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克疾:印度新一轮对华强硬政策的内政根源及其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44 次 更新时间:2022-01-05 16:2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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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克疾  
9%。一方面,疫情确实淡化、掩盖了此前就已陷入困境的经济议程,成为莫迪推卸经济治理失当责任的最佳借口;但另一方面,疫情也使印度陷入独立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迫使莫迪政府投入海量资源应对危机,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财政资源紧缺和宏观经济困难。2020年4-6月,印度总税收同比下降32.6%,6月末印政府财政赤字占本年度财政预算的83.2%,该比例为1999年以来同期政府赤字占预算比重之最。在此背景下,莫迪政府在第二任期余下时间内将难以筹集足够资源来推出大规模的经济计划。正是因为经济议程难以提供足够的政治绩效支撑,莫迪政府第一任期结束以来,越发依赖宗派议程和国家安全议程来攫取民意支持。

  

   (二)宗派议程趋于饱和,无法提供更多绩效支持

  

   莫迪领衔的印度人民党及其背后的国民志愿团是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潮的代表,目标是将多元、世俗、宽容的“尼赫鲁式印度”重新打造为“印度教的印度”。受这种“印度教国家再造”叙事的深刻影响,有关印度穆斯林生活的统一民法(Uniform Civil Code)问题、穆斯林为人口主体的印控克什米尔自治的宪法370条款问题,以及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圣地争夺的阿约提亚罗摩庙(Ram Mandir in Ayodhya)问题,成为印度教民族主义宗派议程的三大焦点议题。尽管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浓厚,但莫迪政府第一任期内仍选择淡化宗派问题,以期更好地追求经济绩效,并获取更多中间派选民支持。例如,2014年上台后,印度人民党主动与宗派议程保持距离,仅通过国民志愿团及其附属的民间组织介入宗派议题,并通过发起公共利益诉讼(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s,PILs)等方式保持社会影响力和存在感。

  

   2019年莫迪政府开启第二任期以来,推动宗派议程的力度空前加大。在2019年大选中,印度人民党成功在人民院(议会下院)获得542个席位中的303席,将最大反对党国大党的议席压缩至仅52席。而在邦级地方选举中,印度人民党在联邦院(议会上院)的席位已从2014 年的43席增加至78席(总共245席),若加上盟党席位数就能轻松达到115席。鉴此,印度人民党只需团结地方小党再获得8个议席就可以轻松达到联邦院多数。

  

   由于经济议程难见起色,且印度人民党已获得稳固政治支持,莫迪政府开始着力推动宗派议程。一是推动“穆斯林三声离婚法”入刑。2019年7月,《穆斯林妇女婚姻权利保护法案》经印度议会投票通过,该法案禁止穆斯林男子以“三重塔拉克”(triple talaq)的方式与妻子离婚,违者即触犯刑法,将可能面临最高三年监禁。该法案标志着莫迪政府在 促进统一民法问题上做出的努力。二是废除宪法370条款。这意味着取消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此前享有的特殊地位和自治权。此举为莫迪政府对2019年大选竞选承诺的兑现,充分彰显其强势形象与政治愿望。三是重建印度教阿约提亚神庙。2019年11月,印度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可位于北方邦的阿约提亚是印度教罗摩大神的出生地,将原巴布里清真寺所在土地交由印政府成立的信托基金,于其上修建印度教罗摩神庙。该决议为印度教民族主义又一强势之举。四是推出公民法修正案。该法案规定,在满足一定条件的前提下,来自印度邻国、信仰不同宗教的非法移民可获得印度公民身份,但唯独将具备同等条件的穆斯林排除在外。

  

   综上所述,莫迪政府在极短时间内连续解决了一系列印度教民族主义者长期期待解决,却束手无策的焦点议题。这些突破性举措为莫迪政府赢得了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的狂热支持,但同时也意味着宗派议程上的焦点议题所余空间不足。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和经济低迷的危机,已接近饱和的宗派议程很难再为印度人民党提供更多绩效支持。不仅如此,莫迪政府突击解决宗派议题留下了巨大的社会裂痕,导致新的冲突层出不穷,这将消耗其更多资源以维护社会稳定。鉴此,进入2020年以后,印度人民党面对危机,不得不推进新议程以攫取民意支持。

  

   (三)国家安全议题效果有限,难以充分激发民意支持

  

   虽然印度政治大多紧密围绕国内议题,但巴基斯坦始终是印度选举政治的核心主题之一。长期以来,只要有印度士兵在印巴跨境交火中死亡或者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遇袭身亡,反对党就会利用冲突事件激起的民族主义情绪大肆围攻执政党。为迎合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不管执政的是国大党抑或印度人民党,反对党都会摆出一副同巴基斯坦抗争到底、决不妥协的强硬姿态,激发印度民众的狂热情绪。在此背景下,印度执政党因害怕“表现软弱”而招致反对党围攻和选民质疑,面对巴基斯坦时往往显示出强硬姿态。在印度人民党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叙事中,反对巴基斯坦是应对外部威胁,而反穆斯林是应对内部威胁,两者一体两面、密不可分。正因如此,即使经济议程和宗派议程均未见起色,2019年2月莫迪政府仍利用于印控克什米尔普尔瓦马(Pulwama)发生的恐袭事件打出强硬外交牌,对巴基斯坦境内的巴拉科特(Balakot)发起空袭。通过对巴基斯坦示强,莫迪政府成功以国家安全议题主导2019年大选议程,一改2018年末印度人民党在五邦地方选举受挫的颓势,最终以极大优势获得连任。

  

   虽然涉巴安全议题助力莫迪赢得2019年大选,但这一议题很难在疫情和经济低迷的双重危机面前动员民意支持。除印度坊间流传的旨在污名化穆斯林和巴基斯坦的“新冠肺炎圣战”阴谋论以外,印度确实很难利用巴基斯坦来解释其近期遭遇的种种困局。毕竟巴基斯坦本身也深陷疫情危机,对印度经济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且双方实力差距还在不断拉大,2019财年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已接近巴 基斯坦的10倍之多。莫迪政府迫切需要一个“加强版巴基斯坦”来转移印度国内的重要矛盾。

  

   三、面对多重危机,莫迪政府启动“中国议程”

  

   考察印度人民党的历史轨迹不难发现,在原有议程无法提供足额政治支持时,印度人民党将毫不犹豫地进行“议程转轨”或“议题转换”。例如,通过推行强硬的宗派议程,印度人民党在1992年拆除巴布里清真寺的过程中收获大量政治红利。但随着事件平息,印度人民党逐渐转向经济治理议题。在1996年大选中,阿德瓦尼(Lal krishna Advani)领导的印度人民党以“良治”自我标榜。这表明,以实用主义为底色的印度人民党在议程选择方面具有高度灵活性。进入2020年,鉴于宗派议程趋于饱和、经济议程难有起色、涉巴国家安全议程缺乏热点,印度人民党事实上面临著名政治学家约翰·麦圭尔(John McGuire)所称的“危机时刻”,即一方面莫迪政府亟须在短期内为其统治进行辩护;另一方面长期来看,将由影响力局限于印地语地区的政党向确保有效控制国家的形象转变。因此,全面启动对华示强的“中国议程”成为莫迪政府的最佳选项。

  

   印度人民党的国家安全议程长期聚焦巴基斯坦。印度诞生于印巴分治背景之下,长期以来,巴基斯坦是印度构建自我认知时所对标的“他者”。例如,印度的传统政治叙事将巴基斯坦描述为宗教国家,以此突出印度的世俗和宽容;将巴基斯坦描述为教法压迫国家,以此突出印度的进步和多元;将巴基斯坦描述为政权运转失常的国家,以此突出印度的民主和安定。然而,随着近年来印巴综合国力差距不断扩大,印度大国自信空前高涨,从印度政党到民众普遍不再满足于将印巴两国等量齐观。如果甘地、尼赫鲁建立的印度是“印度第一共和国”,那么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所期盼建立的对外强势、对内统一的印度就是“印度第二共和国”——够资格与“第二共和国”对标的绝非巴基斯坦,而是同样相邻而居、关系龃龉,但实力却全球领先的中国。

  

   进入2020年以来,疫情蔓延、经济低迷、中印边界冲突叠加共振,为莫迪政府将中国歪曲塑造为“疫情策源者、经贸盘剥者、边境侵犯者”提供了借口。而通过一系列对华示强举动,莫迪政府一方面能够在反对党和民众面前推卸责任,缓解其迫在眉睫的执政危机;另一方面也能够通过描绘强大的外敌形象,助其更好地在危机中激发“聚旗效应”,以动员国内民意支持。在当前印度的国内氛围中,对华示强既是一种获得广泛认同且难容异议的政治正确,更逐渐成为一种迫在眉睫的政治需要,且不以中国对印态度和举动而发生变化。

  

   (一)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莫迪政府视中国为“疫情来源”

  

   尽管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印度并未受到太大影响,但早在2020年3月下旬,莫迪政府就推出了几乎是全球持续时间最长、范围最大、条件最严苛的疫情封锁措施。与其说这是莫迪政府面对疫情的应急举措,不如说是其将疫情视为战略机遇而做出的决策。当时印度很多人认为,须抓紧疫情为印度带来的重大战略机遇。例如,印度前外交秘书顾凯杰(Vijay Keshav Gokhale)就公开宣称,“疫情暴发后,印度不仅要大胆吸引外国企业,同时要改变其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立场。此举不仅是为了恢复印度经济,同时也表明印度正在重建后危机时代的世界”。尽管印度疫情防控措施严厉、推出及时,但由于其医疗卫生基础条件简陋、城乡人口密集、发展水平低下,疫情仍对其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冲击。截至2020年9月中旬,印度确诊病例已超过500万,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确诊病例第二大国,日新增量近10万例,疫情防控前景不容乐观。

  

   新冠肺炎疫情在印度大肆蔓延、不断加剧之时,中国抗击疫情能力和经济恢复速度远超预期。面对此种情形,尽管莫迪印政府未像特朗普一样赤裸裸地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或“武汉病毒”,却纵容和默许国内对华“抹黑”和“甩锅”的言论。这些言论无端指责中国疫情应对不公开、不透明,以至于将中国视为“疫情来源国”的看法大行其道。大量印度媒体、智库、亲政府意见领袖,乃至地方政府领导人仍在使用“中国病毒”或“武汉病毒”提法,甚至不少报道还将印度疫情暴发刻画为“中国生化武器攻击”。目前,将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归咎于中国已成印度社会主流舆论。例如,印度一项民调数据显示,大部分受访印度民众认为“中国应为全球疫情负责”。面对汹涌舆情,中国驻印度使馆新闻发言人嵇蓉参赞不得不公开批驳印度对中国“污名化”的言论。可以说,印度疫情危机越严重,反对党越质疑疫情防控,莫迪政府就越倾向于通过“甩锅”中国示强。

  

   (二)经济低迷,莫迪政府视中国为“经济祸根”

  

近年来,印度经济严重依赖信贷债务驱动,加之结构性改革滞后,印度经济在莫迪第一任期后半段已现疲态。印度每月需创造约100万个新工作岗位才能维持就业稳定,但经济下滑尤其是制造业萎缩造成了严重失业问题。不久前仍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的印度突然陷入经济疲软,致使印度举国寻求解释,渴望找出“罪魁祸首”。在印度经济处于低迷的同时,中资制造业企业、互联网企业、工程承包企业、进出口企业加速进军印度市场。截至2019年6月,中国企业在印度注册公司数已达6000余家,包括小米、华为、海尔集团、海天国际等,并在诸多领域均取得出色成绩。即使2019-2020财年中印双边贸易额下跌5.9% 至818.6亿美元,印度对华贸易逆差仍高达486.(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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