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万德勒《哲学中的语言学》导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5 次 更新时间:2022-01-18 16:3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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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映 (进入专栏)  
人人都相信“所有effect都有个cause”是一条最普遍的哲学原理,结果这条原理根本上就不成立。

   因果概念是理性思考的核心概念,对原因、结果、作用、导致这些词的词性分析,即使只构成因果概念分析的一个小部分,也应当是一项富有意义的分析工作。但若汉语里没有完全动名语和非完全动名语的区分,我们就无法用万德勒的方法来测试这些语词表示事态还是表示事实。另一个办法是看看这些语词是否能与发生、出现、消失、逐渐等语词搭配。测试的结果非常复杂,这里只能简要提到几点。作用可以逐渐发生、逐渐消退。结果通常不是发生的,而是产生的,但是一旦产生,就不再逐渐消失。原因则既不能发生也不会消失,原因存在或不存在。这些初步的测试结果提示出多方面的线索,即使单就事态/事实的区分来看,也会使这一组范畴的区分和联系变得更为丰满。

   在这一章里,万德勒还谈到一个重要的现象:语词在哲学里以及在科学里的用法经常和它的日常用法大相径庭。不妨说,很多语词过着“双重生活”。原因、结果这些语词是些典型的例子,受过教育的人听到父母是儿女的原因或观念是由某些原因产生的不觉得奇怪,但这些语词平常却不能这样用。这就涉及一个巨大的问题:哲学以及科学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有权制造术语。万德勒指出,在这一点上,哲学和科学的权利是不一样的。说到哲学家以不同的方式使用某个语词,大致有两种可能的辩护:一,我要用一种新眼光来看世界,为了达到这一点,我不得不以某种新的方式来使用某些语词。万德勒不反对这一种。二,我在做逻辑分析,你要是跟随我分析,就能解决你的哲学困惑。万德勒质疑说:你要分析的是什么——是产生原始困惑的日常概念,还是你自己创造的语词?如果这位哲学家所从事的是第二种而声称在做第一种,他的分析多半要错。情况往往是,哲学家创造了自己的概念,然后去分析它,如果他的工作始终一贯,那么他的分析所得到的恰恰是他自己放进去的东西。

   这是一个极有趣的问题,但限于篇幅不在这里深谈了。

   六

   第七章的主题是讨论good这个概念,这是伦理学中最基本的概念,分析哲学派的伦理学家一直希望通过对good这个词的分析来推进伦理学。在这方面,摩尔的工作是开创性的。摩尔曾断定:good像黄色一样是一种简单属性,但他又认为,黄色是一种自然属性,good则是非自然的。自然属性可以独立于物体而存在。实际上它们不是附属于物体,而是构成物体的部分。然而像good这样的非自然属性则只能依附于某个主体。万德勒在本章中,希望运用新的语言学手段来说明摩尔的直觉在哪些方面是有道理的,道理何在,而在哪些方面不大确切甚至错误。

   本章的主要工作是引入一种对形容词进行分类的新方法。形容词有若干种方式和它所形容的东西连结。有红椅子也有舒适的椅子,但有红苹果却没有舒适的苹果。红椅子和舒适的椅子都是一个形容词加一个名词,但红和舒适对椅子的关系不同,红可说直接和椅子联系,而舒适却是通过某种活动和椅子联系的,舒适的椅子说的是这椅子坐着舒适,红椅子却不暗含这样的结构。

   正因为这个,有些形名结构会产生歧义。你那个优雅的舞伴可能是说他长得优雅也可能是说他跳舞跳得优雅。万德勒列举了一些主要的形名结合方式,例如:

   一、红椅子→椅子是红的。在这种结构中,形容词直接和名词连结,因此可说是连结得最为紧密。它们所指的属性,似乎不是依附在主体上面,而几乎是主体的一个部分。表示颜色、形状、种属的形容词不仅表示属性,它们经常被视作名词,例如红色是一种热闹的颜色。

   当我们用好几个形容词来形容一个名词的时候,我们会习惯于采用特定的排列顺序,这个顺序也反映出这些形容词和名词之间的关系有近有远,例如我们会说优质的沉重的红椅子,而不说红色的沉重的优质椅子,因为颜色几乎是实体的一个部分,而优质却像是依附在实体之上的。

   二、优雅的舞蹈者→舞蹈者舞得优雅。快马是指马跑得快,在这个词组里,快是通过一个隐藏的动词和马连结的。我们不能模仿快马这样的结构编出快苹果、快椅子这样的形名组合。

   三、有一种结构与二相像但不完全相同。比较一下好厨师和好饭菜,好厨师做饭做得好,好饭菜吃起来好,厨师是做饭的逻辑主语,饭菜则是好吃的逻辑宾语。

   第二类和第三类都暗含了一个动词,所以它们所形容的名词多半含有比较明确的功能。说到好刀、好马,我们大致明白刀好是好在刀锋利,马好是好在马跑得快,因此,好行星这样的词组会让人一头雾水。仁慈的母亲意义明确,听到仁慈的舞蹈家就难免要琢磨琢磨,反过来,高个头的母亲不如高个头的女人听起来那么自然,高个头属于第一类形容词,不喜欢和具有功能的名词连结。

   四、小象、大跳蚤→对于象来说是小的,对于跳蚤来说是大的。

   五、还有一类形容词,它们不能形容指物的名词,只能用来形容动名语,例如我们常说必然的结局、可能的选择、有利的机会,而我们从不会说到可能的椅子、有利的马或必然的人。这类形容词的语法性质与前面几类就有更大的差别了。

   同一个形容词可以出现在好几类里,也就是说,可以以好几种方式和所形容的名词连结。Good就是这样一个词。这些我们不细讲了,和伦理学直接有关的是下面这一点。前面说过,好这个词通常是就名词暗含的功能而言的,我们能理解好马,但不知道好行星是什么意思。好诗人诗写得好,好父亲对孩子好,但好人呢?人也有什么明显的功能吗?但好人这个短语理解起来却很自然。“怎样才算一个好人?人的功能是什么?这些问题将引我们远远超出这个词的语法领域。……即使有了一套完备的语法,我们也不过刚刚起步。”(195页)

   七

   我们现在回到本书的第一章,万德勒在这一章里探讨了一个根本的问题:语言学对哲学有益处吗?在上面介绍的六章里,万德勒通过对一些名词、量词、动词、动名语、形容词的研究得出一些哲学结论,似乎已经表明了语言学对哲学的确是有帮助的。但正如万德勒自己说,哲学并不满足于“事实胜于雄辩”,我们需要对各种重要的反对意见做出逻辑上的辩驳。

   很多哲学家从原则上怀疑这一进路的可能性。万德勒讨论了对立立场的几种论证,其中主要的一种是:语言学是经验科学,其结论是经验概括,是表述偶然事实的,哲学活动在先天真理领域,哲学命题不是经验性的概括,也不能由经验性的概括来支持。与此紧密相关的立论是:对自然语言的研究基于某种特定的自然语言的结构,而哲学则要求达到普遍性。举两个例子。To know没有进行时或持续时,结论:它不是行动而是状态。但德文法文中没有进行时,无法以此区分两大类动词。可见,这个论证若在德语、法语里就不成立或曰根本不能展开。然而我们却不能说,to know在英语里不是行动而是状态,“在英语里”显然是多余的,因为to know本来就是英语词。再举一个例子:英语里表示因果关系,用的是cause/effect,经研究,cause属于事实范畴,effect属于事态范畴。但汉语里的结果一词通常却是表示事实的。那么,对effect这一英语词的研究能得出什么普遍的哲学结论呢?万德勒提到赖尔的一段话:“休谟问题关系到的不是cause这个词,而是cause一词的用法。它恰恰也同样关系到Ursache一词的用法。因为尽管cause和Ursache不是同一个词,它们的用法却是相同的。”万德勒评论说:“这是个匪夷所思的断言。赖尔若不曾对两种语言都做过详尽的研究,他怎么知道Ursache与cause的用法相同?……只说一点:cause一词既是动词也是名词,而Ursache从来就不是动词。”(11-12页)万德勒指出,休谟对于cause的用法,与通常英语中cause的用法简直毫无关系。那么,我们在谈论原因的时候,是在谈论超然于所有语言之上的普遍的原因概念呢?还是在谈论cause、Ursache、causa、aitia、arxe?然而,即使我们谈论的是普遍的原因概念,还是得用一个词把它表示出来,而这个词不是原因,就是cause或Ursache或什么,我们转了一圈不又回到了起点吗?[3]万德勒所作的辩护从语言和象棋的类比开始。语言和象棋都是按照规则进行的活动或曰有所规范的活动。有了规范,活动就有对错之分。这一点把规范活动和自然运动区分开来:自然运动不可能违反规律,如果我们发现水星摄动不合乎力学定律,那不是水星错了,而是我们的力学出了错;但若谁在棋盘上把马跳了个田字步,那是这一步不成立,而不是规则出了差错。

   依规则进行的活动产生一种有趣的现象。规则本身是约定的,但一旦作出这些约定,就会产生某些必然的结果。例如国际象棋规定兵平常只能直行但只能吃斜前方的子儿,因此,看到同一列上有一方的两个兵,我们就能推断出其中至少有一个兵曾经吃过对方的子儿。这一点不是从我见到的很多棋局中归纳总结出来的,而是在给定规则之后就可以先天得出的结论。相反的事情不是不寻常,而是根本无法设想的。斜着吃子儿这个规则是约定的,是偶然的,在这盘棋中棋手吃了对方一个子儿也是个偶然的事实,但在这个特定的游戏中,两件偶然的事情却必然地联结到了一起。给定了象棋规则,这两种情况的联系就是先天的联系。万德勒把语言学家比作通过观棋来总结象棋规则的人。语言学虽然是经验性的描述,但对规范性活动的经验研究有别于对纯自然活动进行观察和概括,观棋者可以询问或测试对弈者:“你能这么下吗?”他所关注的不仅是对弈者在做些什么,而且是他们对这门游戏都知道些什么。在这里,观察者不是一般地进行经验概括,而且在对那些被允许的活动进行编码。他的描述是“规范性的描述”。他从事的是一项经验性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属于偶然真理,但这些偶然真理却能产生必然真理。

   所有遵循规则的活动都能产生这类“先天综合命题”。“语言这种‘游戏'所产生的先天真理是所有话语和概念思考的至上的、不可避免的法则,而它们正是哲学家应当去发现和表述的那些法则。”(18页)之所以需要去“发现”,原因在于先天真理并不都是一望而知的,有些先天真理需要通过复杂的演算才能发现,例如我们不能只用一马一象将死孤王,这是国际象棋中的一个先天真理,却只有经过专门研究才能确定。与象棋比较,语言中的先天真理有很多就更难掌握了,因为有很多规则还未被陈述,而有些先天真理又离开这些规则很遥远。因此,语言结构之中包含的某些先天真理对讲母语的人仍隐而不彰,所以,只有语言学家才能发现关于语言的某些真理,这不是什么可怪的事儿。外行对语言的考察固然有时也可能获得有趣的正确的结论,但这些零星的、就事论事的考察很容易对语言现象做出错误的说明。语言学家恰是专门为语言编码的人,因此,哲学家应该欢迎语言学家能为他提供的任何帮助。哲学家受用语言学家的成果,但他得出的结论是哲学结论,而非语言学结论。

   八

   前面介绍的不少观点我存有疑议,例如以“所有”开头的科学命题是否应解释为“任何”而不解释为“每一个”,例如活动动词和目标动词是否具有范畴上的区别,例如事件是否不直接具有空间性。万德勒自己也申明,这本书只是对诸如此类的问题提出一些线索和尝试性的解答。不过,要更深入地探讨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需要相当的篇幅,我在这篇导言里只打算就语言学和哲学的关系作点讨论。

万德勒的论敌区分经验概括和先天真理,万德勒接受了这种区分,但他尝试通过规范活动的概念使经验概括和先天真理取得一种联系。我认为万德勒的立论包含不少疑问。我们可以从下面这个问题开始:发现语言中的先天真理到底是哲学家的工作还是语言学家的工作?万德勒有时这样说,有时那样说。的确,语言学家也根据资料作逻辑的推论,这些推论也是先天的。所以,问题依然是:从同样的资料得出的哲学结论和语言学结论在何种意义上是不同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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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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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无法还原的象》 上海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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