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佛教哲学的研究，近两年相当活跃，出现了不少确有见地的著作和论文。中华书局出版的吕澂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一书，对中印佛教关系、佛教典籍的真伪、作者的年代等等作了论证。具体有五个特点：一、中国佛教来源于印度，又有所不同，着重研究了印度佛学的变化给中国佛学的影响，“以印度佛学为尺子，用来衡量中国佛学发展的各阶段”，借以揭示两者的异同，以见中国佛学的实质。二、佛典是翻译的，原书和译本都有伪托，因此对重要的典籍，一概加以考证，以辨真伪，并对前人的辨伪工作予以总结。三、对佛教典籍的时代以及佛籍中一些概念、术语和命题的出现时代，都进行了辨伪和考订。四、对“证义”（原来意义的研究）作了很多分析，以辨明所引佛籍中的字义和文义。在这方面广泛运用了因明学的理论。五、对佛教著名人物的生卒年代作了考定。总之，对中国佛学特别是魏晋隋唐佛学的传译、典籍、师说、宗派、传播区域、思想渊源及史实的真伪，都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解释和说明。

《大乘起信论》在中、日等国都是很有影响的佛教典籍，原题“马鸣菩萨造”，梁真谛译。中国从隋代开始，就有人对它的真伪提出怀疑。在近代日本，学术界也对《起信论》的真伪掀起了一场大辩论，望月信享等人认为是中国人撰述，常盘大定等人则认为是印度人所著。往返辩论多年，迄无定论。吕澂近来著《大乘起信论》一文，对这个问题重新作了考定，完全从一条新的途径，经过详尽的考证，证明《起信论》为中国人撰述。（《中国哲学史论》）

关于南北朝佛教思想的研究，两年来也有新的进展。比如对天台宗创始人智顗的生平及其学说，有人作了全面的研究，并对智顗的死这个历来没有人提出怀疑的问题，进行了新的考证。提出南方陈朝倾覆以后，智顗对隋初统治者貌合神离，态度生硬，很可能卷进了反隋的政治漩涡，因而遭迫害致死。[1] 关于僧肇的思想，有人提出僧肇哲学中最有特点的是他的认识论，即以“无知”释“般若”。“无知”一词取自《老子》，但僧肇所说“般若无知”是指“无惑取之知”，具有新义。并对僧肇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说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僧肇以万物为“假有”，又名“非无”，为“意所不能思”，存在于心之外，因此是客观唯心论。在运动观上，僧肇不说动静是非有非无，而把“静”看作是真实的。《物不迁论》不像僧肇的其他著作那样主张“刹那生灭”，而说“古今常存”，因此与他的其他著作在思想上不相一致。[2]

关于隋唐佛教哲学，近来发表的汤用彤的《隋唐佛教史稿》[3]，对中国隋唐佛学中传译、典籍、师说、宗派、传播区域、学术消长，都作了简明扼要的说明，是研究隋唐佛学的一部重要著作。另外，两年来对玄奘思想的研究有所增加。比如对玄奘提出的“挟带说”和“真唯识量”，有人认为是区别于玄奘以前的印度唯识学的新说，因而是对唯识学说的新发展。[4] 对于支遁和惠能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郭朋的《隋唐佛教》一书，对隋唐佛教作了历史的剖析和研究，“用历史来说明历史”，“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书中对隋唐时期的天台、华严、三论、唯识、禅宗、密宗等佛教各宗派作了分析和介绍，特别是对这些宗派的盛衰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变化的关系，作了比较详细的阐述。

关于宋元佛教思想，最近有郭朋的《宋元佛教》一书出版，填补了这一空白。特别是对宋代禅宗与程朱理学进行了比较，指出程朱理学与禅宗思想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在理学与禅宗思想的关系问题上，目前存在着争论，郭说不失为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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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中国哲学年鉴》（1982），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年11月版，第121-123页，署名“近思”。

[1] 谈壮飞：《智顗》，《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第2卷。

[2] 张春波：《论僧肇的佛教哲学——兼与〈中国思想通史〉商榷》，《中国哲学史研究集刊》第1辑。

[3]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国哲学》第3、4、6辑。

[4] 张春波：《玄奘对唯识学说的新发展》，《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