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人往低处走:宋显昌老师印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7 次 更新时间:2021-12-23 23:5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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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 (进入专栏)  

  

   俗话说: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其实,往高处走,难免与他人竞争,会时不时地陷入殚精竭虑、患得患失、撞得鼻青脸肿的困境。老子说:“夫唯不争,故无尤。”真正的人生大智慧,乃是“不争”,乃是“放下”, 即所谓“大智若愚”。“故其智可及,其愚也不可及”, 很显然,尽管孔夫子汲汲致力于恢复“周礼”, 周游列国,风尘仆仆、鞍马劳顿,累得自己全身上下的骨头都快散架,“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及黔”,但骨子里却真的是很通透,一语中的,一针见血,道出了人生的永恒真谛!

   我当年杭州大学历史系的诸位师长中,活得很艺术,最通透的,当首推宋显昌老师,他像一杆标尺,呈示了作为读书人应该有的理想人生之刻度,像一面镜子,折射出芸芸众生鸡虫之争的荒诞与滑稽景象。他的言行举止,诠释了“人往低处走”的哲学智慧!

   1978年11月我们入学后,宋老师是首批给我们这些学生授业解惑的历史系老师之一。当时他约50岁上下,留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中等的身材,衣冠十分整洁,讲话不徐不疾,板书清丽娟秀,一句话,全身上下充沛着一种温文儒雅的气质与风度。这种优雅,这种精致,甚至在他抽烟的细节中都有展示。当时,没有室内禁烟的规定,而任课老师中,抽烟者不在少数,故课间休息时,有烟瘾的老师都会抽上一根烟,那袅袅升起的淡淡烟雾,缭绕在讲台上方,也是当年课堂上一道特殊的风景线。

   在我的印象中,其他的老师吸烟,也就是利群(2角7分一盒)、雄狮(1角8分一盒) 、新安江(2角4分一盒)这个层级,至多到大前门(3角5分一盒)的档次,而宋老师则是“牡丹”,每盒的价格为5角(再要上去,就只有“中华”牌了,好像是6角7分一盒)。这在我们的眼里,几乎够得上是奢侈的享受了,因为在当时,我们一天的伙食费,也就3角钱而已,公交车的车资,起步价也就2分钱。我觉得,所谓的雅人深致,是需要以经济实力为后盾的,宋老师就凭着抽吸“牡丹”牌香烟,让我们留下了难忘的第一印象。

   宋老师担任的课程,是历史系学生必修的核心课程“中国通史(古代史)”的上半段,自先秦一直到魏晋南北朝。这门课教学时间被安排为两个学年,每周四节课,分两次讲授。所以,他有一年的时间为我们授课。

   由于开学时间晚了2个月,所以,第一个学期正式上课,也就2个月而已。当时,那场史无前例的“艰难探索”刚刚结束,积重难返也是常态,这体现在高校的历史教学中,政治因素的渗透与影响依然相当浓厚。具体表现为,大家还是继续热衷于“艰难探索”之前的史学主题,对所谓的“五朵金花”(关于古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封建土地所有制、汉民族形成等五个基本问题)的讨论情有独钟,乐此不疲。宋老师在授课过程中也无法超越现实,而不得不对这类“热点”问题加以聚焦和突出。不过,令人钦佩的是,食材尽管无法选择,可厨艺却可以高明发挥。宋老师他的厉害之处,是将规定的食材加以巧妙的加工,同样烹制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菜肴,“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式地将我们这些历史的门外汉,引入学术的圈子里,培养起我们的初步学习能力,并为日后从事历史学的教学或研究打下必要的基础。

   第一学期本身时间有限,而我们这些学生的基本情况又十分复杂,这包括同学之间年龄相差悬殊,学术基础参差不齐,仅就年龄而言,就是两代人,我们中间既有浪迹江湖多年、30岁以上的老三届生,也有初出茅庐、18岁左右的应届生,对此,他也需要加以了解和掌握,以便能在接下来的教学中因材施教,对症下药。所以,他对该学期的期末考试,做出了独到的决断,不搞闭卷考试,而改为撰写读书报告。既然绕不过“五朵金花”这个话语系统,那么,就因地制宜,将主题定为在中国古代史分期的主要流行观点(西周封建说、春秋战国封建说、魏晋封建说等)中任选其中的一种,用2000字到3000字的篇幅,将该派学术观点的论点与论据加以概括性的梳理与总结,并在此基础上作简要的评点。这其实就是用自己精炼的文字对某一种古史分期的说法进行缩写,虽然这谈不上有任何的原创新,但是,却可以考察一个人读书的态度与方法,了解一个人逻辑思维水平与文字表述能力,也为授课老师今后的授课教学提供了必要的参数。

   宋老师授课的第二个学期,是完整的。这近一年下来,教学已步入正规,同学们的良好学习习惯已初步养成,他对同学们的不同特点也有所了解。在这个前提下,第二学期的期末考试,那就要“因物变化,与时迁移”了。重点是要考核同学们对历史知识掌握的广度与深度,同时培养同学们初步的历史分析与研究能力。宋老师就是这么做的。早在讲课的过程中,他就有意识地埋下了伏笔,还是不能跳出“五朵金花”的窠臼,所以,农民战争的介绍与评价依旧是授课的重点之一,但是,宋老师在讲孙恩卢循起事时,有意识地下延到了隋唐与两宋的农民战争,这似乎是越界了,抢了通史下半段任课老师的地盘,但是,他这么做,是有其深意存焉。

   这一点,到期末考试试卷发下来时,终于揭晓了。试卷上有一道问答大题,题目是:试论农民战争口号的变化所体现的阶级关系与时代特征。它的宗旨,就是要通过从“伐无道,诛暴秦”到“均平”“均贫富,等贵贱”前后期农民战争口号的演变,说明前期农民战争的基本宗旨是立足于反抗暴政,而后期农民战争的基本诉求乃在于追求合法政治权利、追求经济利益,而两者之间的差异,所体现的是农民在国家政权体制下身份束缚程度的减轻和松弛,政权对民众个体控制的有所弱化,农民中的大部分,已由身份性依附隶农渐渐转变为自耕农民了。从而从比较开阔的视野,对古代社会阶级结构的构成与统治被统治双方关系的整合做出有益的尝试性解读。这样的要求,对大学历史系一年级的学生显然是一个挑战,但“取法其上”,方可“得乎其中”,这种能力的培育与提升,方向无疑是完全正确的。宋老师的卓越“史识”,于此可见一斑!

   宋老师的学术水准无可怀疑,可是,到我完成在杭州大学七年的学业(本科与硕士),他依然只是一个讲师的身份。其实,他的资格是足够过硬的,他是“艰难探索”十年之前的老讲师,早年受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吴泽先生门下,是吴先生早年的研究生。到杭州大学任教不久,就获得了讲师的职称。工资定级在100元以上(无怪乎他抽得起“牡丹”牌香烟,当时的大部分老师是助教职称,工资50多元,比宋老师的收入少了几近一半)。可是,20多年下来,他还是一名讲师,而当年他周围那些助教同事,都“后来者居上”,专著迭出,论文广发,晋升为副教授,乃至教授了。这中间的具体原因,作为学生的我,当然不清楚,但是有一条恐怕是客观的情况所致,就是宋老师不写论文,当年的职称晋升,虽然不像今天讲求发表论文的刊物档次,没有A刊、B刊这些标尺来作一刀切,但有论文,还是必须的。这是游戏规则,大家都得遵守的。

   是宋老师水平低?能力弱?显然不是的!从期末考试的命题,可见宋老师若愿意花点时间,花些精力,写几篇论文,应该不成为什么问题,文章即使在《历史研究》《文史》这样的大刊物发不了,但交给《杭州大学学报》发,则毫无滞碍,据魏得良等老师讲,《杭州大学学报》曾多次约请宋老师撰文,但宋老师答应“唯唯”,可每次都没有下文,“泥牛入海无消息”。

   楼学礼老师在与我的一次闲聊中,提及宋老师的导师吴泽先生到杭州参加一个学术会议,见到宋老师,曾嘱咐他勤快一点,出些成果,作为老师,吴先生对自己学生的水平与能力,是有充分了解的,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勉励。宋老师在老师面前敬诺受命,可是,接下来还是我行我素,自得其乐。宋老师平时宽容大度,谦逊随和,在同事中没有敌人,所以,他的同事希望他早日解决职称问题,多有劝说,我相信这也是出于真诚的,绝非虚与委蛇、言不由衷。我那时少不更事,经常“窜访”魏得良、黄时鉴、徐明德、楼学礼、仓修良、何忠礼、徐和雍诸位老师之家,当然,宋老师的家我也不曾少去,这就很自然地认识了宋师母。她当时在杭州大学后勤部门工作,我到后勤处购买饭菜票时,经常见到她。一说到宋老师,她就为自己先生未晋升高级职称而叹息,满脸遗憾的神色,我想,她在家里对宋老师也许同样免不了“抱怨”吧。

   可是所有这些,即导师的督促,同事的奉劝,夫人的鞭策,对宋老师来说,都好像是拳头打在了棉花上,丝毫不起任何作用,宋老师还是一如故我,以不变应万变,抽他的“牡丹”烟,细声慢语,一脸谦和,认认真真上他的中国通史课,我想,人家的“魏晋风度”,只是得其“形”,而宋老师身上的“魏晋风度”,则是得其“神”。

   我的专业方向是先秦、两汉史,另外,在学业上也还算用功,所以,在校期间,我在宋老师眼里,估计是属于“孺子可教”的一类。缘此之故,我和宋老师还算是走得比较近的,经常跑去他家叨扰,宋老师冲淡简远,雍容大度,从不以此为忤,流露一星半点的嫌烦神色,一起聊天,这种闲聊,没有明确的主题,海阔天空,信马由缰。有一次谈到历史学的前景,宋老师说,读历史,搞历史的,不知有多少人,可是,这中间能够成为分子的,只是极少数,而绝大多数,都是分母而已。分母搞出来的东西,车载斗量,汗牛充栋,叠床加屋,可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事实上,只有分子做出来的成果,才有藏之名山、传之久远的价值。所以,干我们历史这一行的,首先得自我定位准确,弄清楚自己究竟是“分子”?还是“分母”?如果是“分母”,那么,就犯不着皓首穷经,折腾自己了,不若“全真葆性,毋以物累形”,回归本色,化于自然。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历经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之后,我今天再回味宋老师这番话,才似乎懂得了其中所蕴涵的人生真谛。原来,这是宋老师的“夫子自道”。其实,他早就勘破红尘中的一切,早就清醒地把自己定位在“分母”之列,既然是“分母”,那就没有必要为俗务而折腰,为名利而折腾,“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一切都是过眼云烟,一切都是身外之物,最好的选择,就是“不谴是非,而与世俗处”,进入“坐忘”的境界,“黜聪明,离形去知”。所以,什么专著,什么论文,什么职称,都风轻云淡,毫不系怀。在他的骨髓里,认同的是把握当下,放下名缰利锁的羁绊,才属于真正的生活,才属于真正的优雅与超越!当然,要达到这样的境界,还是需要有一定的基础和条件做支撑的。在这方面,宋老师有明显的优势,宋师母操持了所有的家务,宋老师在家里是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不须洗一只碗,扫一次地。宋老师有当时足以高的工资收入,衣食无忧。宋老师的孩子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他不用替孩子操心,没有被“啃老”之虞。总而言之,有实力则强,无欲望则刚。宋老师庶几近之!

   宋老师的这种优雅渗透在其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曾记得,我有一次到他家,师母开门后,我听到的是悠扬动听的小提琴声。师母进里屋后,琴声停了下来,宋老师随之手持小提琴迎了出来,一边招呼我在客厅的沙发入坐,一边小心翼翼地将小提琴收拾好,放入琴匣。原来,刚才我听到的琴声来自于宋老师的弓弦之下。我当时很惊讶地说:老师您会拉小提琴,还拉得这么好。宋老师淡淡一笑,说道,我这是偶尔玩玩,自娱自乐而已。又一次,我去他家,他正在进晚餐呢,一小碟饺子,面前整整齐齐地摆着七、八个小碟子,里面分别盛装着香醋、酱油、蒜头、麻油、辣椒酱、葱花等佐料,这个场景,特别有仪式感,这个记忆我是特别的深刻。显而易见,超脱旷达与雅人深致,就这样始终伴随着宋老师的日常人生,换句话说,在宋老师那里,所谓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根本不是格言的砥砺践行,而是一种纯粹天然的存在方式。

   宋老师最后还是评上了副教授,但这已经是在我硕士毕业,离开杭州大学,到山东大学历史系跟随仲荦师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事情了。据说,在那一年的浙江省历史学会的年会上,他提交了一篇讨论历史上清官文化的文章,这文章被《杭州大学学报》选中,刊发了出来,于是乎,宋老师在职称评定问题上“达标”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地当上了一名副教授。当时,远在济南的我,听到这个消息,真的是非常开心,为宋老师,尤其是宋师母而感到由衷的高兴!有些时候,必要的妥协是需要的,人生毕竟不是一条直线,“通权达变”,这应该是哲学上的大智慧!

   宋老师的境界,在杭州大学历史系,并不是个别的现象,我生也晚,并不知道在那“反右”和十年“艰难探索”期间老师们的表现,但是,在我所亲身经历与见证的那七年时间里,母校母系的老师们,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乃是旷达简远,换言之,淡泊名利,谦让宽厚才是他们工作与生活中的主流,是他们生命意识中的主旋律,而宋老师,只是其中相对突出的一个范例罢了,所以,我导师子耀先生1942年任副教授,在此岗位上一干就是37年,一直到1979年才晋升教授,可从来不见他对此有任何的抱怨!这才浮躁喧哗、急功近利的今天,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应该说,他们这些人,都是真正的“仁者”,而“仁者寿”, 则洵非虚言,我的母校杭州大学历史系的老师,绝大多数都活过了90岁大关,就是这方面最具有说服力的象征。这一点上,宋显昌老师同样没有例外!

   老子有言:“知其白,守其黑;知其雄,守其雌;知其荣,守其辱”,“人往低处走”,宋显昌老师对我们这些后来者的最大启示,归根结底,就在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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