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鹰:千古伤心文字狱——邓拓逝世40年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37 次 更新时间:2007-02-12 20: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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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鹰 (进入专栏)  

  

   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奸佞覆乾坤。

   ——廖沫沙挽邓拓诗

  

   一

  

   1966年春夏之交,中国上空狂风呼啸,电闪雷鸣,压得人透不过气来。5月18日凌晨,邓拓含冤离世。那年他五十四岁,正是风华正茂的中年,就成为那场延续十年旷世大灾难的第一位殉难者。

   整整一个春天,邓拓的心情都处在惶惑、愤懑以至震撼的状态中。从前一年冬天姚文元那篇批判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刮起的狂风,越来越猛,明显地已经不是什么学术问题,而是对着整个思想文化界和北京市委了,不是传来毛泽东主席对北京市委所谓“独立王国”的严厉批评吗?他惶惑不解:北京市委就在中央身边,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怎么可能“水泼不进”?岂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接着,公开点了他的名,拿他的一些杂文随笔开刀,连篇累牍地批判他在《北京晚报》副刊的专栏《燕山夜话》和他与吴晗、廖沫沙合作在市委理论刊物《前线》上的专栏《三家村札记》,那种从字里行间断章取义、牵强附会、任意上纲、罗织罪名的卑劣手法,使他这个熟谙历史的人很快就想起明清两代那些令人战栗的文字狱。昨天,报上又有一篇戚某的文章,竟无中生有地诬陷他是“叛徒”,更使他热血上涌,头晕目眩。冷静下来,他不禁认真思索:自己历史上两次被捕经过,组织上早已作结论。这个戚某有什么根据将“叛徒”的帽子强加在他头上?工作的错误可以批评,文章的毛病更可以议论,职务也可以免去,但是,人格不能受侮辱,共产党员的尊严不能受侵犯,“士可杀不可辱”,古往今来许多仁人志士的崇高形象经常屹立在面前。他要用自己的生命维护尊严,留下清白。

   这天晚上,他决定给党留下最后一封信。在下笔以前,他先执拗地要妻子丁一岚带着子女先离开家一段时期,说“家里有姐姐照顾我,不要紧”。让心情沉重的妻子先去安睡。然后展纸挥笔,向党倾诉,按自己的认识,认真分析自己被批判文章的背景和不足,不同意那些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诬陷。

   ……文章的含意究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再做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一百七十一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

   ……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甘心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高呼: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就在他用生命的最后一息虔诚地山呼万岁的时刻,作为那场大风暴标志的“五一六”通知,正以中央文件名义飞向全国,打开了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文字狱的大门。

   十三年后,1979年8月,中共北京市委正式决定为“三家村” 冤案彻底平反。决定指出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并强加以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种种罪名,完全是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有组织、有计划地制造的大冤案,应予全部推倒。决定下达后,全市人心大快,大家表示,一定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决不能再让林彪、“四人帮”这类的野心家、阴谋家逞凶肆虐,决不能再让“三家村”这样的冤案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重演。(见1979年8月3日《北京日报》。)9月7日,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耀邦主持,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追悼会,郑重为邓拓平反昭雪。那天,我奉报社领导人之命,起草一副挽联,记得上联是“闽海波涛,长城风雪,三十年笔战生涯,何期奸佞逞凶,千古伤心文字狱”。

   文字狱是中国封建社会专制主义统治下的现象。延至当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新的形式、新的手法。邓拓就正好撞到这个枪口上。

  

   二

  

   邓拓五十年代在《人民日报》时期的主要助手、前《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胡绩伟,在邓拓逝世二十年时写过一篇《平生赢得豪情在》,开头一段介绍了邓拓的工作和品格:

   邓拓同志知识渊博,熟悉社会,下笔千言,倚马可待。他不是一个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指挥者,而是一个亲自动手主持编辑、写作和采访工作的实干家。他领导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对干部循循善诱,平等商讨,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有个时期,报社几乎天天都受批评,我们常常出大小差错,但他总是主动承担责任,尽量保护干部的积极性。对于来自某些方面的责难和干扰,他常常一人顶着,独自排解;他忍辱负重,胸怀宽广,处之泰然。他体弱多病,仍坚持带病工作,常常通宵达旦。他在战争中腰椎受伤,经常带一个钢架子;他手脚整天出汗,越用脑子,汗流得越多,几乎一个钟头就换一块湿毛巾。真可谓是艰苦奋斗鞠躬尽瘁的典范。在他领导下,报社工作人员如鱼得水,心情舒畅,都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那时《人民日报》的同志同心协力,全心全意办好报纸而努力。《人民日报》的很多同志都认为,这个时期是《人民日报》历史上最令人怀念的欣欣向荣时期。

   我就是在那个“最令人怀念的”时期踏进报社大门,迄今已有五十余年了。

   1953年元旦才过两天,报社人事科通知我们四个刚从上海《解放日报》调来北京的人,说邓拓同志晚上要同我们谈工作。我们听了有点惊讶,几个普通编辑记者,只须人事科通知到分配的部门报到上班就是,何用总编辑亲自谈话?晚上,不免惴惴不安地走进他的办公室。邓拓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是一位温文儒雅的学者。他让我们坐下,开口就为年前因工作忙未能在我们到北京第二天就见面表示歉意,接着就用商量的口吻一一征询我们对工作岗位的意见。总编辑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对我这样初到中央机关工作的人,尤其感受到一阵暖意,把窗外的严寒忘得一干二净。这件小事,至今还历历在目,想起当年同时去见总编辑的刘时平、钦本立、顾小岚三位,都已先后去世,不禁凄然。

   我分配在文艺部(那时称文艺组)担任编辑,分工主管的副总编是林淡秋。五十年代初报社在王府井大街前《华北日报》旧址,京城的平房大院,各部办公室分散,因而很少见到邓拓,不过常常从一些老同事口中听到对这位总编辑人品、风格和才华的赞美。他肩负重任,辛苦勤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在与报社同事相处中,坦诚恳切,毫无领导架子,即使要公务员、通信员办点事,也总说“请你帮我”如何如何。报社从副总编辑到司机、公务员,一律称他“老邓”,少数刚来的称“邓拓同志”(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末,对领导人都以“老×”或同志相称,从来不称职位)。1954年盖了四层楼,编辑部办公室都集中在楼上,才有机会常见到他。有时在楼梯上相遇,他必定客气地打招呼问好,起初有些年轻同事不好意思,慢慢地也习以为常。有一回还闹过将两位身材矮胖的中年女同志名字弄错的小误会,成为善意的笑谈。

   邓拓从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在晋察冀根据地编报纸,但他一直不脱文人本色,具有中国正直学者的品格和本色。他不好虚名,淡泊权位。五十年代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刚成立时,要他担任主席,这本来只是个名义并非实职,但是他认真地一再坚辞,要让具有更多新闻工作经验的老同志担任,后来只是由于中央决定,并以苏联记协主席历来由《真理报》总编辑兼任为例,才定下来。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原来已安排他为中央委员候选人,他得知后一再给中央领导同志打报告,恳切要求换掉他的名字,让给别人。这样的品德和风范,现在哪里还能见到?这是他的品德和素养使然,绝不是故意作秀、矫揉造作。那些年,报社大楼里确实是一片融洽相处、团结和谐的气氛,虽然也有过几次全党全国统一部署的政治运动,但还比较和风细雨,不似后来丁酉“反右派”斗争那样剑拔弩张,伤害同志,这同作为报社最高领导人邓拓的稳重平和有关,老同事们如今回想当年都依然不胜神往。

  

   三

  

   就是这样一位忠贞勤恳、鞠躬尽瘁的邓拓,1957年春天猝逢厄运。毛泽东主席忽然大发雷霆,以“按兵不动、不积极贯彻中央精神”为名,当众斥责他“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同中央唱反调”等等,忽而挪揄他是汉元帝,忽而辱骂他“占着茅坑不拉屎”,忽而又鼓动部下造他的反。态度之严峻,措辞之凌厉,确是闻所未闻,也是《人民日报》创刊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大事。而实际情况只是他对当时所谓“引蛇出洞”的阳谋不甚理解或者不无反感,因而行动上有所踟蹰,不料竟遭到如此严厉的训斥。一时报社大楼里人心惶惶,仿佛春天里刮来一阵寒风。这位对党对革命从来忠贞不二的老共产党员,为了顾全大局,只得忍气吞声,再三作违心的检讨,并且请求辞职。但未被批准,仅由代表中央主管《人民日报》的胡乔木来报社在一次小型会议上顺便宣布“《人民日报》实行社长制,邓拓同志担任社长,吴冷西同志担任总编辑”。

   邓拓虽然处在名义上是社长、却无编报大权的位子上,依然一贯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每天来上班,认真工作。就在社会上响应中共中央开展整风号召到处“大鸣大放”的5月初,给我们副刊拿来一篇杂文《废弃“庸人政治”》,他以某县给农民下命令把全县的棉花在同一天打尖和机关人事工作的官僚主义为例,批评“我们有的同志,不知为什么,天天忙忙碌碌,做出一些大可不必做的事情,他们不管对什么都不肯放手,都要抓,而且抓得死死的”。他说:假若一定要把这些都说成政治的话,那么,这只能说是“庸人政治”。“凡是凭着主观愿望,追求表面好看,贪大喜功,缺乏实际效果的政治活动,在实质上都可以说是‘庸人政治’。这种庸人政治除了让那些真正没出息的庸人自我陶醉以外,到底有什么用处呢?”文字朴素,语气平和,不似那些日子其他杂文慷慨激越、尖锐犀利。可惜在滔滔者天下到处可见庸人、庸官的时代,“一士谔谔”的逆耳忠言,有多少人能听得进去?

   这是邓拓给《人民日报》副刊的第一篇杂文。到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三年困难年代,又写了一篇《从借书谈起》,借清初学者袁枚的《黄生借书说》一文中说到贫寒文士读书之难,皇家和富贵之家藏书无数,“然天子读书者有几?富贵人读书者有几?”从而引出一个真理:占有得多不等于利用得多,许多几乎一无所有的人常是用心最勤的人。“为了优越的条件而自满,而骄傲,结果只能引导到失败。胜利是永远属于那些在困难中不但不低头、反而发愤图强的人们。”

邓拓学识渊博,是位历史学家,对明清以后的历史更有专长,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他说过新闻工作就是治当代史,希望报社编辑记者都应该研究历史,更应该以史为鉴。我自己就曾不止一次受到这种教诲和要求,他说,你不要只关心文艺,更要多读历史,最好能有计划地读完《二十四史》。很惭愧,我虽然对近现代史有兴趣,但从未认真钻研,读书也是兴之所至,胡乱翻阅,到现在也未能完成邓拓同志的要求,深负他的期望。1958年他到我们文艺部来蹲点,用当时的说法是“种试验田”,参加文艺部的工作会议时,很少谈文艺,除了关心杂文外,也不管具体选题,而是鼓励大家博览群书,利用报纸工作的条件,多读书,多充实自己,说这是副刊编辑的起码要求。同时要开阔视野,同各方面人士交朋友,依靠各方面专家办好报纸。勤恳真诚、推心置腹的言谈,文艺部一些老同事至今还记得很清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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