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培元:中国的德性伦理有没有普遍性

——《蒙培元全集·文章(1998年-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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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中国传统伦理是一种哲学伦理。这种伦理是建立在德性之上的,不是建立在规则、法则之上的。德性是心灵的整体性存在,它的哲学基础是自然目的论。人是一个存在与功能范畴,但人是有目的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人就是目的。但人的目的与自然目的是合一的,这就保证了人的德性不是纯粹个人的、主观的,而是客观的、普遍的。这个目的就是善。自然界有向善的目的性,“继善成性”则是实现人的目的的过程,这是人的德性的实质所在。因此,人是有价值的,人是应该得到尊重的。德性在实践中的运用,便是伦理。它有两个基本方面,一个是仁,一个是诚,二者又是完全统一的。仁的基本含义是爱,它不是来自上帝的召唤,而是来自天地生生之德。仁的实现有三个层面。一是亲亲之爱,由此便有孝与敬等原则。二是人间之爱,由此便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原则。三是对自然界的爱,由此便有尊重生命、尊重万物的原则。值得指出的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是传统伦理的最高境界,其中包括对自然界的尊重与热爱,这是中国伦理对全人类的一个重要贡献。诚的基本含义是真实,其反面则是虚假。诚来源于自然界的发育流行,自然界的发育流行是真实无妄的,人也是真实无妄的,不仅是肉体存在之真,而且是心灵存在之真。诚的实现也有三个层面。一是“成己”,即实现人的本真的存在及其价值,亦即实现“真己”、“真我”。二是“成人”,使人人都能“思诚”而反其真。三是“成物”,使万物各得其生、各顺其性。总之,诚性的展开就是诚实、讲信誉、不说谎、不自欺、不欺诈等德目。它要求人要把“社会角色”与自我的本真存在统一起来。仁与诚这两种基本德性,都与道德情感有关。仁是普遍的道德情感,诚也是真情实感,不过,它是建立在真实之上的,不只是一种情感态度与价值而已。“情感主义”的错误,不在于用情感说明伦理,而在于对情感的解释本身。事实是,情可以上下其说,有理性化的道德情感,也有感性化的个人私情,我们所讨论的伦理问题,主要是指前者。伦理当然是理性的,但任何理性如果仅仅是某种纯粹的形式,那么,这样的理性是什么也不能说明的,对于德性而言就更是如此。道德情感不仅是伦理道德的心理基础,而且是能够理性化的,或者说它本身就是理性的,它又是理性得以实现的现实内容。[1]

  

   伦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的伦理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呢?是建立在规则、法则之上,还是建立在人的德性之上?显然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一

  

   对于什么是德性以及德性的来源是什么这类问题,可能有不同的使用和解释。按照西方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人有两种基本的德性。一种是理智德性,来自教育;一种是品格德性,来自习惯或气质。相比之下,前者是最高的德性。中国传统的德性伦理,则认为德性是统一的整体,是人的心灵所具有的,它来源于自然界的目的性(中国哲学称之为“天命”或“天道”)。因此,归根到底,伦理是由人性决定的,而人性是由天即自然决定的。

  

   由人性说明伦理道德,这也是西方的一个传统(比如休谟、康德等人就是著名代表),因而具有普遍性。但对于人性是什么的问题,又有各种各样的不同解释。西方的主流传统认为是理性,人是理性动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不同解释。比如同样是儒家的荀子和孟子,就有截然相反的解释。荀子认为人性是“恶”,他所说的人性,是人的自然的生理情感和欲望,如趋利避害之类;当然他也认为,知性是人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孟子则认为人性是“善”,他所说的人性,是以人的“天生”的道德情感为基础,如恻隐、辞让之类,所谓“天生”的(“天之所与我者”),实际上暗含着自然目的性思想,认为“天”即自然界有一种向善的目的,不过,这一目的是靠人来实现的,所以,人才是目的。后来,以孟子为代表的思想成为中国儒家传统伦理的主导思想。

  

   自然界有没有目的性问题,可能是一个争论很大的问题;但是有一点越来越清楚,这就是自然界决不是仅仅由牛顿式的因果关系或必然性所支配,就人类的活动而言,不管有多么复杂,社会历史背景有多么不同,但人类决不是离开自然界才有所谓人的目的,或所谓共同的目的。人和自然界一起,组成一个生命现象,是一个生命整体。自然界始终是生命之源,也是人类的价值之源。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目的就是自然界的目的,人心就是天心。正是人与自然界的统一性,保证了人的目的并不是纯粹个人的、主观的,而是客观的、普遍的。

  

   这个目的就是善,或者说,善就是目的。关于目的的思想,中西文化有共同之处。但在中国哲学看来,人在本性上有向善的目的,这就是“继善成性”,无论是就维持共同体的生活而言,或是就个人的生存而言,人都是有终极目的的。所谓德性,就是实现人的目的的重要因素,或者是实现人的目的的过程、功能。人是一个存在与功能范畴,也是一个目的范畴。在这个问题上,中西文化又有很大区别,但是能够找到一个共同点;人是有目的的,人就是目的。

  

   因此,人应该受到尊重,人的价值应该得到实现。孟子说,人有“天爵”,有“人爵”。“天爵”是人的“仁义忠信”等善良本性,这是不能让渡的,是人的尊严之所在;“人爵”则是由具体社会中的地位决定的,是可以随时改变的,用现在的话说,相当于“社会角色”。就人之所以为人而言,重要的是实现“天爵”而不是追求“人爵”。不管一个人从事什么职业,占有什么地位和权力,都不能失去“天爵”。这一传统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很大影响。具有高尚道德的人,普遍受到人们的尊敬,而权势和财富,如果运用不当,则受到人们的鄙视和憎恶。中国人常说,“金钱是身外之物”,这意思是说,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人所具有的内在德性。这并不意味着拒绝金钱和财富,但如果仅仅以此为目的,把它变成唯一的目的,就会丧失人性,这样的人就会把人当成工具而不是目的去对待。人人应当受到尊重,这是人的一种权利;人人应当尊重别人,这是人的一种义务。二者都是建立在德性之上的。宋朝的陆九渊说,上是天,下是地,人在中间,应该堂堂正正做个人。所谓“堂堂正正”,就是人的自尊。有自尊的人,也会尊重别人,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即人类有共同的德性,有共同的目的。这里所说的“理”,亦可理解为目的理性。

  

   二

  

   德性在实践活动中的运用,便是伦理,中国哲人称之为“人伦物理”。在儒家传统中,由德性所发生的“人伦物理”有许多方面的内容,这里只提出两个基本方面的内容,二者又是完全统一的。这两个方面就是仁与诚。由此便产生出许多伦理原则。

  

   仁的基本内涵是爱。关于仁爱的学说,有人曾经与西方基督教文化进行过比较,认为二者有共同之处。在普遍的人类之爱这一点上,确实如此。但二者又有很大区别。在基督教文化中,爱是上帝的召唤或上帝的启示,人要皈依上帝,就必须平等地爱别人;但在中国儒家看来,爱出自人的德性,是人的内心所具有的,但这又不是个人的私情私爱,而是具有普遍性、客观性的,因为它来源于自然界的“生生之德”,这种“生”的学说,不是生物学的,而是哲学的。

  

   如果详细分析起来,仁爱有三个层次的内涵。一是亲亲之爱,即对父母兄弟之爱。人一生下来,首先遇到的就是父母兄弟,抚养教育他们的是父母兄弟,父母兄弟如同“心腹手足”,因此,这是一种自然的爱、出自内心的爱。由此便有孝与敬等一系列原则。有人说,动物也有母爱,因此,这说不上什么“人伦”。不错,动物也有母爱,但动物的爱完全是生物性的,人类的爱却是社会性的。这被认为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伦理”。这种解释固然有一定根据,但儒家的仁爱决不仅仅止于此。孝是“为仁之本”,但不是仁之本,何况儒家所说的“本”,是本根之意,不是西方哲学所说的本体。所谓“本根”,就如同树木之有根,这是生长点,王阳明称之为“发端处”,但不是全部。由此出发,便有其他方面的内容。但这一层次的内容确实很重要,在一定程度上,它决定了仁的其他方面的内容,因此,它是基础。现代家庭不同于历史上的家族或家庭结构,现在是所谓核心家庭,甚至出现了很多单亲家庭,但不管是什么形式,只要是家,就应当有这种爱的原则。当然,现在的“孝”不能像过去那样,维持一种家长式的等级关系。很难设想,一个对父母兄弟缺乏爱心的人,能够对人类有真正的爱。这就是儒家所说的“爱从亲始”的真正含义。“爱从亲始”并不是止于爱亲,它还要继续扩展,直到“泛爱众而亲仁”。

  

   第二个层次是对他人的爱,或泛而言之,对人类的爱。在儒家看来,凡人都是“同类”,因此要互助尊重、互相同情、互相救助、互相敬爱。儒家伦理的重要原则,即“忠恕之道”,就是从这里产生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从否定和肯定两方面阐明了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关系。如果说,“孝”是“为仁之本”,那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则是“为仁之方”,即实行仁的基本方法。因此,被大家广为引用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实际上是实现人的德性的方法或过程,其根本目的则是追求“至善”,而不是得到任何实际利益,一句话,它不是出于功利的目的,而是实现人的价值。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种伟大的伦理原则。一个人可能担任某一具体社会的具体角色,可能从事某一具体专业,但不管做什么,都要实行仁的原则,因为这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所具有的品德,也是应有的品德,是人的德性使然。这种伦理关系在中国历史上起过很大的作用,它能维持和谐稳定的社会关系。中国人常说“将心比心”,“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就是这些伦理原则的具体运用。如果这种原则能运用到全人类,即各民族、国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必将有助于和平稳定的世界新秩序的建立。

  

   第三个层次,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层次,就是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人类要有“爱物”之心,要尊重、爱护、保护自然界。孟子所说的“亲亲、仁民、爱物”就包含了这三个层次,后来的儒家,特别是宋明儒家,则进一步发展了这一传统,提出“民胞物与”、“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按照儒家的这一传统,人的德性的实现,仁的实现,不仅不限于家庭或家族,而且不限于人类自身,还必须扩展到自然界,有一种普遍的爱,这才是完整的,也是终极性的。这一点,只有当代生态伦理学出现之后,才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但在中国传统的伦理哲学中,这是一个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伦理的关系,这对某些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更是难以接受的。但是当人类生存环境出现危机,直接影响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时候,人们不得不重新进行反思。而中国的传统伦理,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这一传统的主要之点在于,人与自然界是一个有机的生命整体。人是自然的产物,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决不能把自己凌驾于自然界之上,作自然界的“主宰”。自然界生人生物都是“一般”,并无贵贱高下之分,人之所以为“贵”,只在于人有觉,能思,能推,即“推己及物”。人与天地万物本来是平等的,人应当将自己“放在万物中一例看”,而不应当成为万物的主宰者。这不是否定人的主体性,恰恰相反,正是弘扬了人的主体性,但人的主体性只在于“为天地立心”、“参赞化育”,即放开胸怀,破除物我、内外的界限,完成自然赋予人类的职责和义务。这也就是人的终极目的。正因为自然界的万物与我本是“一体”,如同人有百骸四肢一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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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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