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复杂而深刻，在全球变暖背景下，以气候变化为代表的全球环境变化成为人类的共同挑战。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冲突和融合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我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与农牧关系问题，能增进对自然—社会耦合系统多元互动过程的理解。早在20世纪初，已有学者意识到气候变化可能对农牧民族关系产生影响，然而学界对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如何影响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一直以来颇有争议。
气候变化影响社会发展研究
20世纪初，埃·亨廷顿（E. Huntington）在《亚洲的脉动》中提出，北方游牧民族受到气候影响而对欧亚农业文明带来冲击，明确指出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产生影响。这一论调颇受争议。当时的气候学家通常认为某一地方的气候是稳定的常态，他们更关注气候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气候在不同时间尺度上的变化不被主流学界认同。
到了20世纪中期，随着热力学和动力学的发展，气候研究的范畴不仅仅局限于气温和降水，而是包含了一整套大气物质以及地球表层状况，气候学研究理论和方法也不断进步。此后，包括大气圈、水圈、冰雪圈、岩石圈和生物圈在内的气候系统概念逐步形成，气候变化的事实逐渐得到学界承认。
我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从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展开。到了70年代初，竺可桢发表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一文，开创了利用文献史料进行历史气候研究的科学方法，在国际、国内学界影响深远。此后，新史料和新方法不断得到应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变暖现象的揭示，国际学界对气候的系统研究逐步从自然科学学界拓展到人文社科学界。我国学者积极参与全球变化研究，利用中国特有的丰富且连续的文献和其他多元气候变化代用资料，探索适应不同资料特点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获得国际学界高度认可。
近20年来，一方面在过去研究基础上，我国学者发展了集成方法，重建出具有更好空间代表性和时间分辨率的气候变化序列；另一方面在正史、方志和档案资料范围外，发掘更丰富的文献资料，如传教士资料、日记资料等，开拓并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将历史气候变化研究推向深入。这为学界探索气候变化对社会的影响问题奠定了基础。
气候变化影响农耕与游牧民族关系
在我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重建工作取得重要进展的基础上，学界开展了气候变化对农牧民族关系影响研究。不少学者认为，气候寒冷时期农牧冲突增多。王会昌认为，气候温暖时期，中国北方游牧政权与中原农耕政权和平共处；气候寒冷时期，二者对峙。满志敏指出，气候变化对农牧过渡带的影响是通过人类系统起作用的，不同社会状况和组合会产生不同影响。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在农牧过渡带附近对峙时，气候向寒冷方向的变化常常成为社会动荡的触发因素。
另有一些学者认为，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有利于草原生产力的显著提高，从而为游牧民族发动战争提供支持。如13世纪初蒙古帝国的扩张。吴文祥、狄宇宙（Cosmo Nicola di）等学者持此观点。刘璐等认为，在百年尺度和30年尺度的气候变化上，气候暖期多对应战争高发，冷期多对应战争低发。气候变化对战争具有间接影响。还有学者对气候变化影响农牧民族关系的其他方面进行了研究。苏筠等认为，在百年尺度上农牧民族的和亲频次表现为冷多暖少的特征，与战争情况相反。
除了气候冷暖变化可能影响农牧关系，还有学者指出，北方气候干旱会导致畜牧业严重减产，游牧民族无法承受气候湿润期增长的人口压力，从而大规模南下。近年，不少学者强调气候干湿变化对农牧关系的影响。香港科技大学Bai Ying 等以旱灾与黄河支流决堤频次作为降水量多寡的指标，认为较少的降水量和频繁的游牧民族南下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裴卿和章典通过对“气候变化—游牧迁移—农牧冲突”因果途径的检验，认为在0.01的显著水平上，降水减少对应着游牧民族迁移次数的增加（进而诱发农牧冲突），而温度变化影响并不显著。
历史时期的研究能够识别较长时间尺度上气候变化对农牧关系的影响，现代研究则更关注冲突对气候急速变化（几小时到1年）的响应。2004年，美国经济学者爱德华·美格尔（Edward Miguel）等指出，非洲地区“降水偏多”与“冲突偏少”相关。这一研究受到学界关注，研究方法也被普遍使用。2007年，《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杂志推出专辑讨论气候变化和冲突问题。在讨论过程中，学者整合了三个看似独立实则密切相关的研究分支：地方和社会人群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生计和冲突以及国家在发展和缔造和平方面的作用。由此为研究气候变化和冲突影响提供了新视角：气候变化通过直接（影响事关生计的自然资源）和间接（弱化国家行政能力）作用于人类安全，从而增强冲突的风险。
国际学界对气候变化导致冲突变化的结论始终存在质疑，有学者认为“降水偏多”与“较少冲突频次”显著相关的结论，是实证方法的人造结果。即便如此，共识仍大于分歧。2014年，美国学者所罗门·祥（Solomon Hsiang）等通过对国际学界历史与现代相关研究成果的综合分析，认为气候与人类冲突在世界不同区域、多个时空尺度上都表现出强的因果关联。然而其研究也指出，虽然部分研究提出气候影响冲突的可能路径，但在阐释历史气候变化如何影响冲突和社会稳定方面，研究并不成熟。
气候变化影响研究的不确定性
无论是在历史时期还是现代社会，学者对气候变化是否会引起冲突变化以及具体作用机制还存在分歧。由于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本身都是复杂的动态过程，加之游牧民族缺乏文献记载，讨论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对农牧关系的影响更为不易。
游牧民族文献资料难以获取，对研究结果的不确定性影响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研究区域内难以获取高分辨率的气候重建序列，不同气候代用指标及其指示含义都可能带来分歧。农牧交错带的气候状况直接影响牧草、水源和牲畜健康状况，但气候和区域土地承载力之间的关系在多时间尺度上比较复杂。从年内来讲，春、夏、秋三季降水影响牧草生长和牲畜健康状况，从而影响冬季雪灾灾情。以年际变化来看，往往连续干旱后会出现严重雪灾。从年代际变化来看，温度和降水的变化可能带来农牧分界线的推移，从而影响区域内的土地承载力。因此需要利用高时空分辨率的气候重建序列讨论才能减少研究的不确定性。近年来，学者在研究中多利用葛全胜等重建的过去2000年中国东部冬半年温度距平序列，时间分辨率达到了30年，时间分辨率与准确性有较大提升，但利用我国东部地区的冬温变化序列反映游牧区域温度变化仍可能存在问题。对干湿变化来说，则要考虑部分研究所选取的指标能否客观指代研究区域内的降水状况。
第二，历史时期游牧民族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策略及其演化特点并不清晰。在历史演化的不同阶段，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方式也会变化。王建革指出，对游牧民族而言，蒙古帝国建立后在小规模游牧的基础上缩小了游牧范围，造成了生态系统的封闭，这种趋势被清朝蒙古旗界等政策进一步强化。诸如此类的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的改变，是否会影响游牧民族的气候变化应对策略尚不明确。因此，游牧民族社会长时段的演变特点及其不同阶段的气候变化响应方式，尚待研究。
从具体研究来看，不同学者的研究时段、区域和统计指标不同，量化处理方式也存在差异。如王会昌利用历史时期游牧民族南迁过程中建立的民族政权疆域南界的纬度，代表游牧民族南迁的程度，进而讨论农牧之间的对峙关系；刘璐等则利用农牧民族间战争数量统计序列，讨论农牧民族的冲突。满志敏的研究集中在气候变化对农牧交错带的影响，吴文祥的研究则强调气候变化影响下蒙古帝国西征而非南下的动机。可见，除文献史料缺乏之外，时空尺度和研究方法的差异也是造成分歧的重要原因。
总之，科学认识气候变化对农牧关系的影响，不但需要更高精度的气候重建成果，还需要加强对游牧民族社会演变特点的研究，并进一步讨论气候变化影响农牧冲突与融合的具体作用机制。在未来研究中，通过综合多元代用指标重建气候变化事实，并进行更深入的跨学科讨论才能降低分析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这就需要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深入合作，需要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的集成研究，以期客观评价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