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芳:行动力与制度限制:都市运动中的中产阶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74 次 更新时间:2007-02-26 00:4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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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芳 (进入专栏)  

  

   作者题记:本研究得到了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的支持,同时得到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4年重大项目的资助,项目名称:“大都市社会结构的变迁与重构——以新社会群体为例”,项目批准号:04JJDZH004。另,本文初稿2005年11月成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在此谨向该中心各位研究、工作人员致谢!

  

   提要:本研究以社会运动理论为基本视角,通过对目前中国城市中普遍出现的中产阶层市民组织化维权运动的现状及问题的描述和分析,探讨市民组织化、行动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国家-社会关系的演变路径作出说明。作者认为城市中产阶层在房产物业纠纷的维权运动中表现出了相应的权利意识和行动力,而对市民自主组织的政治/法律限制已构成市民组织化表达行动和社会发育的制度瓶颈。

  

   一、问题说明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城市中产阶层业主组织化维权运动的考察,探讨目前中国城市社会中市民组织化、行动化的实际状况及其主要影响要素,进而对国家-社会关系的演变路径作出相应的说明。

   (一)本研究脉络中的“都市运动”

   关于1949年以来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演变模式,一般认为,单位制和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时期“国家社会一体化”的主要的制度依托,或者是“国家吞没社会”的主要容器,如今,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和单位制的萎缩,以及市场经济的形成,个人在经济上、政治上完全依存于国家的状况已经发生变化,中国的社会成员已经或正在从国家的控制中摆脱出来,而经济改革的冲击,更催生了“中间领域”的生长(White, 1996:203)。

   但是,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出发考察“社会”的变迁,需要对“社会”所包含的结构性因素作出具体的分析。作为规范性的界定,一种较有代表性的看法认为,作为与国家相对应的社会(市民社会),其基本的结构性因素包括私人领域、志愿性社团、公共领域、社会运动(何增科,2000)。也有的学者认为“国家-社会框架下的‘社会’主要由五个部分构成,即个人、志愿性社团、公共舆论、‘市镇’和社会运动”(常宗虎,2003)。关于社会运动的起因和性质、功能,不同的理论有不同的阐释,如结构功能主义的集体运动理论认为社会运动是病态社会的征兆及表现,大众剥夺说认为社会运动是革命爆发的温和形式,而资源动员理论则认为社会运动只是现代社会政治过程的一部分,是政治参与的创新形式(Mamay,1995)。

   在近年来有关“维权”、“上诉”、“第三部门”(社会团体、NGO)、“利益表达”、“集体行为”等的经验研究成果中,关于市民的组织化、行动化倾向,已经可以看到大量相关的情形描述和问题分析。虽然自2003年开始,舆论界不乏“维权运动”、“新社会运动”之类的措词运用,但总的来说,“社会运动”概念还较少进入经验研究者的视野。在本研究中,笔者尝试把城市居民利益表达的组织化行动纳入“都市运动”范畴,意图之一,是从另一个层面来界定和认识市民抗衡权力的组织化的集体行动的性质及意义。1这是基于对目前城市中市民组织化维权行动的实际情形的判断,以及对这一类行动在城市社会中所具有的影响及意义的认知。2意图之二在于方法论的尝试。在有关“维权”、“集体行动”等的既有研究中,研究者的关注焦点,或者多集中在个体的或集体的“行动”上,或者侧重于“结构”、“制度”的分析。这样一些视角,对于个体-社会-国家关系的研究会构成一定的限制。笔者以为,“社会运动”的相关理论,特别是资源动员理论等所蕴含的社会建构主义视角,以及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等,有助于我们突破相应的二元论式局限。笔者试图通过对都市运动中中产阶层市民的行动选择与运动效果的考察,来分析社会成员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独立或依存关系,及市民组织化和参与政治过程、抗衡权力的实际可能。

   (二)“中产阶层”在本研究中的意义

   作为具体的研究对象,本研究的“中产阶层”概念泛指一般意义上的城市中等阶层,特别是以新兴商品房住宅区和原城市中高档住宅区的业主、居民为主体的中等收入群体。由于本文并不对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以及本研究对象群体的经济收入、职业声望、权力地位及阶级意识等展开分析,因此本文的“中产阶层”概念有别于严格意义上的(作为理想类型的)“中产阶级”概念。但同时,本研究的“中产阶层”概念蕴含有目前中国学术界有关中产阶级问题讨论的某些问题,作者将从本研究的具体角度出发,对中国城市中产阶级的属性等问题作出相应的回应。

   在对现当代中国人的利益表达愿望及行动选择所作的各种分析中,民众素质说历来引人注目:低素质的民众缺乏表达利益、参与社会的能力,这一向被解释为现实中国政治/社会制度的合法性所在。在对目前国家-社会关系的判断中,认为国家已经或正在从许多领域退出,而“社会”迟迟难以成形,这主要缘于中国民众缺乏权利意识和相应参与能力。这样一种观点,在今天依然有着较大的影响力。

   笔者前此曾以城市贫困阶层为对象,研究市民利益表达的渠道及机制。城市下层普遍存在的“不表达”或“表达无效”现象确是需要进一步说明的问题。3我们不妨将“权利意识”和“行动力”假设为基本的变量。但是,这样的假设需要验证。也就是说,在作为行动者的贫困群体的素质与他们的行动选择、行动效果之间,需要导入其他的要素来检验,才能确定其相关性的存在。基于对“阶层”维度在市民组织化、行动化研究中的重要性的思考,笔者在本研究中以城市中产阶层为主要考察对象,希望通过不同阶层群体的利益表达行动的比较性研究,来探讨市民的行动力与制度限制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假设中产阶层在权利意识和行动力方面都居于贫困群体之上,从而来检视在中产阶层的“素质”与他们的行动选择与行动效果之间,是否存在类似的相关?或者是否存在其他的重要因素?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在“中国市民社会”想象中具有特殊地位的一个阶层,中国的中产阶层经历了从倍受期待到倍受质疑的过程。本来,“中产阶级”的成长壮大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实现政治民主化、社会现代化的最重要的条件和希望4,但近年来人们开始对中国正在形成中的中产阶级表示失望,学者们也开始质疑中国中产阶级的本质属性和角色地位5,尤其是中产阶级与权力/官员之间相互依赖的利益关系,以及政治上的保守性(周晓虹,2002)。在本研究中,笔者希望通过对处于特殊情景(遭受开发商与政府的权益侵害)中的中产阶层的考察,了解他们行动选择的内在逻辑,及其与政府权力之间的依赖/冲突关系的展开路径。笔者认为,这样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在中产阶级研究中避免概念化或本质化的倾向。同时,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国家权力系统对于新兴阶层的整合机制。

  

   二、中产阶层的行动选择、运动效果及其影响要素

  

   (一)关于权利意识和行动力

   关于影响和决定社会运动的主要因素,论者多强调运动参与者和社会、国家等多方面的因素,如梅尔塞认为,集体行为、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产生,都是由以下六个因素共同决定的:有利于社会运动产生的结构性诱因,由社会结构衍生出来的怨恨、剥夺感或压迫感,概化信念产生,触发社会运动的因素或事件,有效的运动动员,社会控制能力的下降。而梯利的“动员模型”论则强调成功的集体行为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运动参与者的利益驱动,运动参与者的组织能力,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个体加入社会运动的阻碍或推动因素,政治机会或威胁,社会运动群体所具有的权力。另外赵鼎新认为,影响和决定社会运动、或革命之产生和发展的宏观结构可以简单概括为三个因素:变迁、结构、话语。这里的“结构”包括国家的结构及其行为方式,以及社会结构及其社会行动者的结构性行为,“话语”则包括社会运动的意识形态、参与者的认同、口号或话语策略、行动过程中的突生规范以及塑造运动话语的文化,等等(赵鼎新,2005)。也有的研究者指出,集体行动发生的可能性(因变量)的主要的影响因素(自变量)有三个方面:怨恨的生产和解释、积极分子及其组织能力(涉及到集体行动的组织和动员结构,以及战术和战略的选择)、潜在参与者的选择模型(他们对收益和成本的计算),其中参与者的选择模型又分别受到政治机会结构和对成功的预期的影响(刘能,2004)。

   笔者认为,社会变迁及其导致运动发生的事件等均属于社会运动的背景因素6,而怨恨(或剥夺感、压迫感)、概化信念及相关的话语,则可被理解为社会成员的权利意识(包括对受侵害的权益以及表达权利的自觉)。行动者的权利意识是影响他们的不满程度和行动选择(忍受或抵抗)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构成制度的合法性基础之一。除此以外,社会成员的行动力及阻碍运动的国家控制力则构成了另外两个最重要的要素。关于行动力,笔者认为,它主要包括行动能力(组织/动员/博弈能力)和行动者拥有的可动员资源这两部分内容。而国家控制力,对行动者而言,主要意味着法律的空间和政治的机会/威胁,这涉及到国家的性质、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国家的行动方式7等。

   在前此的贫困群体利益表达情况调查中,我们注意到,“权利意识”构成了影响下层市民不表达或表达无效的因素之一。他们对国家有较突出的一体化倾向,“没办法,这是国家的需要,我们总是要服从的”、“国家总得为我们着想呀”等等,往往是他们对自己的忍受态度或表达行动的解释。他们的维权行动也多以相应的经济补偿为主要目的(而在具体的利益博弈过程中,对贫困群体施以经济利益的诱惑或威胁,也是他们的博弈对手屡试不爽的惯用方法)。

   另外,贫困群体的行动力可以被视作影响他们的表达效果的主要因素。城市下层的利益表达多以个体表达为主,即使是一些涉及到区域性、群体性利益的纠纷(如动迁纠纷),行动者也较难展开有效的群体性表达。这首先是因为这些群体内部缺少相应的精英人物。具有一定动员/组织能力的领头人的存在,是利益群体展开组织化行动的前提条件。8

   与此同时,行动能力和可动员资源的缺乏,也制约了下层市民的组织化利益表达行动。“我们不知道怎么找律师”、‘“我们不认识上头的人呀”、“我们没有钱”等等,对利益表达渠道和制度利用方式的缺乏了解9,以及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等的匮乏,是贫困群体居民表达困难、表达无效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

   据此,笔者将“权利意识”和“行动力”(包括“行动能力”和“可动员资源”)假设为在国家控制力以外影响市民行动选择、行动效果的基本要素。在本研究中,笔者以城市中产阶层在房产物业纠纷中的组织化维权运动为切入点,来检视这些要素与市民行动选择、运动效果的相关性。我们假设,由于城市中产阶层大多接受过80年代以来的中、高等教育,获取国内外文化信息的手段多,应属于公民权利意识较清晰的阶层群体。同时他们中也不缺乏精英人物,应该具备相应的行动能力。另外他们多拥有优势的职业地位,具备相应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即不缺乏必要的可动员资源。因此,他们的行动选择和运动效果应该与下层市民有明显的不同。

   (二)实际情况分析

本研究的经验资料部分来自媒体信息,包括纸质媒体和网络媒体,内容主要涉及广州、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城市商品住宅区房产物业纠纷中的业主组织化维权事件。近年来,各地由政府主导的城市开发广泛涉及市民的权利和经济利益,相关的房产物业纠纷及其市民“保卫家园”的维权行动大面积发生。但这类事件较少纸质媒体的详细报导,更多的信息来源于各种网络媒体和业主论坛。由于笔者对相关信息内容难以一一调查核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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