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培元:朱子哲学的理性精神及其意义

——《蒙培元全集·文章(1998年-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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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哲学是理性主义的,但朱子的理性主义不是从概念中推导出来的,而是从人与自然界的生命存在中体验出来的。所谓“性理”之学、“心性”之学,都是和人的生命情感活动联系在一起的,而情感不是别的,正是人的最基本的存在方式,是人性在时间中的展开。讲“心性”之学,不能不讲“性情”之学,讲“性理”之学,不能不讲“情理”之学,一句话,朱子哲学中的理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是具体理性,不是抽象理性。所谓“推上去时理在气先”云云,只是逻辑的推论,而不是存在本身。朱子是重视逻辑的、重视“条分缕析”的,但这只是一种理性方法,其目的是确立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不是建立某种理论学说。就存在而言,理和气、性和情是同时存在的,“心统性情”不是认识论的“统”,而是“存在论”的统,就是说,心是整体性存在。这同西方哲学有原则性区别,西方的实体论、实在论哲学认为,理作为精神实体或观念一般是先于现象而存在的,朱熹则认为,从逻辑上可以这样讲,但从存在上是不能这样讲的,从存在上讲,理只能在气中存在,性只能在情中存在。


朱子对理作出了多种解释,如“所以然”、“所当然”、“使之然”,确有形式意义;但是,就其存在而言,它是“自然之理”,就其内容而言,它是“生生之理”,就其在人而言,只是一个“道理”。“自然之理”有超自然的意义,但不是完全超越的绝对实体;“生生之理”即是生命之理,这是朱子哲学(和所有宋明儒学)的核心内容;“道理”即生命存在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是“情理”(“天理之情”),情感与理性是融合在一起的,因而是活的。这就是朱子和儒家的“体用”之学,体不是实体,只是“存在本体”,即存在者之所以存在者。作为“形而上者”,其中“万象森然”,说明它不是毫无内容的空形式,而是有实际内容的。从一个意义上说,它是“拖泥带水”的(冯友兰先生语),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它是具体的。这正是中西哲学不同之处。


很多学者(特别是海外的一些学者)将朱子说成二元论者,这是按照西方的二元论讲朱子哲学,不是按朱子本人的思想讲朱子哲学,这样讲有将朱子西方化的倾向,容易丧失朱子哲学的根本精神。朱子是存在论的一元论者,肯定这一点,才能理解朱子哲学为什么是境界形态的,而不是实体论的或实在论的,也才能理解生命体验之何以重要。朱子很重视认识,但是,他的认识论和知识学归根到底是讲德性之知,德性之知是不能没有情感体验的、不能没有直觉的。“物理”和“性理”的统一是生命意义上的统一(自然界是一生命整体),包含着知识与价值的统一。


朱子哲学中的理有“超越性”,但不是完全超绝的,也不是独立存在的。所谓“超越性”,是就其“净洁空阔”的境界而言的,但这种境界是不能离开身体存在和心理内容的。所谓“净洁空阔”是形容其“精微而无杂”的状态的,不是描述其超越一切之上的“纯粹性”的,这里有“毫厘千里”之差。比如仁是性是理,而不是情,是“爱之理”而不是“爱”,但仁是不能没有“爱”的,仁决不是没有任何内容的一个空理,或仅仅是一个形式的“定然命令”,如果离开“爱”这种情感,仁就不成其为仁了。仁之所以为仁,是由“生”来说明的,“生”之在人者,是由爱心、不忍之心来说明的。理性需要人的理智条件、理智能力,但理性所表述的是生命存在的意义,意义需要认识而得以明确、得以自觉,但不是完全由人“赋予”的,它由天地“生生之理”、“生物之心”而来,由人心之情感而呈现,理智能力就是使其具有客观普遍性,并且完全实现出来。这里不存在“实践理性如何是可能的”这类的问题,因为“实践理性”本身就存在于情感活动之中,通过道德情感而表现出来。这就是“明体达用”之学。


因此,培养道德情感,提高个人情操,关心一切生命,实现“天地万物一体”的境界,是朱子哲学的根本使命。这是一种“目的理性”和“具体理性”学说,与康德的“纯粹理性”不同。牟宗三先生说,朱子对于程明道的“万物一体之仁”的学说“不相契”。实际情形是,不是不相契,而是如何实现之。在这个问题上,明道主张“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朱子则更重视认识过程和修养功夫。朱子不是原罪论者,但他认为,人的气禀不同,不免有自我限制,因此需要不断努力,“变化气质”,当然更需要认识的自觉(“格物致知”、“即物穷理”是重要方法),至于最终达到“天地万物一体”境界则是人人共同的。这是朱子对人的价值和意义的最积极的肯定。


“万物一体”境界就是“天理流行”境界,所谓“天理流行”,就是主客观的完全统一,生生不息,“鸢飞鱼跃”,生命得以畅遂。尽到人的责任,完成人的使命,体验到生命的真正快乐,这就是“安身立命”之地。


朱子的理性主义,不是在人与自然界之间确立认识关系,而是在人与自然界之间确立价值关系;不是向自然界索取知识,而是对自然界承担义务;不是改造和主宰自然界,而是尊重和关爱自然界。从心理机能而言,不仅诉之于理智,而且诉之于情感;不是理性与情感的分离,而是理性与情感的统一。自然界有“生生之理”,人有不忍之心即仁心,施其仁心于天地万物,既是情感态度,又是理性方法,二者是完全统一的。面对21世纪,朱子哲学对于解决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这个重大课题,必将产生重要影响。


* 此文作于2000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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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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