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征:印太视域下日越南海合作及其对华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23 次 更新时间:2021-12-24 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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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征  


摘要:“印太”战略出台以来,日本与越南不断推进涉南海领域的合作。两国南海防务合作逐步常态化、机制化,涉南海经济合作日益全面、深入,涉南海议题支持配合更加多元、多样。日越南海合作既有提升南海议程设置地位的战略考量,又有利用南海合作牵制中国、谋求对华战略博弈主动权等动机,对地区局势稳定和中国维护领土主权带来切实的负面影响,但受战略需求不同、政治安全互信不足等因素影响,其合作效果会一定程度被削弱。中国在坚定维护南海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应通过地区互利合作化解对华地缘政治竞争,积极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有针对性地与日、越等国开展务实合作。


引言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日益提升,美日等国逐步强化对华战略竞争,企图通过印太战略全方位遏制中国。近年来,日本不断彰显在南海问题上的强硬立场,频繁就南海问题发表政策声明,明确否认中国的南海 “九段线” 主张,否定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日本上述举动有拉拢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战略考量,即通过有意识地向南海周边国家释放信号,表明日本将以 “印太” 战略的方式强化南海周边的伙伴关系网络建设。南海是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的重要变量,是日本试图塑造其与地区国家间关系、主导区域安全格局的重要抓手之一。“印太”战略出台后,日本与越南的南海合作进一步强化,双方联手牵制中国的意图明显。受此影响,中日、中越围绕海上安全与地区秩序方面的博弈与对抗呈上升趋势。对 “印太”战略背景下日越南海合作动向进行研究,将有利于中国准确研判亚太海洋安全局势的走向,及早制定应对策略。

目前,日越南海合作受到学界关注,相关讨论从日越南海政策延伸至日越战略关系,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不少学者以日越南海政策为主线,分别探讨两国南海政策的调整与变化趋势。如阮青明、阮泰江等越南学者认为,日本南海政策演变对越南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越南提升海洋能力并制衡中国。一些中国学者则指出,越南海洋强国战略的出台推动其南海政策的演变,而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战略转变,是在日本南海威胁认知度提高,“对冲”中国相对能力增强,以及与中国互信程度持续走低的情况下作出的战略调整。二是不少研究从日越战略关系角度入手,围绕日越在南海问题上的战略互动、战略动因等问题展开论述。如普拉尚·普拉姆斯瓦兰( Prashanth Parameswaran) 认为,日本把越南当作扩大自身在东南亚参与度的关键节点和印太战略的一部分,越南视日本为其实施全方位外交政策的一部分。此外,还有学者对日越南海合作的前景进行展望,认为当今日越关系日渐密切,随着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 “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加快,后疫情时代日本对南海争端的介入也会提速。但两国对彼此的期待并不完全一致,这有可能成为今后日越合作深入发展的一个障碍。

上述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日越南海合作及其新特点和新趋势,但现有研究仍显不足: 一是对两国合作展开阐释和追溯的成果较为有限,对其动态性分析也不够; 二是多从日越南海政策的角度展开分析,较少从日越南海合作视角切入; 三是鲜有成果将日越南海合作置于印太战略框架下进行考察。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南海博弈与对抗风险日益升级的背景下,日本是否会依托印太战略深化与越南等国的合作,越南如何认知日本的印太战略,印太战略框架下日越南海合作会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等问题对我国准确研判南海局势、经略周边以及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意义重大。为此,本文聚焦于印太战略出台后的日越南海合作,在借鉴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究印太视域下日越对彼此的认知和定位,分析日越南海合作实践及其内在的逻辑机制,揭示两国南海合作的深层次战略实质与未来前景,从而为中国研判日越海洋战略以及南海安全局势走向提供参考。

一、印太视域下日本与越南的相互认知与定位

安倍晋三执政后,“印度—太平洋”是日本政府高频使用的区域性概念,并演化为日本当代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思想之一。2007 年安倍晋三在印度新德里发表的 “两洋交汇”演讲中,勾画出印太大区域概念建设雏形。2012 年日本著名的智库国际问题研究所开始承担外务省相关项目委托,设立与 “印太” 战略相关的研究课题。2016 年 8 月,安倍晋三在第六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上正式提出 “印太”战略,阐明了日本对 “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 ( FOIP) 的最初承诺。2016 年 9 月,安倍晋三在出席东盟峰会和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强调了 “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表示 “希望与面对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东盟一起领导世界”,但日本真正从地缘政治上将东盟纳入自身 “印太构想” 始于 2018年。2018 年,日本用 “构想”代替 “战略” 一词,使 “印太” 战略听起来更加 “委婉和实用”,争取获得东南亚国家的支持。2019 年 1 月,安倍晋三强调构建 “自由开放的印太”是日本外交政策的目标。2020 年 6 月,日本防卫省成立一个小组,负责处理印太事务。最终,作为地缘政治产物的 “印太战略”开始从概念和理念向包含具体内涵的外交战略转变,成为日本构建地区秩序、制衡中国不断增长的影响力的重要工具。

东盟是日本将 “印太”战略由议程转化为实践的理想区域,日本推进印太战略、构建印太海洋大国进程,离不开越南等东盟国家的协助与认可。越南是南海周边的重要国家,在东盟内部具有不小的影响力,且近年来经济增速在全球范围内较为亮眼。日本较为看好越南在 “印太”战略中的角色,希望越南能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2017 年 11 月,安倍晋三在越南参加亚太经合组织 ( APEC)领导人会议期间,积极向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推销 “印太” 战略。日本新任首相菅义伟延续了安倍晋三的对越政策基调,他表示,日本赞赏越南在地区和国际舞台上的作用和地位,高度重视两国关系,希望日越合作提升到新高度。2020年 1 月,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访问越南,两国就加强在区域和国际论坛上的协调与合作进行协商,确认日越将维护和加强南海议题上的支持和合作。2020 年 10 月,菅义伟海外首访第一站即选择越南,表明越南在新任首相的区域演算中占据中心位置,这对加强两国之间的经济和安全联系至关重要。菅义伟在越南演讲时指出,越南在实现自由和开放的 “印太”战略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为日越印太安全战略更深层次的合作奠定了基础,坚信日越将继续加强防务与安全合作。这一表态意在彰显越南在 “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战略”中的突出地位,并促进越南对日本 “印太”战略的认同和支持。

日本既是越南最重要的经济伙伴、最大的官方发展援助 ( ODA) 提供方、对越投资第二大国,又是 “印太”战略的重要推动者。在 “印太”战略中,越南是美国、日本等国与东盟合作的支柱,是维护东南亚特别是整个亚太地区安全、和平、合作与发展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本提出 “印太”战略之初,越南和大多数东盟国家一样持观望态度,随着 “印太” 战略逐步完善,其开始结合自身战略进行仔细研判,在平衡多方利益关系的基础上作出回应。越南认为,日本提出的包括南海和印度洋在内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倡议,表明日本希望其他大国负起责任,在遵守国际法的基础上从事海洋活动。基于日本对自身利益发展的重要性,越南适时表达了对 “印太”战略的支持和肯定。2018 年 5 月,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访问日本,安倍晋三表示两国将在 “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视域下推动日越海洋安全合作进一步具体化,陈大光对此表示赞同。2020 年 10月,越南总理阮春福 ( 现任越南国家主席) 表示,越南高度重视对日关系,始终将日本视为首要战略伙伴。越南外交部副部长阮国勇指出,越南与日本的关系非常特殊,日本在对外关系中十分重视越南。《越南国防白皮书 ( 2019) 》也明确指出,越南准备参与安全与防卫合作机制,其中包括印太地区的安全机制。总体而言,越南官方较少公开谈及 “印太” 战略,对该战略的表态也相对谨慎,但 “印太”战略框架下日越已在多个领域开展了全面务实的合作,呈现出 “雷声小雨点大”的发展态势。声小雨点大”的发展态势。有越南学者认为,越南与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柬埔寨等保持沉默的国家相比,表现出越来越支持 “印太”战略的态度。

二、印太视域下的日越南海合作实践

在 “印太”战略由构想向实践推进的过程中,日越南海合作正在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从深层次审视,日越南海合作无法从根本上动摇中国在南海的势力存在,但两国试图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加大中国势力存在的成本,让中国在南海维权中付出更大代价。“印太”战略框架下,日越南海合作的现有进展主要体现在防务安全合作、经济合作、外交和舆论层面的支持配合等方面。其中,南海防务安全合作是重点内容,涉南海经济合作是重要组成部分,而外交和舆论层面的支持配合则为两国涉南海各层面的合作创造了条件。

第一,常态化、机制化的南海防务安全合作。这是两国南海合作的重点,日本和越南已建立 “战略伙伴关系对话”“防务政策对话” “安全事务对话”等安全合作机制,合作领域全面拓宽,合作项目高度细化。日越海上防务合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硬件设备支持,如巡逻船、巡逻飞机援建; 二是软件支持,如日本对越南相关人员的技术培训、海上联合演习、海上执法能力建设等。事实上,日越南海防务合作在印太战略出台前就已经开始推进。2014 年两国关系提升为 “致力于亚洲和平与繁荣的纵深战略伙伴关系”,签署了包括支持越南海上能力建设在内的诸多条款。安倍晋三向越南保证,日本将帮助越南提升海上执法能力。2015 年两国签署 《加强海上安保机构间合作备忘录》和 《加强联合国维和合作备忘录》两大文件。2016 年越南总理阮春福访问日本时,呼吁日本为和平解决南海问题发挥积极作用,鼓励其进一步参与南海事务。同年,日本两架P-3C反潜巡逻机抵达越南岘港,与越南海军联合实施了海上搜救演练,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首次停靠金兰湾。此时两国的南海防务合作注重引进新科目、开拓新领域,且日益表现出针对中国的意味。“印太”战略出台后,日越海上防务合作更趋实质化,日本在介入南海事务时与越南加强彼此协调联动的态势更加明显,这与两国在印太框架下的战略利益及安全战略调整密切相关。

“印太”战略出台后,日越南海防务合作有加速发展苗头,两国在海洋政策协调、能力建设、海上搜救、人员培训等方面展开了全方位合作。日本以 ODA等方式帮助越南升级海洋国防装备,支持越南海上能力建设,越南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培训、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等手段拉拢日本参与南海事务。2017 年,日本首次出动 3100 吨级大型巡逻船与越南举行海上演习。2018 年 7 月,越南首次受邀参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 RIMPAC) ,这表明印太框架下越南与日本的海上安全合作取得重要突破。2019 年 5 月,日越签署 《促进防卫产业合作的备忘录》。2019 年 10 月,日本新任首相菅义伟访问越南,南海是此次两国首脑会谈的重要议题。日越同意在 “印太” 战略框架下加强在南海和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合作,就国防装备和技术转让达成基本合作协议。根据协议,日本将向越南提供二手P-3C 海上巡逻机,并以技术转让形式向越南出售 6 艘 1000 吨级巡逻船,以提高越南对周边海域的掌控能力。2020 年 7 月,日越达成合作协议,日本将帮助越南海岸警卫队建造 6 艘巡逻船。日本这一举措是印太背景下 “加强印太国家对抗中国海上能力增长计划的一部分”。2017—2019 年,日越遵循既有海上防务合作机制举行了十余次交流会晤,两国训练船多次访问港口并举办相关经验交流培训会 ( 见表 1) 。

第二,全面、深入的涉南海经济合作。日本 “印太” 战略的初始构想是“自由而开放”,即试图以西方制定并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理念、规则和制度,来抵制中国所代表的以发展为核心的合作理念和以国企为支柱的经济合作模式。日本是高度依赖对外贸易的海洋国家,东南亚是日本商品出口、对外投资和资源进口的重要地区,环南海涉及 20 万亿日元的贸易额,其 99. 7% 的海外贸易量依靠海洋运输,80% 的石油进口要经过南海航线。南海是地区经济中心以及全球航运的关键枢纽,越南则是南海区域内的重要国家,日本通过强化与越南的涉南海经济合作,既可以对冲削弱中国海洋强国建设势头,避免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生产分工体系,又能在中越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制造对立矛盾,维持西方国家主导的海洋自由秩序。日本的 “印太” 战略是一种应对新形势和新局面的政治、安全及经济组合拳,包括在南海的能源开发合作。能源合作是日越涉南海经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日本利用与东南亚国家能源合作牵制中国的一环,即通过对能源部门官员和相关技术人员的培养,维系特殊的政治关系。两国以油气资源开发合作为抓手,在维护各自在南海的经济利益的同时,实施 “经济问题安全化”策略,维持在南海的势力存在。

越南和日本南海油气资源开发合作由来已久,在南海问题国际化、军事化以及南海博弈复杂化的背景下,该领域合作被赋予重要意义。1990 年以来,日本石油合作中心 ( JCCP) 与越南油气集团总公司 ( Petrovietnam) 已实施了 14 个技术合作项目,日本向越南总共派遣了 200 多名专家,为数千名越南油气集团员工提供相关课程培训,并交流了石油中下游领域管理、技术等方面的经验。1992年,日本三菱公司独资成立日越石油公司 ( JPVC) ,参与越方单方面划定的15-2 区块 “黎明” 构造石油勘采,目前该区块开采的石油已超过 2 亿桶。日本提出印太战略以来,日越在油气资源开采、装备和专业技术人才培训方面的合作进一步深化。2016 年,日本东京燃气与越南天然气股份总公司签署了全面合作谅解备忘录,助力越南发展液化天然气价值链。为此,两国成立越南液化天然气合资公司 ( LNG Vietnam) ,全面协助越南开发包括液化天然气进出口、液化天然气产品分销在内的多个项目。2017 年,越南油气集团总公司与日本石油合作中心签订合同,两国在油气资源开发领域开展全面技术合作,日本将协助越南提升南海地区油气资源开发能力。2018 年 6 月交付越南最大的原油货轮 “赫拉号” ( PVT Hera) ,这是越南海上原油运输能力大幅度提升的重要标志。2018 年 8 月,日本出光兴产株式会社 ( Idemitsu Ko-san) 、帝国石油公司 ( Teikoku Oil) 与越南油气集团总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共同开发和销售越南单方面划定的05-1B区块和05-01C区块的天然气。2019 年 10月,日本石油合作中心与越南油气集团总公司签署进一步加强合作谅解备忘录。

第三,外交与舆论层面的支持配合。日本起初并未在南海问题上表现出明确的立场倾向,但随着其 “东海”战略日益推进和 “印太”战略成型,日本试图将自身影响力扩张到南海地区。外交层面,安倍晋三上台后,日本逐步推出 “印太”战略,出台所谓解决南海问题的系列举措,将外交政策更多地侧重于东盟,尤其是促进与越南和菲律宾的合作。日本上述行为与越南近年来力推的南海问题国际化方略不谋而合,越南在印太框架下逐步深化与日本的战略合作,由此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涉南海领域开展了全面务实的战略合作,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也日趋一致。越南外交部副部长范光荣指出,印太地区有许多倡议,例如美国 “印太”战略、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以及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倡议,因此不应对 “印太”战略或 “一带一路”倡议感到犹豫,但必须审视它们是否满足越南安全和发展的需要。两国希望突破日中、越中单区域战略竞争的狭窄空间,以在多界域复合对抗竞争中压制中国发展,将自身置于对华战略博弈的优势地位。

日本和越南在外交与舆论层面的支持配合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共同推进建构所谓的中国南海 “威胁论”。在越南政府和各大媒体指责中国南海行动之时,日本积极跟进施以声援,共同营造舆论抹黑中国为维护南海权益实施的正当举措,借南海议题炒作 “中国威胁论”“中国扩张论”等反华论调。二是加强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东亚峰会、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东盟—日本峰会、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东盟海事论坛扩大会议等地区和国际论坛上的协调配合,通过在国际舞台上声援彼此,操纵舆论,向中国施压。例如,继越南等国之后,日本于 2021 年 1 月加入 “外交照会战”,通过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照会,认为中国在南海划设的有关领海基线“不符合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声称南海部分地物是不能被据为领土、也不产生领海和领空的低潮高地,试图借此否定中国对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和在南海的海洋权利。越南认为日本的这一举动 “在阻止中国的南海行动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三是日越相互配合,积极拉拢美、澳、印等域外国家关切南海议题,形成 “机制性”干预,支持域外各国以维护 “航行自由”“海洋法治”的名义介入地区局势。

三、日越加强南海合作的主要动因

面对国际安全秩序的深刻变化和印太地区权力结构的再次调整,日本和越南均对地区安全尤其是印太地区出现的海洋权力竞争表现出担忧和不安。日越加强南海合作,既是出于国际局势变化作出的国家战略部署,也是两国追求现实利益的必然选择。

(一) 提高在南海议程设置中的地位,巩固既得利益

提高自身在东南亚的地位和影响力是日本的重要战略目标。二战后,日本积极布局东南亚,使其成为本国开展外交最早且根基最为稳固的地区之一。日本不仅想借此主导东亚一体化进程,加快政治大国建设步伐,还试图夺取地区政治经济主导权,确保自身在南海的影响力。“印太”战略出台后,日本将海洋安全战略的对象区域扩大至整个印太地区,试图将自身打造为印太地区海洋大国。在这一背景下,日本加快与越南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进程,积极参与东盟—日本峰会、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东盟海事论坛扩大会议等地区双边和多边安全机制,谋求通过介入区域安全治理增强地区地位和影响力。日本巩固并拓展与越南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关系,迎合了越南国内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提升了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参与度和话语权。日本积极支持越南南海战略诉求也获得了越南的回报。近年来,越南大力支持日越经济合作,积极为日本企业进军越南创造各种条件,让日本迅速成为越南最重要的外商投资来源国。

随着南海局势的复杂演变,谋求按统一规则治理南海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域内国家的共同诉求, “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走上了快车道。对越南而言, “南海行为准则”生效前的这段时间是其巩固非法侵占所得,谋求战略利益最大化的“窗口期”。越南拉拢日美等国积极介入南海为其撑腰,借此搅乱磋商正常进程,以强化在南海的势力存在,多占、抢占南海领土和资源,增强今后在南海问题谈判上的话语权。相较于日本,越南在南海的战略收益更为直接,仅南海油气资源开采就能获取丰厚回报。2006—2015 年,越南油气集团总公司每年平均贡献国家预算总收入的 20% - 25%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8% - 25% ; 2015—2019年,该集团每年贡献国家预算总收入的 9% - 11% ,占中央预算总收入的 16. 5%- 17% 。在油气销售收入方面,2020 年前 9 个月,越南单在 09 - 1 区块油气销售额就高达 8. 985 亿美元,向国家缴纳税款 3. 649 亿美元; 在 09 - 3 /12 区块,石油销售收入达到 6260 万美元,向国家缴纳税款 2480 万美元。

(二) 牵制中国,谋求对华战略博弈主动权

抑制中国崛起、控制南海海域这条重要航道,已成为 “印太” 战略的目的之一。日本并非南海争端当事国,但与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尖锐矛盾,使日本在东海与越南在南海的处境较为相似。基于斗争对象的一致性,日越看重彼此对华博弈的能力和决心,谋取以南海合作博取对华战略主动权。双边领域,日本以 “印太派遣训练”形式直接强化在南海的势力存在,强化与越南等南海周边国家间的双边海上安全合作,构筑联手制衡中国的双边屏障。多边领域,日本采取的基本战略是将海上安全概念列入议程,强调以和平方式解决领土争端和确保基于法治的航行自由的重要性。这一策略不仅为日本介入南海局势披上 “正义”的外衣,也为域内国家强化与日本在南海的合作提供了正当理由。在对华关系上,日本正在实施平衡性的对冲战略,其内部平衡通过增强防御能力来实现,外部平衡的重点是加深日美联盟和扩大战略伙伴关系。日本试图在东海问题和南海问题上同时向中国施压,防止中国成功解决南海问题后有更多精力处理东海问题,对日本造成不利影响。日本认为南海是分化中国力量的理想区域,中国态度越强硬,就会在南海陷得越深,这种力量的分散会影响中国的发展,特别是影响中国成为海洋大国的进程。

日本通过在海洋争端问题上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加强联系,拉拢与中国有海洋争端的国家结成 “海上战略联盟”,使中国同时在 “东海”和南海 “两线作战”而陷入战略被动。就越南而言,实力差异决定了其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直接对抗的战略成本过高,因此其比任何东亚国家都更经常地寻求伙伴平衡中国。尽管日本不是南海争端的直接当事国,但与日本等国在南海开展合作,可以减轻越南在南海孤身与中国直接对冲的风险,弥补自身海上能力建设的不足。出于共同制衡中国的目的,越南认为日本会实质性地介入南海,因为日本已通过政策和实际行动表达了对越南南海立场的支持,在不同场合公开指责中国南海岛屿建设,反对中国为解决海洋纠纷采取单方面行动,公开支持南海仲裁案 “裁决”。这极大地鼓舞了越南与日本海上合作的信心。有越南学者指出,越南可以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在双边或多边联合声明中纳入 “印太” 战略要点,继续加强与大国,特别是与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成员国的战略合作,以增强越南区域合作的安全性和对华谈判地位。

(三)利用南海问题,为各自战略扩张服务

日本对外行动的首要任务是 “扩大本国的战略视野,使美日印澳结成钻石包围圈,保护从印度洋延伸到太平洋的海域”。21 世纪以来,印太地区在地缘政治和安全领域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南海成为各国力量博弈的 “竞技场”。日越强化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实际上也包含为各自战略扩张服务的意图。日本视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为其 “印太”战略实施的重要支持者,试图通过深化与越南等国关系对冲过度依赖美国的战略风险,进而扩大其战略运筹的自主活动空间。日本试图打着支持南海航行自由的旗号,向美国争取承担更多维护海洋安全的责任,并趁机进一步增强其军事能力建设。由此,日本积极拉拢越南参与舆论造势,在两国联合声明中强调共同维护南海和平、安全、航行与飞越自由,并在构建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重要性方面达成一致。

日本借助越南开展的上述行动,赢得了越、菲等南海主权声索国的好感,并得以在南海地区实施干预战略,强化日本在地区政治、经济、安全领域的存在感。但日本介入南海的最终战略目的是将南海作为跳板,为自身战略扩张服务,进而实现主导东亚地区事务的目标。越南虽是地区小国,但也有努力建设成为东南亚强国的目标,有在地区做大做强的实力和野心。陆地面积狭小是越南战略扩张的缺陷之一,而南海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不足,因此其孜孜不倦地追求“海洋强国”建设,以提高综合实力。《到 2030 年、远景 2045 年越南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决议指出,要加强对外关系,开展海上国际合作,在 2045 年前把越南建设为可持续发展的海洋强国。对越南而言,在南海问题上积极同美、日等国合作,还可以减弱自身与西方由意识形态差异衍生的隔阂,获得西方对越南南海地位的确认和对越共政权的支持,最大限度地谋求和维护国家利益。

(四)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保持美国在南海的势力存在

日本外交战略的重要基础是日美同盟,作为美国的重要盟友,保持美国在南海的势力存在将是日本的立场和行动方向。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后,提出 “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亚太立场较为重视。但考虑到美国关注本国公众舆论和军事预算削减的现实,日本官员和专家仍对美国脱离亚洲的倾向感到担忧,担心美国将日益远离亚洲。日本著名政治学家川上高司 ( Takashi Kawakami) 曾向安倍政府提出政策建议,指出美国政策的近期目标是促使区域安全架构参与者承担更多责任,以弥补美国严重的国防预算约束……日本保持与中国在领土等问题上的对抗是维持美国介入地区事务的唯一途径。日本主流安全政策专家广泛赞同他的观点,并对安倍政府的政策产生了影响。2017 年,美国重申将 “通过包括美国核力量在内的全部能力实现对日本安全的承诺”,但东京仍对美国是否愿意捍卫支撑日本国家繁荣的海上体系表示担忧。日本为了维护日美关系已经投入了大量外交资金,派出与美国军事机构有密切联系的特使前往美国,在美日战略伙伴关系背景下解释日本的 “印太” 战略概念。在日本的努力推动下,美国政府从2017 年开始采用 “自由开放的印太” 这一概念。维持美军的地区存在是日本安全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与越南在南海合作将强化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参与程度,这也将在一定层面上引发美国对南海问题的关注。同样,越南与日本的南海合作也是向西方示好的重要信号,有助于 “将具有共同利益国家的参与结合在一起解决南海争端”。

四、日越南海合作的对华影响及应对之策

当前南海形势日趋复杂,美国在南海地区摆出日益强硬的军事高压姿态,不断挑战中国在南海的合法权益。作为美国的重要盟友,日本在印太背景下强化与越南等国的海上合作,增强了和平解决南海争端的难度,恶化了南海区域的地缘形势,给中国维护海洋领土主权带来负面影响。因而,中国须积极探寻可行的应对之策。

(一)日越南海合作的对华影响

1、地区局势会更趋复杂

日越南海合作会加剧南海军事力量对比的复杂性。当前,以日本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秉持地缘竞争逻辑,以南海问题为抓手,积极构建排他性的生存竞争关系,试图在中国周边打造反华同盟。日本作为经济实力雄厚的国家,受制于《和平宪法》中严苛的条文规定,其军事力量发展受到严格限制。从长远来看,日本从 “依附外交”转向 “自主外交”是必然的发展趋势。由于近年来美国在国际行动上的 “不靠谱”表现,日本试图重新考虑其安全战略并将东南亚纳入其印太战略的核心,而不仅仅被动依靠美国进行防御。印太战略实施后日本已加强与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的国防外交合作。日本在南海的系列行动,使南海安全形势更复杂,其在南海采取的政策措施会对中国形成军事压力。

“印太”战略框架下日越关系再度拉近,日本在地区安全与稳定等领域与越南合作,以帮助越南强化海上能力建设。越南与美国、日本在印太背景下的系列合作,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对印太战略的态度转变。越南学者陈越泰认为,东盟在 “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 中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该战略为东盟国家带来许多机遇,有助于越南维护南海 “主权”,使亚太地区和印度洋成为和平、稳定、自由和开放的地区。越南学者范氏青平和武日光表示,印太战略为亚太区域创造了一个可以自由开放竞争的新竞技场,而不必依赖中国的 “一带一路”倡议。该战略将为地区各国加强国防安全建设带来更多动力和资源,为其利用资本、技术等创造机会。印太战略还将对越南国防思想和军事建设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促进该地区各国加强国防安全建设潜力,提高区域各国与美国开展国防安全合作的可能性,服务各国国防现代化进程。“印太”战略框架下,日本与越南从各自的经济利益出发,在战略等层面相互配合,给中国南海权益的维护和地区合作机制的推进带来一定挑战。目前日越合作取得了一些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中国战略回旋的空间,提高了在冲突性利益上对华博弈的筹码。随着中越南海争端局势的复杂演化,未来日越在南海海军装备等议题上的合作大概率将继续推进,并给中国维护南海合法权益带来战略压力。

2、日越南海合作将受到不同因素的制约

日越南海合作增强了两国海上对抗中国的底气和筹码,极大程度上刺激了南海地区的军事对抗和资源争夺进程,破坏中国赖以和平发展的周边外交环境。但日越南海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仍会受到不少因素的制约,且这些制约因素将对华的负面影响维持在一定限度内。

一方面,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和决定性因素,谋求国家利益是日越南海合作的重要动因。而国家利益本身又具有抽象性和综合性的特点,当这种诉求难以调和时就会影响合作效果。日本和越南的南海合作虽然具有巩固收益、牵制中国的共同诉求,但两国综合国力、对华战略和海洋安全战略发展路线并不完全一致。日本的南海安全战略更具扩张性,与其试图构建印太海洋大国的战略目标密不可分。而越南的南海战略防御色彩更浓厚,其拉拢日本介入南海,主要是为巩固并扩大南海非法占有领土及非法所得、维护在南海的既得利益。越南学者也认识到,与中美两国相比,日本在政治和外交层面的作用和影响有限,因此其在增强区域和南海安全方面的努力将遭到一系列的挑战; 由于宪法和内部的制约,其与境外加强军事合作会遇到一定困难。同样,日本的南海政策也将给越南带来各种挑战,如果过于深化与日本在南海议题上的合作,将使越南在南海问题上不得不同时考虑中国、日本和东盟的态度,难以表达自己的态度和立场,从而影响到越南独立、自主、开放、多样化以及多边化的外交政策。

另一方面,日本和越南的政治安全互信缺乏深厚根基,两国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难以弥合。在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能对国家间安全关系发展和伙伴关系构建产生较大影响。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高度相似性决定中越关系虽会出现一定波动,但整体上将在相对稳定的框架内发展。中越关系中的优势正是日越关系深化发展的劣势,这种不足将影响日越深层次的防务合作。越南与日本在南海合作的过程中,既要联手抗衡中国,又需把握分寸不损害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大局,以免失去政治上的重要支持而遭受更严重的损失。同时,日本外交政策的基石是美日同盟,其价值观外交的主要内容是在全球扩大美式民主。印太框架下日本的外交行动势必带有明显的价值观导向,同时强调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和市场经济等普遍价值。而警惕西方对社会主义政权的 “和平演变”越南是越共极为重视的议题之一,越共认为这会衍生针对越南党、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暴乱。此外,日越南海合作还受到两国对华关系发展的影响。中日关系发展中的任何向好转变都会影响越南与日本南海合作的信心,基于平衡外交理念指导下的越南外交也不可能完全倒向日本,成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加之日越在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东盟地区论坛等多边框架下的合作多以声明、宣言和倡议等形式开展,不具备很强的约束力,因此在合作的机制化水平和落实效果上面临较多的不确定性,也影响了两国海上合作的稳固性和有效性。

(二)中国的应对之策

为避免南海局势变动影响中国安全,针对 “印太” 战略背景下日越在南海各领域的密切互动与合作,中国有必要谨慎应对,采取有效措施合理管控分歧并积极开展多方合作。

第一,以地区互利合作化解地缘政治竞争。面对美国和日本等国实施的地缘竞争策略,中国应对的根本办法不是与之对抗,而是坚持开放的态度,继续推进与各方的互利合作,通过打造与地区各国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分化其对印太战略的支持。中国应继续在习近平新时代外交思想的指导下,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实施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积极充当合作者而非领导者的角色,力避本国 “中心主义” 思想倾向。对越南、菲律宾等南海主权声索国,继续坚持合作与斗争并行策略,经济上积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政治上通过各级政治关系和双边交流机制增进政治了解和信任; 在南海问题上,积极通过各项举措维护中国南海主权,强化海军力量建设,为维护中国海洋领土权益提供坚实支撑和保障。而对日本试图借南海问题挑拨中国与东盟国家间关系的行为,在与其坚决斗争的同时,可以进一步拓展中日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领域与区域,推动两国在 “一带一路”建设上从 “有限合作”向 “全面合作”发展,促进中日关系持续向好。

第二,积极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日本在东南亚的诸多经济、安全计划都需要争取东盟的支持,如果没有东盟的参与,印太战略将难以发挥作用。美日推出 “印太”战略实质上是要提升其在印太地区架构中的主体地位,强化其霸权身份地位,这对东盟关系网络以及东盟中心地位构成了挑战。由此,东盟推出 《东盟印太展望》 努力避免在大国博弈中被边缘化。东盟认为,其优势在于核心价值,即东盟始终具有共同的愿景、思维和行动,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其中心地位,而一旦失去这种优势,将影响其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在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变动的背景下东盟重申在变动世界中的中心位置。“在各域外大国中,中国第一个站出来支持东盟中心地位,支持东盟坐在地区合作的驾驶员座位上。” 基于印太战略明显带有围堵中国的色彩,通过与越南等东盟国家一道积极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将奠定印度洋和太平洋在日美战略中作为两个独立方向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冲印太战略,使其不至于对中国形成联合挤压的战略态势。

结语

当前日越继续沿着既有路线强化在南海各领域的合作。日本新内阁执政后,对越政策并未发生根本转变,日本继续实施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越南仍是该战略中的重要合作伙伴。2020 年 10 月 18 日,越南共产党官方电子报发文指出,当前日越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两国关系已成为建立友好互利关系的典范。2020 年 10 月 19 日,日本首相菅义伟在越南日本大学演讲中表示, 《东盟印太展望》和日本印太战略有许多基本共同点,日本可以与东盟一道在遵循共同基本价值的基础上创造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未来; 日本作为印太国家,将继续为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2021 年 4 月菅义伟访问美国,美日表示将 “致力于在南海和东海共同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2021 年 8 月 6 日,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东盟地区论坛上表示,“自由开放的印太”关注南海问题,日本将着手打造符合 《东盟印太展望》原则的项目。2021 年 8 月 9 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南海实弹演习之际,日本 “濑户雾”号驱逐舰在中国南沙群岛的美济礁和仁爱礁间穿航。由此可见,日本在继承原有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介入南海的力度。

后疫情时代国际形势错综复杂,日本对南海争端的介入将随着大国战略博弈的加剧而进入新阶段。日本政府与南海周边国家的联合演习已经跳出日美联合主导的既往模式,试图拉拢越南、印尼等南海周边国家,展开以日本为主的双边或多边联合演习,这对中国周边安全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未来,随着国际和地区局势的进一步变动,大国战略竞争可能会进入新阶段,届时南海局势或与地区和国际秩序变动形成共振,给中国经略周边带来新的挑战。


王道征,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社与国际共运专业2019级博士研究生

本文首发于《东南亚研究》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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