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信是一个人的自信被他人认知得出的肯定性和否定性结论，他信中的否定性批评有助于避免自信在闭门造车中走向自欺。他信对于认识主体自身也可以发挥取长补短深化思想认识的重要作用。由社会民众和各级管理者组成的国家和社会也面对他信问题。国家他信和社会他信的认识客体，都是某一国家处理国内外重大问题的基本原则及其国家行为的实践效果。国家他信的认识主体是其他国家的管理者，社会他信的认识主体则是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众。国家他信的内容难免包含意识形态套话空话和时冷时热的外交辞令。相比之下社会他信的深刻性和系统性并不充分而且还受到从众思维的误导，但是社会他信往往真实地反映着民众的认知和情绪，具有更强的持久性和爆发力。

国家他信和社会他信可以相互影响，但是二者既不同样也不同步。在抗日战争的早中期中国竭力抵抗日本疯狂入侵，当时许多大国尚不愿公开支援中国。但是在许多国家中形成了对中国坚强意志和正义行为的肯定性社会他信，进而以民间行动方式对中国提供了大量宝贵支援。其中苏联志愿航空队、美国飞虎队等团队和白求恩、柯棣华等个人都是突出的代表。在和平年代一个国家的社会他信往往决定着其国际环境是得道多助还是失道寡助。长期无视社会他信的国家则必然走向闭关自守。

社会他信的认识主体具有傍观者清的有利条件，也由于认识主体并非长期生活于被作为认识客体的国家之中，从而其认知内容难免有着各种误解和被错误引导造成的扭曲认识。一个国家国的发展成就对于他国的社会民众往往是赞扬容易照搬难，即使是不求回报的援助也是授人以鱼易而授人以渔难，因此肯定性的社会他信大都难以深刻和持久。与此同时由于人不是神、国家也不是神，任何国家必然有着对内对外的错误国家行为。错误的国家行为如果对内对外造成了重大社会灾难，在境外必然引起警惕、恐惧乃至憎恨等深刻而长远的否定性社会他信。上述因素综合起来就形成了社会他信中的爱憎不对称性。

社会他信中的爱憎不对称性导致境外的先进思想认识和成功实践即使在本国有了肯定性的社会他信，往往还要历经艰难的本土化后才能有效地推动社会进步。例如俄国十月革命很快在中国形成了肯定性社会他信，但是将其运用在中国革命中经历多次重大挫折，直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否定性的社会他信无论真假，用于扇动大规模非理性行动则往往见效很快。例如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希特勒利用欧洲各国对犹太民族否定性的社会他信，在德国和德军占领区对数百万犹太人快速实施大规模迫害和屠杀，整个过程中各地都没有遇到过有组织的社会群体的反对。又如东欧许多原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解体前后，基于对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的错误社会他信，将其跟风式照搬于本国实行激进的休克式经济改革，结果大都陷入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的困境之中。

社会他信中的爱憎不对称性的普遍存在，决定了任何国家要构建和谐友好的国际环境，不能仅仅限于宣传自己国家的进步成就和对外提供援助，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对自己历史上对内对外的错误国家行为，是坦然认错、深刻反思还是遮掩回避？社会主义国家重视对资本主义腐朽性和马列主义真理性的宣传教育，往往并不重视研究相关的境内外社会他信，对社会他信中的爱憎不对称性更是缺乏认识。原苏联支援世界革命的大量对外援助并没有在受援国构建起牢固的肯定性社会他信。原苏联党内军内滥杀无辜的肃反运动、推行农业集体化期间饿殍遍野的乌克兰大饥荒和二战时期对被俘的二万名波兰军官秘密实施集体屠杀的卡廷森林惨案等事件公开后，美国正是利用了苏联这些错误国家行为及苏联将其长期封存回避的事实，使西方国家及东欧国家对于苏联的否定性社会他信急剧增长。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巨大成就和反法西斯战争中突出贡献在境外获得的肯定性社会他信，没有能够抵挡住社会他信的爱憎反转。东欧许多原社会主义国家与苏联的关系迅速翻脸翻船。

这些否定性社会他信反馈至苏联境内又加剧了苏联国内社会自信的坍塌。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苏联由于长期的经济运行僵化、普通民众生活物资匮乏和高层官员享受着日益丰富的特供，导致社会不满情绪越来越多。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改革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善民众生活和以反腐败为重点提升苏共的执政凝聚力，而是以批判“斯大林模式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为改革重点，以公开性和民主化为改革标准。结果是苏联政体合理性和苏共执政合法性被动摇，接着许多加盟共和国内部在民族主义引导下将苏联视为他国，社会不满情绪被酝酿成对于苏联的激烈否定性社会他信，许多加盟共和国先后宣布独立。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乱中强行解散苏共，被架空了的戈尔巴乔夫只得辞去苏联总统职务和宣布苏联解体。

其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近现代史中贩卖奴隶、种族压迫、利用金融霸权收割他国利益和动辄发动局部战争等劣迹，更加激起其他国家的否定性社会他信。与苏联不同之处在于西方国家长期经历着执政党与在野党相互指责推诿和轮流执政，在西方式言论自由环境中公开的历史旧账不断被钝化。例如共和党人特朗普任美国总统时明确宣布美国优先，对包括盟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实施贸易制裁，退出多个国际协定拒不履行美国的职责，造成了世界范围内对美国的否定性社会他信。民主党人拜登当上美国总统后把一切责任推到特朗普头上，随即以自己一贯正确的姿态在盟国中宣布美国回来了，变本加厉地拉帮结派继续推行美国霸权主义。

当代中国构建友好和谐国际关系的过程中，应该重视社会他信的爱憎不对称性，同时还应该正视中国社会无视社会他信的久远历史传统。大约四千年前中华大地结束了部落间争斗，夏商周三代先民在便于农耕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开创了早期中华文明。到秦汉时期汉民族形成了较完整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体系，未被同化的其他民族被排挤到西北西南偏远地区，中央王朝呈现为内夏外夷的地理格局。此后的二千多年里中华文明向周边扩展的方式不外以下三种。一种是持续向自然条件较好的东南地区大量移民，特别是几次由于北方战乱引起的包括众多知识精英的大规模“衣冠南渡”，事半功倍地在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广大地域，实现了汉族人口迅速增加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同质发展。以至于在几次北方游牧民族全面入侵时，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坚守中华文明的中流砥柱。

但是这种扩展方式用在西南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则事倍功半，这些地方的自然条件恶劣难以吸引大量中原移民，高山大漠又使中央政权难以有效实施垂直式层级管理。于是就形成了称为羁縻政策的第二种扩展方式。“羁”就是用军事和政治的压力加以控制，“縻”就是予以经济和物质利益和允许其自行管理。少数民族首领得到朝廷任命为土司并世袭官位。待条件成熟则改土归流，以中央政府任命的任期满后即流动的官员取代世袭的土司，中央政府有效管理的版图在此过程中随之扩展。

中华文明的第三种扩展方式针对鞭长莫及的“域外朝贡诸国”，中国政府只对各国首领予以册封而不过问其国家治理。承认中国中心地位的各朝贡国如果不主动挑衅，中国朝廷不会出兵对其征伐。朝贡国来朝贡时中国以“薄来厚往”原则给于赏赐。这种朝贡与赏赐关系后来发展成为国际贸易关系。总之，位居东亚大陆中心的古代中国社会自信满满，长期以天朝上国自居。对于周边国家只要求“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中孔子用语），根本没有想到对于本国发展的缺点，会“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没有认识到“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的找错纠错方式，还可以在借鉴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否定性社会他信的过程中应用。与古代佛教文明、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积极向域外传播不同，古代中华文明从不介意域外有何关于中国的社会他信和中国有何关于其他国家的社会他信。

汉唐时期的佛教东传是古代中国遇到的第一次文明碰撞，经过数百年思想交锋佛教被中国化，于是儒释道三种信仰和平共处。后来“一手拿古兰经，一手执剑”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文明传入中国，也没有引起大的社会动荡。在人类社会古代四大文明中唯有中华文明连续发展至今。对于这种一枝独秀现象肯定性的社会他信，将成功归因于中华民族具有如以色列民族那样的坚守文化传承的韧性，还具有对异族统治者的包容归化强大定力。否定性的社会他信则指出中华文明缺失社会自信与否定性社会他信的互动，在闭门造车中创新活力渐失。当西方世界经历宗教革命、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进入社会发展快车道后，中国仍然沉迷于专制王朝暴力更替和乱世盛世简单循环之中，生产力和社会治理长期没有实质进步。西方世界对中华文明的社会他信随之由赞叹逐渐转向批判乃至鄙视，大多数中国人却对这种社会他信的深刻变化茫然无知，只有极少数知识精英有所察觉。直到清末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一再遭到列强入侵被迫割地赔款，才使中华民族猛然醒悟。在此后一百多年急切引入西方文明各种主义的国家救亡运动中，中国却仍然不重视分析借鉴境外对于中国的社会他信。

回望历史令人不得不反思为什么同在东亚地区又深受中华文明影响的日本，却在文明碰撞的几次大变局中都主动深化自己对于他国的社会他信，并且从思想认识、社会制度到经济模式都实现了相对顺利学习和转型？其主要原因在于日本既有主体意识又有重视筛选学习外来文明的传统，使日本民族得以不断深化自己针对他国的社会他信，以此为镜发现自身的缺点，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中国对日本永远是近在咫尺影响巨大的他国，古代日本学习和和信奉中国文化之精华，不是为了模仿而是为了发展自己。公元645年的“大化改新”是日本效仿中国建立统一中央集权国家由弱变强的开始。国力稍强后日本就出兵朝鲜半岛，公元663年的“白村江海战”中，对阵日本万余水兵千余战船的大唐水兵四战四捷，“焚其舟四百膄，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旧唐书·刘仁轨传》用语）此后近一千年中日本没有再出兵朝鲜半岛。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大败后没有对中国形成全面否定的社会他信，日本为了发展自己反而更加积极地学习中华文明。在二百多年多年中投入大量物力财力共派出二十批遣唐使，其中大部分人在中国学习、生活的时间长达二十多年，有些人还在中国参加科举考试及第后长期为官。一批批学到了真才实学的遣唐使回到日本后，对中国的肯定性社会他信促进日本以唐朝为蓝本创造了自己的政治制度。中国的汉字、文学、音乐、书法、美术、建筑、医学和佛教全面传入日本，极大地推进了日本的社会发展。在此过程中日本并没有丧失主体意识，而是认为日本风俗天然与儒家理想相通，宣称“汉学的源头在中国，汉学的传承在日本”。同时日本对于中华文明中被他们认为是无价值的东西，不仅绝不学习而且还予以蔑视和批判，例如皇帝一言九鼎的独裁制、科举制、士大夫官僚制、太监制和以暴力战乱实行皇帝频繁轮替等等。

日本坚持主体意识的传统在近代还表现为兰学在日本的兴起。兰学是日本社会内部主动实行“西学东渐”的产物。在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的江户幕府推行锁国政策时期，日本只允许与中国和荷兰二个国家有贸易来往。日本的兰学学者跳出思想藩篱，以资本主义制度最早发祥地之一的荷兰为窗口，把目光转向先进的西方近代文明。日本对于西方国家的社会他信中肯定性的认识越来越多。在公元1774-1852年兰学兴盛时期中，日本翻译出版了西方文明的各种著作500多种。学习欧洲科学革命的成果奠定了日本早期的科学根基，使日本有别于中国等其他完全闭关自守的东方国家，在社会认识中孕育了批判封建意识的萌芽，为明治维新之后迅速实现迅速现代化打下了思想基础。在此过程中日本还成为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先进思想理念向中国传播的主要转运站。

重视深化对其他国家的社会他信，进而促进自身的国家发展，是日本长期持有的显著优点。但是对如何不断改善其他国家对于日本的社会他信，日本社会却长期并不在意。近代史中日本以武士道精神一次次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在占领区大肆烧杀抢掠。日本二战中投降后数十年中，其高层政要还一直坚持参拜陈列着日本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对上述严重错误的国家行为，日本社会一直缺乏坦然认错、深刻反思和积极道歉赔偿的主流思想认识。不但严重地妨碍着日中、日朝、日韩和日俄等国家关系的改善，还助长了右翼政治势力打着自由主义共同价值观的旗号，妄图在印太地区重温二战中大东亚共荣圈的旧梦。结果是在当代世界日本只能扮演美国霸权主义国家行为中的棋子和马前卒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