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在数字革命的推动下，现代人类文明发展已经进入了数字文明的新阶段。数字化不只是一个概念，更重要的是一个趋势，这个趋势不是某一个阶段的趋势，而是与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同等重大的、标志着人类文明进一步跃迁的大趋势。

数字技术蓬勃发展的同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呈现加速演变趋势。数字化将颠覆经济和社会的组织形态，颠覆人们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人际交往方式，同时也会颠覆社会的组织架构。数字革命的核心，就是通过数据与技术的融合对整个社会的组织方式进行重构。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传统经济学、财政学理论均诞生于工业化时代，统计方法也是基于工业化时代产生的，在数字化时代下已经不合时宜。因此，需要一场与之相适应的数字财政变革，通过数字化为财政治理现代化赋能。

数字财政建设需要财政理论创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理论研究在改革开放前后发生了一些转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基本按照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去定义经济学和财政领域的各项统计指标，由此形成相关数据。改革开放之后，借鉴西方的许多文明成果，引进理论和方法，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指标体系和管理体系。在数字化背景下，我们的知识体系迫切需要更新。许多概念可能需要重新定义，许多理论问题需要深入探讨，如果缺乏理论支撑，仅通过技术手段和现有的按照传统理论所定义的数据来进行数字财政建设，可能会导致严重认识误区和行为偏差。要实现数据和其本质的统一，必须重新思考相关基础性理论，以契合数字化发展新形势和新要求。

当前，在财政领域，数字财政建设面临如下四项任务：

一是夯实财政的统计基础，形成更强大的大数据整合能力。当前，我国财政数据存在碎片状分布，部门化、地方化、单位化特征明显，未能形成“共建共享”的有机整体。在大数据思维下，通过将财政系统内部的结构化数据进行整合，为全国财政进行“立体画像”；与此同时，可以将财政数据进一步拓展到非结构化数据，包括行为数据、文本数据、图片数据等。再进一步，可引入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打造财政数据中台，自动采集、自动分析、自动形成图表或分析报告。不过，这需要财政业务方面的支持，更需要技术方面的支撑，要实现两者的融合，达到“1+1>2”的效应。

二是完善财政的会计基础。数字化时代，如资产、负债和权益性融资、负债性融资等定义在运用会计准则进行确认时变得越来越难，它们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对资产、债务的估值越来越主观化。比如说独角兽企业，它的估值既不是按会计准则进行估值，也不是按资产评估，它实际上是市场形成的一个看法，是基于未来潜在价值来进行估值的。政府的资产、负债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三是完善财政的法律基础。一个基本的法律制度是数据要素确权制度。从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数字化改变了生产关系中人的地位，劳动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所有制的内涵也发生了改变。过去我们强调以“占有”为核心的所有权，现在则更加重视以“使用”为核心的产权，数字革命会导致“所有权革命”，进一步演变为以“共用”为核心的数据产权制度。这将改变税收制度的基础，给财税体制带来很多深刻的影响。

四是要着力打造财政大数据的应用场景。当前，数字化应用场景的打造变得越来越重要，大量数据只有转化为产品，才能让数据真正为国家治理赋能。在数字化趋势下，加快数字财政建设，就是要积极拓展数字财政的产品及应用场景，这不仅有利于检验提升财政理论及政策水平，还能更好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

原载于《中国财政》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