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姆斯基:对无政府主义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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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姆斯基  

在19世纪90年代,一位赞同无政府主义的法国作家写道:“无政府主义有着宽阔的脊背,它就像纸一样任人涂写。”——他指出,这其中还包括一些人,他们类似的行为连“无政府主义的死敌都无法做得更好”。120被称为“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和行为风格有很多,试图把这些潮流纳入某种一般性理论或意识形态都是无济于事的。即使我们像丹尼尔·盖林在《无政府主义》一书(121)中那样,接着从自由意志主义思想的历史中推断出某种生活方式(即不断变化的传统),仍然很难将其视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理论和社会变革理论并清晰地阐释其原理。无政府主义历史学家鲁多夫·洛克尔(122)就无政府主义思想发展为无政府工团主义(anarchosyndicalism)提出过系统的构想,他对上述问题也认识得很清楚。洛克尔写道:无政府主义不是


一个固定的、自我封闭的系统,而是人类历史发展中明确的趋势。相比从思想上维护一切办公机构和政府机构而言,无政府主义努力让生活中所有个人和社会的力量自由地发挥。自由只是相对的,并非一个绝对的概念,因为它不断地变得更加宽泛,以更多的方式影响到更广的范围。对于无政府主义者而言,自由不是抽象的哲学概念,而是具体的、至关重要的可能性,每个人都能充分地发挥自然赋予他的一切力量、能力和天赋,并将其转入社会账户。人的这种自由发展越少受到教会和政治的保护,人格就会愈加有效、和谐,并成为衡量所处社会理性知识文化的标准。123


有人会质疑研究“人类历史发展中明显的趋势”的价值何在,它并未表达出特定的、详细的理论。的确,许多评论家对无政府主义不屑一顾,把它视为乌托邦,毫无固定的形式并且显得很初级,或者与复杂社会的现实不相容。然而,也有人可能看法不同:在每个历史阶段,我们关注的是必须废除一些权威和压迫,它们从某个时代遗存下来,当时出于安全、生存或经济发展的需要,它们被认为是正当的,现在却导致了(而不是缓和了)物质和文化匮乏。既然如此,就不会有什么为当前和未来所设定的社会变革理论,甚至也不必有社会变革所倾向的特定的、一成不变的目标概念。当然,我们对人类本性或者可行的社会形式的理解尚为浅薄,必须以怀疑的态度对待一些影响深远的理论。我们听到“人类天性”或“效率要求”或“现代生活的复杂性”要求这样或那样的压迫和独裁统治时,也会立刻开始产生怀疑。


然而,在某个特殊时刻,只要我们的理解力允许,就有任何理由去具体实现这种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明确趋势,使其切合于当下的任务。对洛克尔来说,“摆在我们时代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把人从经济剥削和政治、社会奴役中解放出来”;解决的办法并不是征服和行使国家权力,也不是把议会制弄得令人生厌,而是“从头开始重建各国人民的经济生活,并以社会主义的精神增强它”。


但只有生产者自己才适合完成这个任务,因为他们是社会唯一的价值创造单位,一个新的未来从他们那里诞生。他们的任务必定是把劳动从经济剥削套上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把社会从各种机构和政治力量的程序中解放出来,并且为基于合作劳动和服务于社会利益的计划性事务管理的自由人联盟开拓道路。让城市和乡村的劳苦大众为这个目标做准备,把他们像军事力量一样团结在一起,这是现代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目标,也是其整体目的所在。[第108页]


作为社会主义者,洛克尔当然认为:“严肃、彻底、完全地解放工人只可能取决于一个条件:由全体工人来占有资本,即原材料和一切劳动工具(包括土地)。”124作为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他一直坚信,工人组织在革命发生之前的时期“不仅创造了思想,也创造了未来本身的事实”,因此他们自身就反映出未来社会的结构。洛克尔期望发生一次社会革命来剥夺剥夺者并废除国家机器。“我们用于取代政府的是工业组织。”


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相信,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不能靠政府命令和规定而产生,只能靠工人在每个特别的生产分支齐心合力地团结协作,即通过生产者自己接管所有工厂的管理,在这种形式下,独立的团体、工厂和工业分支成为一般经济有机体的独立成员,在双方同意的自由基础上系统地为社会利益继续生产和分配产品。[第94页]


洛克尔这样写的时候,这些想法在西班牙革命中已经被戏剧性地实践过。就在革命爆发之前,无政府工团主义经济学家迭戈·阿巴德·德桑蒂兰(125)还写道:


……西班牙革命面临社会变化问题时,不能把国家当作媒介,必须要依赖生产者的组织。


我们一直遵循着这一准则,并发现无需为了建立新的生活秩序而假设有个凌驾于工会工人之上的权力。只要有人向我们指出,在私有制被废除、寄生生活和特权毫无用武之地的经济组织中,国家的作用(假如有什么作用的话)是什么,我们便会心存感激。抑制国家不可能是一件慢吞吞的事情,必须由革命来终结国家。要么是由革命给予生产者社会财富,这样生产者可以自我组织起来及时进行集体分配,国家便会无事可做;要么,革命没有把社会财富给予生产者,这样革命就变成了谎言,国家会继续运作。我们的经济联邦理事会不是一个政治权力,而是一个调节性的经济和行政权力。它从底层找到方向,根据地区和国家大会的决议来运行。它只是个联络团而已。126


恩格斯在1883年的一封信(127)中对这种观点表达了不同的意见:


无政府主义者把事情颠倒过来了。他们宣称,无产阶级革命应当从废除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开始……但是在这种时刻破坏它,就是破坏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能用来行使自己刚刚夺取的政权、镇压自己的资本家敌人和实行社会经济革命的唯一机构,而不进行这种革命,整个胜利最后就一定归于失败,工人就会大批遭到屠杀,巴黎公社以后的情形就是这样。128


相比之下,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最能言善辩)告诫要警惕“红色官僚主义”的危险,“红色官僚主义”最终会成为“我们这个世纪所编造的最低劣、最糟糕的谎言”。129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费尔南德·佩卢蒂埃(Fernand Pelloutier)问道:“甚至连我们所必须服从的过渡性国家,也必须不可避免地成为集体牢狱吗?当所有政治机构消失之后,它就无法在一个只受生产和消费制约的自由组织中存在吗?”130


对于这个问题,我不能装作知道答案。但似乎很清楚的是,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肯定的答案,要实现左派人文理想的、真正的民主革命的机会就不太大。马丁·布伯(131)简要地指出了该问题,他写道:“人们不能理所当然地期待一棵已做成木棍的小树长出叶子。”132巴枯宁认为,听命于政府权力或摧毁政府权力是他和马克思的主要不同之处。133自从把“自由意志社会主义”从“专制社会主义”划分出来以后,这个问题就以各种形式在20世纪反复地出现。


尽管巴枯宁告诫人们警惕红色官僚主义及其在斯大林独裁统治下的发展,但凭借当代社会运动的主张从历史根源去解释一个世纪之前的争论,这就大错特错了。尤其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看作“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这很偏执。而左派分子评论布尔什维克主义时考虑了俄国革命的历史环境,就更加中肯一些。134


反布尔什维克的左翼工人运动反对列宁主义者,因为他们在为了纯粹的无产阶级目标而利用俄国巨变时做得不够彻底。他们成为自身环境的囚徒,用国际激进运动来特别满足俄国的需求,这种需求很快等同于布尔什维克党——国的需求。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方面现在从布尔什维克主义身上被发现了:列宁主义被判定为国际社会民主的一部分,只是在战术问题上与后者有所不同。135


如果从无政府主义传统中找出一个主导思想,我认为应当是巴枯宁在谈到巴黎公社时对自己的认识:


我是自由的狂热爱慕者,把它看作智力、尊严和人类幸福得以发展和增长的唯一条件;这种自由不是由国家承认、给出和规定的完全形式上的自由,那只是永远的谎言,在现实中只能代表建立在奴役他人基础上的某些人的特权;这种自由也不是卢梭学派和其他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学派所推崇的个人的、以自我为中心的、鄙陋的、幻想中的自由。他们考虑到所有人都要拥有权利,由限制每个人权利的国家来代表,这种想法难免导致个人权利被削减为零。不,我所说的只有一种名副其实的自由,它把潜藏在每个人身上的一切物质力量、理性知识力量和道德力量全面发展起来;除了受我们个性规则决定的限制之外,这种自由不承认其他的任何限制,我们的个性规则也不能完全被视为限制,因为这些规则不是被我们身边或高于我们的外部立法者所强加的,而是内在的、固有的,形成了我们物质、理性知识和道德存在的基础,它们不是在限制我们,而是我们的自由所需要的真正的、直接的条件。136


这些想法从启蒙运动中发展而来,其根源是卢梭的《论不平等》、洪堡的《国家行为的局限》(Limits of State Action)和康德为法国大革命辩护时的坚决主张:自由是人为了自由变得成熟的前提条件,而不是获得这种成熟时被赐予的礼物。随着工业革命——一种新的、前所未有的不公正制度——的发展,只有自由意志社会主义保留并扩展了启蒙运动中激进的人文主义要旨和古典自由主义理想,它们曾被扭曲为一种意识形态来维持新兴的社会秩序。事实上,就有关让古典自由主义去反对国家干涉社会生活的相同假设而言,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也是令人难以忍受的。这一点在(例如)洪堡的经典作品《国家行为的局限》中说得很清楚,该书抢先密尔一步,或许还启发了他,我们此后还会讨论这本书。这部自由主义思想的经典著作于1792年完成,实质上是深刻地(尽管过早地)反对资本主义的,其思想必须被压缩得面目全非,才会变形为工业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洪堡的社会构想——社会枷锁被社会契约所取代、可以自由地从事劳动——显示出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参见注释(86))。“当工作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而非本性的一部分时,就产生了劳动的异化……[以至于]他在工作中无法成就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于是变得]筋疲力尽、思想堕落。”异化的劳动“令工人回到野蛮的工作,把其他人变成了机器”,因而剥夺了人进行“自由而有意识的活动”和“有创造力的生活”的“生物属性”。同样,马克思设想有“一种需要同伴的新人类……[工人联合会成为]真正有建设性的力量,创造未来人类关系的社会结构”。137的确,出于对人类需要自由、多样性、自由联合所做的更深层的假设,古典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反对国家干预社会生活。出于同样的假设,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雇佣劳动、竞争、“占有性的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些都必须被视为从根本上是反人类的。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自然会被视为启蒙运动自由理想的继承者。


鲁多夫·洛克尔把现代无政府主义描述为“两股洪流(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汇合,它们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和之后从欧洲的知识阶层中找到了典型的表达”。他认为,古典自由主义理想在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现实中已被摧毁。无政府主义必然是反资本主义的,因为它“反对人剥削人”。但无政府主义也反对“人统治人”,坚持认为“社会主义将是自由的,否则就会完全地不自由。承认了这一点,就在由衷地、深刻地为无政府主义的存在而辩护”。138从这点来看,无政府主义可以被看作社会主义的自由意志派力量。正是本着这种精神,丹尼尔·盖林在《无政府主义》和其他著作中都做了无政府主义研究。139


盖林引用了阿道夫·菲舍尔(140)的话:“每个无政府主义者都是社会主义者,但每个社会主义者不一定是无政府主义者。”同样,在巴枯宁组织的国际革命兄弟会的纲领——1865年《无政府主义声明》——中,他规定的原则是:每位成员首先必须是社会主义者。


一贯的无政府主义者必定反对生产方式私有制和其构成部分——雇佣劳动,这又与在生产者控制下自由地从事劳动这一原则相悖。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者期望的社会是劳动将“不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141但这一点不可能被实现,如果工人不是受内在动力而是受外部权威或需求的驱使:“任何雇佣劳动的形式,即使一种形式可能没有另一种形式那么面目可憎,也不能消除雇佣劳动本身的痛苦。”142始终如一的无政府主义不仅反对异化劳动,而且反对盲目的劳动分工,这时提高生产的方式


把工人肢解成碎片,使其沦为机器的附属物,受工作的折磨,失去了工作的基本意义;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潜能与工人相异化。143


克思没有把这种方式看作工业化不可避免的伴随物,而是看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征。未来的社会必须考虑“用发展完善的个人……取代今天已沦为碎片的细目工人(detail worker)……去适应各种各样的劳动,而对他们来说,不同的社会功能就是这些给自己的自然力提供自由范围的众多模式……”144(145)前提条件是废除作为社会范畴的资本和雇佣劳动(且不说“劳动力国家”的产业大军或极权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现代形式)。人沦为机器的附属物,成为专业的生产工具,原则上这种情况可能通过正当的发展和科技的使用被克服,而不会被加强,但也不在某些人专制控制的条件之下,他们使人变成为其目的服务的工具,忽略了个体目的(用洪堡的话来说)。


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甚至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寻求建立“自由生产者的自由联合”,进行武装斗争,并准备在民主基础上接管生产组织。这些联合将成为“无政府主义的实践流派”。146如果生产方式的私有制仅仅是——用蒲鲁东常说的话——一种“盗窃”形式,即“强者对弱者的剥削”147,无论其意图多么仁慈,某个国家的官僚机构也无法为控制生产创造出条件,使劳动(无论是体力还是脑力)成为生活的最高需要。那么,两者都必须被克服。


在蒲鲁东抨击私人或官僚有权控制生产方式时,这位无政府主义者站在那些通过斗争带来“第三个和最后一个历史解放阶段”的人的一边,第一个阶段把奴隶变成了农奴,第二个阶段把农奴变成了工薪阶层,第三个阶段在解放的最终行动中废除了无产阶级,把经济控制权交到生产者自由志愿联合会的手中(傅立叶,1848)。148托克维尔也在1848年强调了“文明”所面临的迫切威胁:


只要所有权是许多其他权利的起源和根基,就很容易为自身辩护——或者说它不会受到抨击。因此,所有权是社会的堡垒,而一切其他权利是外围工事;它没有经历过正面的攻击,的确也没人想刻意攻击它。而如今,财产权被看作贵族社会唯一未被摧毁的残余,它孑然独立,是均衡社会中唯一的特权,这时的情况便有所不同。想想工人阶级的内心在想些什么吧,尽管我认为他们目前还很心平气和。公平地说,他们的确不像之前在政治热情煽动下那么激愤了。但你们难道没发觉他们的热情不再是政治性的而是社会性的吗?你们难道没发觉,在他们当中逐渐散播的思想和观点,不仅仅要废除这条或那条法律、这个部门或那个政府,而是要冲破社会自身的基础吗?149


1871年,巴黎工人打破了沉默并进而要


消灭构成全部文明的基础的所有制!是的,先生们,公社是想要废除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制。它是想要剥夺剥夺者。它是想要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手段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完全变成自由的和联合的劳动的工具,从而使个人所有制成为现实。150


当然,公社被湮没在血泊中。凡尔赛政府的部队再次从民众手中夺回巴黎时,巴黎工人进攻“社会自身基础”时试图克服的文明本性再次被显露了出来。马克思辛辣而准确地写道:


每当资产阶级秩序的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人的时候,这种秩序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的凶残面目。那时,这种文明和正义就是赤裸裸的野蛮和无法无天的报复……士兵们穷凶极恶的暴行则反映出雇用他们作为保镖的那个文明所固有的精神……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看着战斗结束后的大屠杀感到开心,而对人们“亵渎”砖瓦和灰泥却万分愤怒!(同上,第74、77页)


尽管巴黎公社遭到严重的破坏,巴枯宁写道:巴黎(公社)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明确并彻底地解放人民群众、实现真正的团结的新时代,跨越并无视国家的界限……下一次人类革命将在国际范围内团结起来,就是巴黎的重生”——这是全世界仍在期盼的一场革命。


那么,坚持不懈的无政府主义者应该是社会主义者,但只是某种社会主义者。他不仅会反对异化和专业化的劳动、期望由全体工人占有资本,而且坚持认为这种占有必须是直接的,由无需打着无产阶级名号行事的某种精英力量去实施。简而言之,他反对


由政府来组织生产。这意味着国家社会主义,由国家官员指挥生产,指挥管理者、科学家、店铺主管……工人阶级的目标是从剥削中解放出来。以自己去替代资产阶级的新的管理和统治阶级,这样实现不了这个目标,也无法实现,必须由成为生产主人的工人亲自来实现。


这些评论摘自左派马克思主义者、议会共产主义运动杰出理论家之一安东·潘涅库克(Anton Pannekoek)的“关于阶级斗争的五个观点”。实际上,激进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潮流合并了。


为了进一步举例说明,让我们看看下列关于“革命社会主义”的描述:


革命社会主义否认国家所有制会终结于官僚专制之外的制度。我们已经明白国家为何不能民主地控制工业。工业只能由工人民主地拥有和控制,由工人从自己的队伍中直接选举出工业管理委员会。社会主义本质上将是一个工业制度,其构成具有工业化性质。因此,在地方和中央社会管理议会中,进行社会运动和社会工业的人会有直接的代表。这些代表的权力以这种方式从那些从事工作并熟悉社会需求的人当中向上流动。当中央行政工业委员会开会时,它代表的是每种社会活动的层面。因此,资本主义政治或地理意义上的国家会被社会主义工业行政委员会所取代。从一个社会制度过渡到另一个社会制度,就是社会革命。历史上的政治国家从来都意味着由统治阶级来管理人的政府。社会主义共和国将是代表全社会进行管理的工业政府。前者意味着从经济和政治上隶属于大多数人,而后者会是所有人的经济自由——因此,它将是真正的民主。


这种纲领性的陈述来自威廉·保罗(William Paul)1917年初所写的《国家的起源和作用》(The State, its Origins and Function),稍早于列宁的《国家与革命》(State and Revolution)(这也许是列宁最富自由意志的著作)。保罗是马克思—德莱昂(151)社会主义工党的成员,后来是英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52他对国家社会主义的评论类似于无政府主义者的自由意志原则,后者的信条是:既然国家所有制和管理会导致官僚专制,社会革命必须要以由工人直接控制的社会工业组织取而代之。我们可以引述许多类似的说法。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想法已经在自发的革命行动中得以实现,例如“一战”后的德国和意大利,还有1936年的西班牙(不仅在农业化的乡村,而且还在工业化的巴塞罗那)。有人也许认为,某种形式的议会共产主义是一个工业社会中革命社会主义的自然形式,它反映了一种直觉,即工业体系受到任何形式的精英独裁(不管是雇主、经理、技术贵族、先锋党派还是国家官僚)的控制时,民主就会受到严格的限制。在极权主义统治的这些状况下,由马克思和巴枯宁进一步发展出的古典自由主义意志的理想就无法得以实现,人类将无法自由地充分发挥个人的潜质,而生产者也只是“人的碎片”,被贬低并在生产过程中成为受上层指挥的工具。


“自发的革命行动”这一表达可能有误导性。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至少认真对待过巴枯宁的话。巴枯宁认为,在革命之前工人组织必须创建“不仅是有关未来的想法,而且是有关未来本身的事实”。西班牙人民革命的成就尤其基于多年的耐心组织和教育工作,这是由来已久的投入与交锋(153)传统的一个要素。1931年6月的马德里议会和1936年5月的萨拉戈萨议会的决议在很多方面都预示着西班牙的革命行动,德桑蒂兰提到的略有不同的想法也是这样。他十分具体地描述了将来由革命而创立的社会和经济组织。盖林写道:“和大众的意识一样,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家的心目中,西班牙革命是相对成熟的。”1936年初的动荡因佛朗哥的叛乱而爆发为社会革命时,工人组织以其结构、经验和理解力承担起了重建社会的任务。在为一本有关西班牙集体化的文集所写的序言中,无政府主义者奥古斯丁·舒奇(154)写道:


多年来,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认为,他们至高无上的任务就是对其社会进行社会转型。在他们的工团和组织大会上,在他们的杂志、小册子和书里,社会革命的问题被反复、系统地讨论着。155


所有这一切都源于自发性的成就,即西班牙革命富有建设性的努力。


从所描述的意义来看,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想法已经融入过去半个世纪的工业社会。主要的意识形态已经是国家社会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后者在美国日益具有军国化性质,其原因再清楚不过了)。156但在过去几年间,人们对此又重新产生了兴趣。我所引用的安东·潘涅库克的观点来自一个法国工人团体近期的手册(《工人信息通讯》[Informations Correspondence Ouvrière])。在1969年3月英国谢菲尔德工人管理全国大会上,沃尔特·肯德尔(157)在所宣读的文章中引用了威廉·保罗关于革命社会主义的说法。在过去几年中,工人管理运动在英国已成为重要的力量。它曾组织召开过数次会议,产生了大量的小册子文学,在其积极的倡导者中还有来自一些最主要的工会的代表。例如,机械和铸造工人联合会(Amalgamated Engineering and Foundryworkers’ Union)把受“各级工人管理”的基础工业的国有化计划视为官方政策。158在欧洲大陆,工人管理运动也有着类似的发展。与英国一样,1968年的5月使人们对议会共产主义以及法国、意大利的相关思想的兴趣倍增。


鉴于保守势力在我们这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的普遍存在,美国相对未受上述发展的影响也不足为奇。但这也会改变。冷战神话的式微至少使这些问题有可能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被提出来。假如当前的镇压狂潮能够被击退,假如左派能克服自身更具自杀性的倾向,立足于过去十年所取得的成就,那么,随着工作场所和社区的民主管理,对于那些意识到当代社会问题的人而言,如何以真正民主的方式去组织工业社会的问题应该是主要的智力问题。况且,随着追求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的发展,设想应当进一步成为行动。


巴枯宁在其1865年的宣言中预言说,社会革命的一分子将是“青年人中聪颖并真正是贵族的那部分人,尽管他们生来是特权阶级,但以其宽容的信念和热忱的抱负,他们会接纳人民的事业”。也许从1960年代兴起的学生运动中,人们就看到了为实现这种预言而迈出的脚步。


丹尼尔·盖林采取的是他所描述的无政府主义的“恢复过程”。他声辩(我认为他很有说服力)说:“无政府主义富有创建性的想法重新焕发了活力,它们一经重新审视和清理,就可以帮助当代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新的尝试……[并且]有助于丰富马克思主义。”159他从无政府主义“宽阔的脊背”上,挑选出那些能被说成是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想法和行动,进行更严密的审视。这是很自然的,也是正当的。这一框架考虑到了被无政府主义情绪和理想振奋着的大众行为,也考虑到了无政府主义的主要发言人。盖林不仅关注无政府主义思想,也关注在革命斗争过程中真正创造出新社会形式的大众力量的自发行动。他既关注知识创新力,也关注政治创新力。此外,他还试图吸取从过去的经验中获得的建设性成就,这些过去的经验也会丰富社会解放理论。对于那些不仅希望了解世界也希望改变世界的人而言,这就是研究无政府主义历史的恰当方式。


盖林把19世纪的无政府主义称为在本质上是教义性的,而20世纪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已经是“革命实践”的年代。160《无政府主义》反映了这种判断。他对无政府主义的解读有意识地指向了未来。亚瑟·罗森伯格(161)有一次指出,从特征上看,大众革命试图“通过武力”以某种形式的公社制度取代“封建统治或中央集权统治”,这“暗示着旧的国家形式被摧毁并消失”。这种制度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一种“民主的极端形式……[它是]社会主义的初步条件,因为社会主义只能在拥有最大可能的个人自由的世界中实现”。他指出,这种理想对于马克思和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很平常。162这种争取解放的自然而然的斗争与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盛行的集中化背道而驰。


一个世纪以前,马克思写道:巴黎的资产阶级“感到只有一种选择——公社或者帝国——无论这种选择可能以何种名称再次出现”。


帝国在经济上毁了他们,因为它大肆挥霍社会财富,怂恿大规模的金融诈骗,支持人为地加速资本的集中,从而使他们遭受剥夺。帝国在政治上压迫了他们,它的荒淫无度在道义上震惊了他们;帝国侮辱了他们的伏尔泰思想,因为它把教育他们子弟的事情交给无知兄弟会;帝国激怒了他们作为法兰西人的民族感情,因为它把他们一下子推入这样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制造了那么多毁灭性灾难,得到的结果只有一个——帝国灭亡。163


悲惨的第二帝国“是在资产阶级已经丧失统治国家的能力而工人阶级又尚未获得这种能力时唯一可能的统治形式”。


把这些话重新措辞,使其切合1970年的帝国主义制度,这不是难事。“把人类从经济剥削和政治、社会奴役的魔咒中解放出来”的问题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只要仍然如此,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信条和革命实践就会继续鼓舞和引领着人们。


(本文是为丹尼尔·盖林所著《无政府主义:从理论到实践》[Anarchism: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0]写的序言的修改稿。略加改动之后,最初发表在《纽约书评》[1970年5月21日],后来重印在《因为国家》[For Reasons of Stat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3;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3],第370—386页。)

120 Octave Morbeau,引自James Joll, The Anarchists (Boston: Little, Brown, 1964), 145-146。



(121) 丹尼尔·盖林(Daniel Guérin,1904—1988),法国作家,主张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反对法西斯和殖民主义。本文修改自乔姆斯基为盖林这部著作写的序言。文中引用该书的选段均用中括号表示,不另行标明。


(122) 鲁多夫·洛克尔(Rudolf Rocker,1873—1958),德国思想家、理论家、作家、工团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和精神领袖。



123 Rudolf Rocker, “Anarchism and Anarcho-syndicalism,” in Paul Eltzbacher, Anarchism(New York: Libertarian Book Club, 1960).


124 引自洛克尔,“Anarchism and Anarcho-syndicalism,” in Paul Eltzbacher, Anarchism(New York: Libertarian Book Club, 1960),第77页。本句引用和下一句引用皆出自Micheal Bakunin,“The Program of the Alliance,” in Sam Dolgoff, ed. and trans., Bakunin on Anarchy(Montreal: Black Rose Books, 1980), 255。


(125) 迭戈·阿巴德·德桑蒂兰(Diego Abad de Santillán,1897—1983),西班牙作家、经济学家,曾移居阿根廷,是西班牙、阿根廷无政府主义运动的领导人。


126 Diego Abad de Santillán, After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Greenberg, 1937), 86.本书的最后一章写于西班牙革命爆发数月之后,作者对按照这些方法所取得的进展表达了不满。有关西班牙社会革命的成就,参见我所写的American Power and the New Mandarin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9)第1章及其引用的参考文献;Boué和Témime所做的重要研究此后被译成了英文,后来还有一些其他的重要研究,尤其是:Frank Mintz, L’Autogestion dans l’Espagne révolutionnaire (Paris: Editions Bélibaste, 1971); Césa M. Lorenzo, Les Anarchistes espagnols et le pouvior, 1968—1969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69);Gaston Leval,Espagne libertaire, 1936—1939: L’Oeuvre constructive de la Révolution espagnole(Paris: Editions du Cercle, 1971). 亦可参见Vernon Richards, Lessons of the Spanish Revolution (London: Freedom Press, 1972), 1972年增补本。


(127) 指恩格斯在1883年4月18 日致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活动家菲利普·范·派顿(Phillip van Patten)的信。


128 引自Robert C. Tucker, The Marxian Revolutionary Idea,他在书中讨论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此处译文参考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译者注)


129 Bakunin, in a letter to Herzen and Ogareff, 1866. 引自Daniel Guérin, Jeunesse du socialisme libertaire (Paris: M. Rivière, 1959), 119。


(131) 马丁·布伯(Martin Buber,1878—1965),出生于奥地利的犹太学者、哲学家、翻译家、政治活动家。


130 Fernand Pelloutier, 引自Joll, Anarchists。最早出自“L’Anarchisme et les sundicats ouvriers,”Les Temps nouveaux, 1895。全文收录在Daniel Guérin, ed., Ni Dieu, ni maître(Lausanne: La Cité diteur, 1969),这是一本有关无政府主义的优秀历史文选。


132 Martin Buber, Paths in Utopia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86), 127.


133 巴枯宁写道:“无论有多么民主,没有哪个国家(甚至连最赤色的共和国)能够给予民众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即不受上层干涉或暴力对待的自由的自我组织和自下而上地对自身事务的管理,因为每个国家,甚至是马克思先生杜撰的伪人民国家,在本质上只是由少数享有特权的、自负的知识分子自上而下地统治着大众,这些知识分子假想自己比民众更清楚民众需要什么……”“但如果一直敲打民众的棍子被标上‘人民的棍子’,民众的感觉也不会好到哪里去。”(Statism and Anarchy[ 1873],in Dolgoff, Bakunin on Anarchy, 338)“人民的棍子”指民主制度下的法兰西共和国。


当然,马克思对此看法不同。


就巴黎公社对此次争论产生的影响的讨论,见丹尼尔·盖林在Ni Dieu,ni maître杂志上的评论;这些评论略加扩充后发表在他的Pour un marxisme libertaire( Paris: R. Laffont, 1996)一书。另Karl Marx,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8),24.(此处译文参考了《法兰西内战》,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译者注)阿维内里认为,马克思此处对巴黎公社的评论以及其他评论都尖锐地指向意图和计划。马克思在其他地方也表明,他所考虑的评价比此次宣言中的评价更具批评性。


134 有关列宁在1917年间朝左的“思想转向”,见Vicent Daniles,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in the Gene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Communist Ideology,”American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12, no. 1 (1953)。


135 Paul Mattick, Marx and Keynes (Boston: Porter Sargent, 1969), 295.


136 Michael Bakunin, “La Commune de Paris et la notion de l’état,”后又登载于盖林编Ni Dieu, ni maître杂志。巴枯宁最后有关个性规则是自由的条件的论述,可以与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传统所形成的创造性思维方式相比较,在第9章有所讨论。参见N. Chomsky, Cartesian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and Mind。


137 Shlomo Avineri,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x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142,参考了《神圣家族》中的一些评论。阿维内里(Avineri)认为,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只有以色列的基布兹“认识到,现今社会组织的模式和形式会决定未来社会的结构”。然而,像此前提到的那样,这正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典型立场。


138 Rocker, Anarchosyndicalism, 28.


(140) 阿道夫·菲舍尔(Adolph Fischer,1858—1887),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活动家,出生于德国,后移居美国。


139 参见此前所引用的盖林的作品。


141 Karl Marx,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47).


142 Karl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konomie, cited by Mattick, Marx and Keynes, 306. 关于这一点,另参见马蒂克(Mattick)的文章“Worker’s Control,”in Priscilla Long, ed., The New Left (Boston: Porter Sargent, 1969); Avineri,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Marx。


143 罗伯特·塔克(Robert Tucker)引自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此处译文参考了《资本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译者注)塔克恰当地强调指出,马克思认为大多数革命者都是“受挫的生产者”而不是“心存不满的消费者”(The Marxian Revolutionary Idea)。这种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为激进的评论直接来自启蒙运动中的自由意志思想。


(145) 此处译文参考了《资本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特此说明。


144 Avineri,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Marx, 233. 引自Marx, Capital。


146 Pelloutier, “L’anarchisme.”


147 “Qu’est-ce que la propriété?”(《什么是财产?》)马克思对“财产就是盗窃”的说法并不满意,他在其使用中发现了逻辑问题,盗窃预设了财产的合法存在性。参见Avineri,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Marx。


148 引自Buber, Paths in Utopia, 19。


149 引自J. Hampden Jackson, Marx, Proudhon and European Socialism (London: English Universities Press, 1957), 60。


150 Karl Marx,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8),24.(此处译文参考了《法兰西内战》,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译者注)阿维内里认为,马克思此处对巴黎公社的评论以及其他评论都尖锐地指向意图和计划。马克思在其他地方也表明,他所考虑的评价比此次宣言中的评价更具批评性。


(151) 指美国工团主义者丹尼尔·德莱昂(Daniel de Leon)。


152 相关背景参见Walter Kendall,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Britain, 1900—1921:The Origins of British Communism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9)。


(153) “投入与交锋”(commitment and militancy)是一种教育理念,指一个人一方面要坚定而投入地顺从于教导,另一方面需要质疑、争论和反抗。


(154) 奥古斯丁·舒奇(Augustin Souchy,1892—1984),德国无政府主义者、反战者、记者。


155 Collectivisations: L’Oeuvre constructive de la Révolution espagnole, 8.


(157) 沃尔特·肯德尔(Walter Kendall,1926—2003),英国社会活动家、作家,尤其了解欧洲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156 具体讨论请参见Mattick, Marx and Keynes以及Michael Kidron, Western Capitalism


Since the War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0)。相关讨论和参考文献还可参见Noam Chomsky, At War with Asia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0), chap. 1, 23-26。


158 参见Hugh Scanlon, The Way Forward for Workers’ Control (Nottingham: Institute for Workers’ Control, 1968)。斯坎伦(Scanlon)是英国最大的工会之一AEU(全称为“Amalgamated Engineering Union”,即混合机械工业工会。——译者注)的主席。


工人管理协会(Institute for Workers’ Control)在1968年3月第六次工人管理大会之后成立,是一个宣传信息和鼓励研究的中心。


159 Guérin, Ni Dieu, ni maître, introduction.


(161) 亚瑟·罗森伯格(Arthur Rosenberg,1889—1943),德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作家,“二战”时因犹太人身份先后流亡至瑞士、英国和美国。


160 Guérin, Ni Dieu, ni maître, introduction.


162 Arthur Rosenberg, A History of Bolshevism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1965), 88.


163 Marx, Civil War in France, 62-63.(此处译文参考了《法兰西内战》,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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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乔姆斯基精粹》上海人民出版社,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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