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忧心的大学改革方案

————再评北大改革以及中山大学改革方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995 次 更新时间:2003-07-17 10: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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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新  

  

  笔者曾经在《北大的改革与合理性》中说了北大改革方案的三大缺陷,1、缺乏极其重要的程序公正方面的细致规定。2、终身教职是正教授,起点太高,不如以副教授为起点,而且分流教师办法不够稳妥。3、根本不是教授治校、民主自治。总结起来就是:北大改革方案无法保证公平合理地实施。这些是太明显的缺陷,本人也看了张维迎的说明,张维迎们是熟悉西方大学制度的洋博士,也是聪明人,这些对他们是极其简单的常识,为什么他们居然留下如此之多明显违反常识的漏洞?本人曾经以为原因是这些人根本没有能够与蔡元培、胡适、蒋梦麟、傅斯年等人相比的公德心与见识,留下如此之多的漏洞是为了自己,但仔细思考后认为不至于如此,恐怕原因在于改革思路的问题和急于求成。

  

  在我看来张维迎们的思路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自由来自竞争,中国旧体制的问题在于太“公平”的大锅饭;加强了竞争,理性人的自利行为就会导致自然出现高效率。本人的看法是这些思路根本不对,本人一直认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核心的政治问题甚至许多问题的关键就是自由与权威如何协调、平衡的问题,也就是权利与权力如何协调、平衡的问题。如果能够依据公正的程序、原则以及通过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与竞争良好地协调、平衡好权利与权力,则公正与效率自在其中,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公平就是效率,效率就是公平。中国旧体制的问题是既不公平,也缺乏效率,唯一的优点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时候能够减少交易费用。自由来自执行公正规则下的竞争,拥有权力者之所以执行公正规则是来源于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和信息公开化,没有这一切,竞争带来不了自由,只会是“绝对权力绝对会导致腐败”。中国的改革情况已经验证了这一切。

  

  详细阐述这些需要太大的篇幅,不说了。本文只希望大学的改革能够避免重蹈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覆辙。中国的中小学教育方面的改革比大学改革先走一步,诸如看学生分数的量化考评制度,末位淘汰,下岗分流等等,五花八门,校长、书记、教委等权力很大,也不受什么制约。看起来效率高了,如一些教师不收报酬为学生补课,书记、校长表扬后就有更多教师这样做;曾经还有些学校仔细对统考分数做记录,几年中,学生分数节节上升,等等。但效率真正提高了吗?效率其实是下降了,学生天天忙于做作业、应付考试,学生负担太重,教师与学生都没有时间也无法自觉主动地让学生自学扩展知识面,提高素质,提高动手能力等等,学生的素质比起八十年代是大退步了。所额外花费的时间,不过是让学生增加做习题的熟练程度,更加懂得小心地避开考题中的陷阱,更加熟练地辨析那些大多没有什么意义、陈旧的概念。学生被考试、作业压得疲于奔命,降低了对知识的兴趣、主动性、思考的积极性,甚至对知识与思考都产生厌恶感。这导致了全社会的关心,连新获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蒋锡夔院士面对记者也特意谈起了要让学生少做些作业。而且中国还出现了某些中小学教师教学生在考试中作弊的事情,教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这样的情况会教出什么样的人?这样下去中国人的良知和道德的底线全部要被打穿。

  

  总之:中国的基础教育方面的人事改革不过是降低中国基础教育水平的劣化改革。

  

  现在北大人事制度改革已经成了中国国际互联网学术论坛的第一大事,评论与主张众多,但看了许多新的评论和主张,觉得要么缺乏合理性如甘阳的《华人大学理念与北大改革》,要么很合理但恐怕缺乏可行性(可操作性),如主张先进行行政与后勤机构改革的建议。匿名的一位北大副教授在《谁来救救北大?——质疑北大校长助理张维迎教授》中说:“北大在编的教职工人数有多少?8000多名,而教师编制的人数是多少?精确数字为2235人(文科1175人,理科1060人),其中至少有100多人的处长教授、书记教授,我们姑且不论其人数多少,全算他是真教授,那么我校的师生比例为1:16,(而职工学生比例则为约1:4)。这个数字,至少在2003年2月份是精确的,因为这是在申请自然科学基金的动员会上,由科研部透露的。”[1]十分明显,北大应该先进行行政与后勤机构改革。网上传播的《北大人事制度改革讨论稿》第二稿和张维迎的说明表明张维迎是个明白人,说话直截了当,但中国教育与科学技术问题的根子在哪里,大家都清楚原因不外乎中国的科学研究与教育机构是官(党)本位的,不是学术本位的,缺乏学术自由(缺乏同行评议与此密切相关),党政与后勤机构占用了太多资源而且凭借权力常常阻碍中国的科研与教育发展,张维迎肯定也清楚这些,却也在关键性问题上含糊或言不由衷,只能说明他认为或目前确实做不到先改革行政与后勤机构。

  

  讨论如何进行改革,首先要搞清楚为什么必须进行改革,在明确了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大学的认识基础上,即使迫于环境,不能够选择最佳方案——先进行行政与后勤机构改革,也可以选择既合理又可行的次优改革——实行教授治学、民主自治为核心的方案(至少在系、学院),而不至于选择很有问题的改革方案。

  

  本人去年在网上发表的两篇文章认为:中国的科技教育,在中国有了前所未有数量的院士、教授、博士、硕士以及论文数量的情况下,科学技术水平却大幅度下降了,而且是比八十年代还不如的大幅度退步,后来注意到这还是在中国科学技术与教育的资金投入都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出现的大退步。文章中论证了主要原因是:八九年的事件导致大批人才外流并极大地打击了知识分子的进取心、创新、信心、勇气、朝气等,其次要数量不要质量的量化(等级化)考评制度,砸铁饭碗的改革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下降。在北大这样一个如此需要稳定的大学居然推出如此激烈的改革方案,是否与此有关本人就不清楚了。

  

  八九年的事件是政治大事,解决这个问题太难,是政治家们的事情。但这个问题不解决,大批一流人才回到国内是不可能的。所以,为国内人才的发挥才干提供良好环境更重要,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建立良好的学术评价体系。北大改革方案将要实行的外部评价制度是该方案最大的进步,但这实际上是几年前就可以进行的改革。葛兆光曾经说:“我一直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1996年1月,就有37个科学院院士联名写了一篇《正确评价基础研究成果》的文章,登在《光明日报》上,里面提出了很重要的一些原则,比如科学成果的评价必须由“广大同仁承认”,而不是由口头评价和私人通信中得到“某某学术权威的好评”来确定,比如避免行政干扰,不要由“领导看法”来决定,比如学术论文作者必须严肃地对待这些荣誉和承担这些责任,等等等等,可是,这篇由这么多重要的大牌科学家署名、这么郑重发表在大报的文章,最后竟然没有什么反响,五六年过去了,现在情况是每况愈下,为什么?我百思不得其解。”[2]本人还记得,98年赵红洲就指出了中国科学技术评价体系不合理的问题,但直到本人怒吼中国科学技术出现了大退步后,而且证据与迹象表现得很明显了,更可能是因为科学技术与教育的主管领导人从李岚 清变成了温 家 宝,才终于看到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努力,科技部、教育部、科学院联合发文件,推行同行评议(或外部评价)的改革。从历史教训来看,院士们的主张很正确,却得不到实施,原因不外乎连中国最有学术权威的院士们都缺乏必要的学术权力。所以,必须实行教授治校,让进行教学和科研的教授们在教学和科研方面拥有足够的权力。

  

  另外,看了张维迎的说明和甘阳的《华人大学理念与北大改革》文章后,我很担心外部评价制度能否得到良好实施。没有程序的公正就不能够保证实质的公正,缺乏详细的规定就会留给官员们足够的漏洞。张维迎没有提到外部评价首先要做到程序的公正,却说:“那么,能不能现在就把晋升的名额控制取消呢?不能!各院系评职称的过程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现在有许多人一直在等着升教授,如果现在就取消名额控制,恐怕用不了两年,大部分教员都成正教授了。这将与我们改革的目标背道而驰。不是学校不相信院系领导的品质,但学校有理由担心,院系领导顶不住压力。所以,名额限制现在还不能改。现在只能是名额和质量双重控制。”[3]不知道张维迎们是认为各系必定能够良好地实施外部评价,还是不清楚公正的外部评价的威力?空口说一句“不要忘了,我们还有学科的‘末尾淘汰制’。……学校也不可能对优秀人才流失严重的院系熟视无睹。”是远远不够的。

  

  程序的公正必须在校级制度中得到细致规定。

  

  本人对北大的情况没有全面的了解,但看过一些北大教授、副教授的论文和对他们的评价,我的担心与张维迎正好相反,我担心严格公正的外部评价可能导致北大没多少人够格升任教授。比如说:水平低下的学院,如果所有侯选者在非常有权威的外部评价那里得到的评价,尽是香港科技大学或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平均水平或连副教授水平都未达到,这样的人能不能够晋升北大教授?还有,如果有较多副教授得到这样的外部评价,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自己却清楚自己的水平远远高过一些教授(特别是如被某些北大人称之为“死症教授”、“官吏学”教授等官员教授)的水平,这样的情况如何处理?当然,通过提前退休,改为高级讲师之类的办法废除这些官吏教授,做到公平合理,是北大自己的事情。

  

  一般来说,象北大这样的研究型大学,教授晋升基本上是看学术水平的,教学太差的教师只会申请研究型职位,教师的教学、服务一般相差不大。因此,如何做好外部评价工作,请外部评价人清晰、客观地评价候选人研究成果的水平(让外行都能够看懂)是极其重要的事情。所以,决定招聘与晋升的事项都必须有其它院系的教授参加(每个系、学院的教授会或学术委员会都必须增加一两个其它院系的教授,由校长指派为好),这一方面对学校有利,能够保证外部评价能够被外行都能够看懂,确保外部评价的组织工作质量,学校要否决系、学院教授会或学术委员会的错误决定也有极其显而易见的坚实理由。这也对教师有利,如果结果明显不公正,教师能够凭借外行都能够看懂的外部评议书,获得司法救济。

  

  但看了张维迎和甘阳的观点尤其是中山大学的改革方案,令人担心降低中国科技水平的量化考评制度还要延续下去。张维迎说:“各院系必须制定出本院系晋升副教授和教授的具体的学术标准。这些标准应该是经得起同行品头论足的。有些标准尽可能客观些,如什么样的杂志上发表的论文算数,需要多少篇,等等,以便后选人有一个稳定的预期,判断自己是不是达到了要求。晋升以研究成果的质量为重,但在相当一部分学科,杂志等级(如影响因子)和不同等级杂志上发表论文的数量在相当程度上总归是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有了这些指标,评审也就更客观公正一些。”其实最客观公正的质量判断要靠外部评价和本学术机构的教授们凭学术水准给出。甘阳反对由外国人来评鉴北大文科教师学术水平,认为华人大学必须独立自主等等。甘阳“担心的问题恰恰是,最近北京大学等的改革方向,是否会导致失去中国大学在思想学术和教育科研方面的独立自主,是否会反而主动自觉地把北京大学等变成西方大学的‘附庸藩属’? ”主张“建立以中文期刊为主的评鉴标准”[4]。

  

  中国的文科论文著作,当然应该用中文,发表在中文期刊上,这是毫无疑义的。但甘阳、丁邦新等人的“以中文期刊为主的评鉴标准”的主张纯粹是错误,中国已经实行了一些年的量化考评制度就是这样,以期刊为主的评鉴标准违反了一个简单常识:在科学中引入数学(定量化)是为了得到精确的知识,它的前提当然是要做到定性正确。量化考评制度偏偏缺乏了对论文等科研成果的定性评价,所以根本不客观,不科学,也不精确。缺乏定性正确基础的量化考评制度部分地带来了中国科学技术水平下降,抄袭等学术浮躁现象泛滥的结果。所鼓励的不是出高水平的成果,而是通过正当或不正当的方式多发表论文、专著,所以北大出现这样的情况毫不奇怪:“实际上,北大近些年来评的‘正教授’ ,至少有1/2不合格,有的院系连续多年都是3-4个指标,而评的正教授没有一个有合格的成就。要书有书,要文章有文章,就是没有什么影响,连自己系里的学生都不知道、看不起。”[5]甘阳等外部评价制度的反对者没有意识到:独立的外部评价体系是中国大陆几代学者所梦寐以求的学术独立的重要条件之一,在中国文科还没有出版自由的情况下,尤其需要独立的外部评价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并保护学术自由;他反对让外部人(包括海外华人、外国人)对北大的文史哲成果进行学术评价也不对,这些是不得不进行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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