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宜理:工作队:苏联经验的中国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54 次 更新时间:2022-04-29 17:5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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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宜理 (进入专栏)  

  

   跨越城乡鸿沟

   无论在传统时代还是现代,治理任何复杂的大型社会,都需要连接、沟通城市与乡村的有效渠道。当政府官员与武装力量都集中在城市中心时,国家不能必然保证具有向偏远农村传达与实施政策的能力。然而,跨越城乡鸿沟对于政权有效而长久的统治至关重要。中华帝国——世界史上最长寿的政治体制——就曾采取多种方式来实现城乡联结。例如,乡约作为一种基层治理方式,通过奉官命的乡村管事人,将基于皇城发出的朝廷律令而形成的行为规范向农民广而告之。乡约最初是一种意识形态教化的方式,后来逐渐被赋予了监控、防卫等其他重要职能。[1]到中华民国时期,尽管通讯技术有了长足发展,联结城乡的挑战依然存在。对于短命的国民党政权,其强国梦的破碎可以部分归结于它没有能力构筑跨越城乡鸿沟的桥梁。[2]

   从建党初期开始,中国共产党也面临如何沟通城市与乡村的问题。由于中共主要由城市知识分子创立,其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聚焦工人无产阶级,以及效仿俄国革命的先例,因此,这个新生政党最初将其组织力量都集中在主要工业城市的产业工人身上。[3]尽管像彭湃、毛泽东这样有远见的共产主义革命家认识到了中国农民所具有的潜力,但是,对于如何最有效地将农民组织起来这一问题,他们很难从苏联经验中获得启发。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社会基础主要局限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工人,而后续苏维埃政权在农村的扩张却引发俄国农民的愤慨与大规模反抗。[4]如果想取得农村动员任务的成功,中国共产党需要另寻他途,找到能更好抚慰农民感情的办法。

   在中共有别于苏共的诸多实践中,最大的差别或许是前者与农村的联系更为紧密。[5]从革命年代至今,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通过多种多样的渠道沟通、联络那些远离主要城市的村落。对于实现有效治理而言,在这些城乡联络机制中,可以说没有哪种方式比派驻工作队(或工作组)的做法更为重要与关键。然而,或许因为工作队介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虽然由党政机构来授权和运作,但往往没有出现在官方的组织架构图中——所以,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很少对工作队进行系统分析。诚然,学界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次重大运动的论述中,对工作队有所着墨,但是针对工作队的起源、运作机制与影响效果,却缺乏深入、全面的探究。

   工作队是为了完成某项具体的使命,由高级别的党政机构指派和领导的临时性组织。在有限的时间内,他们被派驻到基层,通过动员群众的方式来执行任务。对于解放战争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土改”政策的实施,以及在之后的数次运动中,工作队都发挥了关键作用。时至今日,为了实现促进经济发展、处理突发性危机、宣传官方意识形态、监督与巡查基层干部等目的,向农村派驻工作队的做法,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最普遍和有效的治理方式之一。[6]本文研究了工作队的起源与演变过程(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旨在揭示中国共产党如何构建了这一联结城乡的实用而又灵活的机制。

   中国的工作队从俄国革命的土壤中移植而来,然而这一经验做法能够“茁壮成长”、发扬光大,其实归功于中共的创造性栽培,得益于其在革命战争与和平年代的长期实践探索。将城乡机动队(urban-to-rural mobile units)这一苏联经验成功转化为中国独特的治理模式,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应该得到肯定。工作队机制的中国化,不仅仅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它对于发展与管控中国农村,直至当前的精准扶贫和反腐败运动,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弥合城乡分野的一种有效手段,工作队有力增强了现行体制的韧性。

   革命性的起源

   中国式工作队的诞生至少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一方面,得益于与国民党结成的统一战线的庇护,另一方面,受到苏联顾问的指导,此时的中共开始探寻农村动员的系统性战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于1923年夏天成立,属于国民党的官方机构,向国民党农民部汇报工作。在讲习所,中共的组织者彭湃和毛泽东给怀抱革命热情的青年授课,并向他们委派任务。这一方式成为了后来工作队机制的雏形。在接受了几个月时间密集的课堂与实地训练,以及最基本的军事能力指导后,一定数量的农运讲习所优秀毕业生将作为“特派员”被派往乡村,他们的任务便是鼓动农民参与革命。农运讲习所前五期讲习班共计毕业454人,其中三分之一被选拔为特派员。选拔的标准部分参考他们的学习、训练成绩,部分基于讲习所检查委员会的推荐。这个委员会负责监督学员各方面的行为。虽然绝大部分学员毕业后回到了他们的老家,但那些被选拔为特派员的,通常被派往农民部认为最需要他们的村庄。[7]

   就如下几方面而言,特派员的部署为之后工作队的运作方式勾勒出了大致轮廓:特派员由官方正式机构(国民党农民部)指派,在特定、有限的时间内,通过与民众进行密切接触,来完成某项具体由中央制定的群众动员任务。然而,特派员与工作队又有所不同,他们往往被单个派遣下乡,而非以团体的形式行动。特派员的驻村时间每天不得少于六小时,在此期间,他们需要开展调查、宣传与组织工作。按规定,他们应该每周向农民部提交工作报告,并在每次任务完成后,回到农民部位于广州市的总部报到,等待有关下次农村任务的指令。[8]

   特派员的作用让人联想起中国古代的钦差大臣——皇帝委派自己的亲信去处理地方上的棘手事务,他们所能行使的临时权力超过了常规官僚制所赋予的权力。但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出来的特派员,相较而言,其实与苏联俄国——而不是中华帝国的钦差——的渊源更为直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在米哈伊尔·鲍罗廷和其他苏联驻华代表(sovetniki)的建议下成立的,他们也在讲习所教授如何进行鼓动与宣传的俄国革命策略。[9]

   在当时布尔什维克所使用的政治宣传手段中,最重要的就有所谓的“全权代表”(plenipotentiary)和“特使/专员”(emissary),他们在1917年十月革命及后续的俄国内战中起到了关键的动员作用。这一做法最早由列宁提议,在其1902年出版的革命宣传册《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中,列宁呼吁,由精心挑选与培训出来的专业人员组成一支先锋队,充当革命的鼓动者。[10]直到1917年俄国革命,在列宁居于领导地位期间,他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经验来说明布尔什维克向基层派驻专员的合理性——法国大革命时期,由中央任命的特使(被称为“特派议员”[représentants enmission])起到了力挽狂澜、扭转时局的作用。[11]在斯大林治下,从城市派驻农村的队伍规模被大幅扩展。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依靠各种各样的特派组织,包括苏联共青团大队、“二万五千人大队”、突击队和其他临时性的派遣队伍,在农村推行残酷的农业集体化和去富农化运动。

   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早期,俄文词语“полномочный”通常被译为中文的“全权代表”一词,但不久之后,更为普遍的译法变成“特派员”。这可能是由于共产国际初创时期的驻华代表,比如维经斯基(Grigori Voitinsky,中文名为吴廷康)与鲍罗廷都以新闻记者作为身份伪装,而“特派员”一词带有特别通讯员与特别代表的双重含义,因此获得青睐。在对其驻华活动的中文描述中,维经斯基有时被称为“全权代表”,有时则被称为“特派员”。1920年3月,他受共产国际远东支部的指派,率领一支共产国际工作组来华筹备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工作。[12]与此类似,鲍罗廷在广州的公开身份是苏联国家通讯社塔斯社的驻华特派员,而其真实身份是共产国际派驻孙中山身边的“永久性全权代表”。中共成立之后,这些称呼被无差别地使用在中共特工人员,以及共产国际委派的驻华俄国代表与其他国代表身上。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方的特派员都是在国民党的正式机构领导下开展工作,然而,根据中共广东区委1926年6月的报告显示,“国民党中央党部农民部的特派员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九是我们同志”[13]。尽管由国民党正式委派,但特派员其实是共产党的干部。

   历史学家王奇生将工作队的起源归结于北伐战争前后,中共所依赖的、由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的特派员。王奇生解释道:“特派员机制,本是中共尚未掌握政权情况下的一种群众动员机制,而后的多次群众运动中,以‘工作队’的形式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14]但是,王奇生没有将该机制与苏联的先例联系起来,也没有考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特派员制度如何演变为三十年代及其后的工作队机制。

   尽管特派员是以个人形式被派往乡村,但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中共就开始利用各种各样的小规模团体,在农民中进行革命宣传与动员。[15]例如,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指令之一是,把学员编成四人一组的小队,下派到乡村进行调研,为成立农民协会做前期准备。[16]其他地方也开展了将积极分子小组从城市派往农村的类似活动。1923年冬,中共党员董必武把家乡黄安县(今红安县)赴武汉求学的十二名大中学生组织起来,成立党团工作组奔赴黄安,在农村兴办平民教育。[17]

   在1926年农民运动讲习所关闭前夕,中共制定《农民运动议决案》,对其之前数年所积累的、在广东开展农运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在其总结的经验方法中,首先强调的注意事项就是入乡随俗、贴近农民的重要性:“做农民运动工作的人,必须注意先使他自己的言语行为生活服饰农民化,而后始能接近农民,使农民接受宣传。”[18]与入乡随俗同等重要的是,中共意识到了知识分子与城里人所能带给革命事业的特殊资源。就在党员干部与农民群众打成一片时,中央建议他们吸纳有更好教育背景和城市生活经历的人成为同志:“应利用乡村小学教师或本乡同志,城市中的本乡工人,假期回里的学生等,去发起组织,尤其是乡村小学教师是农村中天然的指导者,当努力取得这部分人。”[19]迎合乡土风俗人情,并依靠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他们中很多人生活在城区)开展工作——对这两方面的重视成为了日后工作队运作的一个主要特点。

   将工作队作为一种群众动员的方式加以更系统的部署,主要是在红军成立时期。1927年11月,毛泽东(他在数月之前被党中央任命为特派员,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总结了红军这支中共武装力量的三大任务: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和做群众工作。其中,第三项任务是革命军队作为工作队的主要工作。[20] 1928年初,红军组建了旗下首支宣传队,开展农村动员,这些队伍最终成为红军架构中的永久组成部分。[21]在1929年底的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在其报告中指出了红军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他强调,军队有责任通过戏曲和其他方式,在农民群众中扩展革命宣传。[22]

   1931年中央苏区成立之后,下派各种机动队的做法,从军事文化宣传领域扩展成为了一种普遍的治理方式,服务的目标更为广泛。新的苏维埃政府在地处江西一隅的城市——瑞金成立后不久,就实施了巡视员制度。根据1931—1932年颁布的规章制度,巡视员必须是党龄在三年以上,并担任地方党务职务的中共党员。他们的职责就是充当党中央的眼睛、耳朵和臂膀:“巡视员是中央对各地党部考查和指导工作的全权代表。”在执行任务前,不管是以单人还是小组的形式,巡视员需要准备详细的行动方案,并获得党中央的批准。下派到地方后,他们要保留好工作日志,并且至少每隔一周向中央汇报情况。[23]他们也被称为特派员。在地方上,“巡视员兼全权代表兼特派员”被赋予了极大的权威,尽管并非手握无限制的权力。例如,他们只有在得到高层授权之后,才能展开逮捕行动,除非在紧急突发事态下,比如确信反革命分子在图谋反攻,或是借机逃跑。[24]

此外,中华苏维埃政府设立了工农检察部,受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检察部肩负着监督苏区内国办企业和国家机关的责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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