一种职业性和专门化的工商组织。[6]因为这个缘故,研究者聚焦行会的经济职能,并将其纳入经济史的视域来分析和讨论,是很自然的。[7]但必须指出,即便在经济领域,中世纪行会立下的规矩也展现出限制自由竞争的保守特征,因此,仅仅以是否提升市场经济发展速度或驱动市场经济规模扩张论功过,我们就只能对行会的作用给出否定性评价。这显然是片面的。从历史主义的立场来看,由于中世纪尚不存在作为强势主权单位的民族—国家,以安全和秩序为主要内容的公共物品的供给有严重缺口,因而,行会如何扮演“类政府”或“准公共组织”的角色,实施市场监管、开展社会救助、提供公益服务,才更加关乎那个时代社会治理的根本。在这个意义上,要准确把握行会的历史地位,需要开启一个政治社会学视野。

   中世纪行会的各类规章,不管在内容上有多大差别,其奉行友爱、团结、互助的基本宗旨,却显得高度一致。本文将尝试说明,行会之所以成为一种“命运共同体”,并能在民族-国家缺位的特定历史情境下对工商活动提供有效的约束和保护,主要得益于如下条件:(1)行会的价值取向契合基督教精神,因而在公共舆论场上占据了一个道德制高点;(2)作为一种誓约性结合,行会具有很强的内凝力,而其对行业门槛的把控与坚守,又进一步排除了个体成员随意脱离的可能性;(3)集体性的互助共济,使行会成员得以有效抵御天灾人祸带来的风险;(4)节日聚会、庆典仪式及各种标示性符号,培育并不断强化了个体成员对所属行会的认同与忠诚。因此,从上述条件的耦合入手考察中世纪行会的组织与运作,或能为“社区”这一在现代性语境中已变得有些干瘪的概念提供一个原生而鲜活的历史注脚。[8]

   自由人的誓约团契

   按当代史学家的代表性观点,由于文献资料匮乏,很难在严格的历史意义上复原行会产生的那一刻,因此,冠以“行会起源”之名的种种论说,不过是一些竞争性的解释而已。[9]但是,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些竞争性的解释各自凸显的要素,譬如,日耳曼要素、古罗马要素、基督教要素,当然还有城市工商业要素,若合在一起,恰好构成一个关系网络。由此入手,也许可以引导我们透过行会的多样化形式而从长时段把握其相近的结构特征。综合有关讨论,我们将这一特征扼要概括为“自由人的誓约团契”。

   依据布莱克(Antony Black)的考释,当今用以指代“行会”的“guild”一词,源自日耳曼语,在中世纪更多的时候拼写成“gild”,最初指的是“崇拜英雄的年轻武士的兄弟会”。[10]照史学家梯叶里(Augustin Thierry)的说法,这种兄弟会的会盟仪式,先要进行庄严的神灵祭拜,然后就是集体宴饮。“人们围坐在祭祀的大锅和炉火前,以牛角为杯,依次饮完三杯清酒:一杯敬神,一杯敬过去的勇士,一杯敬亲人和朋友。”[11]祭祀和宴饮活动的参加者要宣誓,若遇风险和危难,定如兄弟一般互保互助。

   伦理学家在论述中世纪德目的时候,通常会提到对家庭和朋友的“忠诚”,以及维护家庭和朋友的安全所需要的“勇敢”。[12]作为兄弟结义的“gild”,显然也崇尚这样的英雄德行。梯叶里认为,“gild”充满活力的仪式化实践,可能源自北欧的原始宗教,是一种广义的日耳曼文化习俗。随着日耳曼人的迁徙,这种习俗在欧洲各地散播开来,即使在皈依基督教之后,也仍然保留着;其较为显著的变化,“只是用主保圣人替换了保护神,并在该组织本身的公益性质之上,附加了一些慈善活动”。[13]

   一种尚武的德行何以为商人所标榜,是一个耐人寻味也有待阐释的问题。据皮雷纳(Henri Pirenne)考察,至少从10世纪起“gild”一词就被用来指称一种“商人合伙组织”。[14]这跟今人所说的行会已十分接近。但皮雷纳强调,由于这类组织遍布欧洲各地,因而,它们的生长土壤,就不能仅仅基于日耳曼民族的特性来认识,而应结合那个时代商业发展所面对的环境条件的共性来理解。明言之,在商业复兴创造的发展机会常常为野蛮的海盗、土匪以及各类入侵者破坏的情况下,商人通过集体盟誓结为兄弟,以组织化的方式抵御风险,乃一合乎逻辑的行动反应。那些从事长途贩运的商人尤其如此。皮雷纳这样写道:

   应该想象得出,商队是武装的马帮,队员配带弓箭,环护着负载袋子、包裹、木桶的马匹和货车。一名掌旗人走在商队的前头。一名首领(汉萨伯爵或长老)统帅商队。商队由“兄弟们”组成,忠诚盟誓把他们彼此约束在一起。紧密团结的精神鼓舞着整个商队。[15]

   在相对稳定的城市生活中,从事批发或零售业务的商人,兴许不再经常遭受强盗的劫掠,但盟誓仪式在他们那里仍旧延续了下来。只不过,由于日常生活的风险已更多地表现为个体在面对天灾人祸时的脆弱性,所以,行会成员之间的宣誓立约,也就重在建构一套可持续的集体救济机制。13世纪的一份商人行会章程规定:“任何行会兄弟因不幸而堕入穷困与灾祸,其他会员俱应予以扶助,可经全体同意后动用行会公款,亦可由会员私人解囊相助。”[16]这样,通过誓言来规范互助义务的行会,就像是一个大家庭,能够让成员从中感受到唇齿相依、患难与共的神圣品质。当然,如果在市井生活中发生争讼和暴力冲突,行会定能为成员提供坚强的依靠。

   继“商业行会”(mercantile gild)之后,“手工业行会”(craft gild)从流通领域进到生产领域,推动了基于产品、部件或工种、工序的组织细分。[17]虽说聚集在城市的手工业者也被纳入了市场交易体系,但其职业技能要求毕竟不同于商人,所以,一些旨在找寻手工业行会的类型学源头的学者,就将目光投向了古罗马的“工匠会社”(collegia)。按照一种代表性说法,早在古罗马王政时期,努玛王宫就有八个手艺人团体,分别是吹笛人(flute-blowers)、金匠(goldsmiths)、铜匠(coppersmiths)、木匠(carpenters)、漂洗工(fullers)、染工(dyers)、陶艺工(potters)和鞋匠(shoemakers)。在共和时期与帝国时期,这类工匠会社一直延续,并在数量规模上显著扩大了。依据现存文献,罗马帝国后期的工匠会社名目繁多,它们不仅在各自的组织内部研习和切磋专业技艺,而且承载了一些更显重要的宗教—社会功能,譬如,供奉共同的社神,举办共同的祭祀活动、庆典活动和宴饮活动,以及在丧葬之类的问题上施行集体性的互助,等等。[18]

   中世纪的手工业行会由于采取类似家庭的聚合模式,并在专业技能的研磨上精益求精,因而看起来与古罗马的工匠会社有几分相像。但是,时代条件变了,两者嵌入其中的制度环境事实上存在根本性差异。依照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的分析,古罗马的工匠会社尽管在私人领域建构了一套有效运作的联谊和互助机制,却“从未介入过公共生活”。它们不是罗马法体系中有正当资格的集体法人,也没有以独立身份参与选举大会或军事大会,这意味着,其在政治结构中的位置,不仅是边缘化的,甚至是外在性的。相较之下,中世纪行会的生存环境则是另一幅样子。一方面,那个时代的欧洲城市,规模虽然不大,但是,与农耕—军事在古罗马社会生活中的强势地位相比,却以工商业为主导,这在客观上就使行会有可能发展成市民生活的“常规结构”;另一方面,在古罗马,工匠会社常常被当作权力觊觎者而招致强大国家机器的打压,活动范围受到严格限定,但是,随着罗马帝国的崩溃,作为主权单元的国家在中世纪的欧洲进入一个长时段的空窗期,这在客观上就提供了一个历史机遇,使行会得以超越私人领域,在城市的公共生活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19]芒福德(Lewis Mumford)评论说,中世纪欧洲的行会,地位正当且影响广泛。行会成员秉持休戚与共的信条,不仅制定本行业共同遵守的规章,还筹集资金兴办公共事业,在居住的市镇建起小教堂、附属礼拜堂、公会会堂及文法学校。“他们以本行业为中心组织了全部生活,与其他行业公会形成一种友好的竞争关系;而且,各行业作为平等的兄弟,共同守卫着临近各自居住区的城墙地段,准备迎击来犯之敌。”[20]

史学家告诉我们,中世纪城市的早期居民,大多来自农村,尽管未必是同乡。他们移居城市以后,仍旧习惯性地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譬如,在经商和务工之余,搞点田间耕作或是赶着自家的牛羊到城墙之外的公共牧场上吃草,等等。[21]但是,这一旧习惯的残余影响不应被过分高估,因为,市民说到底是一类迥异于农夫的新人。他们从乡村流动到城市,不仅意味着弃农经商或弃农务工,走上了一条艰辛的创业之路;对许多人来说,还意味着挣脱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羁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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