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静:“昼夜”之辨与当代新诗的时空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 次 更新时间:2021-12-07 11:4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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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静  

   摘要:自新诗诞生伊始,“时空”便是新诗人热衷思考并长于涉猎的话题之一。透过当代新诗审视时间与空间的辩证关系时,“昼夜”之辨无疑是其中一个饶富趣味性的话题。由“昼夜”衍生的多重文化隐喻,推演出当代新诗时空观念的更迭。从陷入白昼多重公共时间隐喻的“光明信徒”到拒绝其话语神话的“白日梦游者”,从藏匿黑夜的“无夜之辈”到复归黑夜现代性思考的“暗夜骑士”,“昼夜”之辨贯穿当代新诗的生长曲线,映射出新诗时空观念的置换与潜在转变。“昼夜”隐喻之变反映出共和国70余年新诗人“时空经验”的代际认知差异,其背后更关涉当代新诗语言与形式、集体精神与个性成长、时间意识与空间概念的“思”与“辨”。

  

   关键词:当代新诗;昼夜;时空观;代际;文学经典

  

   作者简介:王文静,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师,黑龙江大学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哈尔滨  15008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共和国70年新诗经典化问题研究”(20CZW050)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1.05.015

  

   自新诗诞生伊始,“时空”便是新诗人热衷思考并长于涉猎的话题之一,感知时间的方式常常触发诗人对生命存在状态及意义的思考。无论是绵延的历史长河,还是个体存在的须臾之间,时间与空间结伴而行,以各种形态潜伏其中。透过当代新诗审视时间与空间的辩证关系时,“昼夜”之辨无疑是其中一个饶富趣味性的话题。当代新诗70余年不平凡的成长历程决定其必然呈现出诗理外显与内融的有机统一。“白昼”与“黑夜”在这里诚然不止于诗歌意象及时间意识的显在表达。“昼夜”作为诗歌意象潜性外在的呈现,隐含着代际效力下新诗人对时代情感与文化不尽相同的认同逻辑。时间层垒中“昼夜”衍生的多重文化隐喻,推演出当代新诗时空观念的更迭与置换,其背后则关涉当代新诗语言与形式、集体精神与个性成长、时间意识与空间概念的“思”与“辨”。由时间标尺到空间刻度,在当代新诗人关于“昼夜”的辨析中,当代新诗“时空观”的更迭与置换得以洞悉一二。

  

   一、语境迁移与“白昼”的多重时间隐喻

  

   于当代新诗对“白昼”的多重时间隐喻里,我们似乎可以洞悉代际效力下新诗人对“白昼”不尽相同的隐喻认知。即便是不愿认同文学创作中的“代际”效力者,也需承认不同时代语境在诗人身上施加的认知“白昼”的魔法。当然,这一效力绝不单纯仅作用于此。现在,我们首先要透过对“昼夜”的认知来探讨当代诗人如何由“光明信徒”向“白日梦游者”过渡。讨论的前提是承认不同的成长背景和生命遭际在诗人身上各自打下不可磨灭的时代烙印,形成某种代际间的认知差异,并进一步反映在他们诗歌的思想维度、抒情方式与语言结构中。借助“代际”或年代跨度来实现下面的叙述,不单单是表达上的策略,也为更好地呈现当代诗人代际间隐性存在的某种精神谱系上的过渡与传承。

  

   人对时间的把握始于对“光”的感知,由此便不难理解古今中外人类在创世神话与起源想象里对“日”的无限崇敬,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夸父、羲和、日主等都可引为例证。“日”在先民的理解中即为太阳升起,与“夜”相互交替,而“夜”则被理解为万物休养之时。“白昼”中的“昼”便简化自“日”。恰如人们先“东西”而后“南北”的地理方位感知顺序,“日”与“月”交替带来的明暗感受使人类对时间的概念逐渐明确下来。“光明”“曙光”“希望”“胜利”“青春”等作为意义的衍生物,成为“白昼”主要且常见的隐喻指代。

  

   “白昼”对“光明”的指代在共和国初期诗人的诗歌里表现得异常明显,往往与“黑夜”构成一组决然对立的意象标志物。“白昼”作为诗歌意象无论在应用频次还是语义力度上都占据压倒性的绝对地位,“颂歌”题材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活跃在共和国初期的诗人们激情澎湃地歌颂“白昼”,用以表现自我主观情感上对崭新、光明的政权与时代的无限憧憬。因此,他们化身“光明信徒”,予以直白地歌唱。这里言及的“光明信徒”指的是一代人精神信仰的集体性达成——胜利属于我们,前途是光明的,光明必将战胜黑暗。实际上,高亢而饱满的情绪和诗人形象的趋同化在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文艺里便可觅得端倪。在涉及“白晝”意象的诗歌里,清晨往往与“青春”“建设”联系在一起。贺敬之在1941年写作的新诗《我走在早晨的大路上》里这样感叹着“青春”的意义与价值:

  

   我——一个十八岁的歌者,/我唱我自己的歌,高声地:/是我的——这早晨,这太阳!/是我的——这欢快的一天的开始!/现在是秋天。/现在是收获的季节。/现在是每一种颜色都鲜红的季节。/现在是每一个喉咙都发声的季节。/现在是每一双手都举起热情的季节。/现在是每一朵花都结实的季节。//我走在早晨的大路上,/我唱着属于这道路的歌。/光明和温暖正在这大地上开始,/这里正在开辟,正在手创。1

  

   再看1942年诗人艾青写作的抒情长诗《黎明的通知》,诗中借黎明之口催促诗人传递胜利和光明即将到来的喜讯:“我从东方来/从汹涌着波涛的海上来//我将带光明给世界/又将带温暖给人类。”2“黎明”在这里化身“白日的先驱,光明的使者”3,以时间的白昼给人间注入希望的光辉。这种歌唱光明的情感模式无疑符合其时延安文艺的主基调。

  

   以“线性时间意识”来看共和国初期的诗歌——“线性时间意识”被理解为“时间像一条几何学上的射线从过去经由现在流向未来,它具有不可逆性和矢量性的特征”4,其时,主流诗坛借助时间意象“白昼”向外传递着同向性的情绪,无须刻意明确即已达成一种集体共识:政权取得胜利和国家新生的喜悦。同时,时间势必要以线性流动的方式奔向崭新而又无限光明的未来,这里的“时间”必然遵循不可逆转地向前推演的行进逻辑。1949年作为共和国的起点,就像长诗《时间开始了》表达得那样:“但终于走到了今天这个日子/今天/为了你的新生/我奉上这欢喜的泪/为了你的母爱/我奉上这感激的泪。”5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告成立在线性时间理论看来具有历史节点性意义。线性时间理论认为,在时间行进的过程中需要出现一个时间节点,以明确“过去”和“未来”截然不同,却又与“现在”息息相关。也就是说,历史进程中会出现某一彻底实现时间分割的“点”,这个“点”在基督教对时间的解读中就是耶稣诞生的时刻:“神圣事件赋予了时间以意义和方向,过去必然引向未来,未来构成了整个历史-时间的指向坐标。”1显而易见,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对中华民族而言正是一个具有节点意义的“历史时刻”,它带来了时间线性流动价值的现实判断和未来方向的指引。

  

   历史从未停止过行进的脚步,线性时间的轴线伸向诗人食指的时候被轻易地俘获,在食指那首久负盛名的诗歌《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中,人不再只是时间轴线及其背后话语压力的配角,转而从历史舞台上的报幕员转变为叙述和关照历史的形象主体。并且,“时间经验”在朦胧诗人身上似乎放慢了征服的脚步,线性时间的效力依然存在。“白昼”意象在朦胧诗里与“黑夜”意象之间的关系则变得更为紧张,这种紧张来源于强烈的主体思辨力。我们在芒克的诗作《阳光中的向日葵》《阳光》里便读到过“阳光”被视作权力的隐喻,“白昼”显然成为一种伤痕。还有下面这首《黄昏》:

  

   这时已听不到/太阳有力的爪子/在地上行走/这时是昏暗的/这时正是黄昏/这时的黄昏就像是一张/已被剥下来的/已被风干的兽皮一样//但这时的人们/我在路上遇到他们/他们却仍然警觉地注视着/四周的一切动静/这使我也变得小心/在这黄昏之后/还会不会出现/比这更凶猛的野兽的眼睛。2

  

   “清晨”向“黄昏”的意象转移也在悄然推动某种情绪的递进,进而完成对“清晨”“曙光”等惯性诗歌时间意象及其隐喻的消解。还有顾城诗里一代人终将告别的那座纸叠世界里的“花园”:“走吧,越走越远/当一切在虫鸣中消失/你就会看见黎明的栅栏//请打开那栅栏的门窗/静静地站着,站着/象花朵那样安眠/你将在静默中得到太阳/得到太阳,这就是我的祝愿。”3含着温柔的犀利——解构“太阳”对生命意义的指引。朦胧诗人将时间概念刻意模糊,将具象时间置换为抽象时间,并在对“白昼”的理解中归还了时间话语的部分权力,“白昼”由此完成了剥离惯性隐喻的转向。这一代诗人发觉到时间内在的部分隐秘——时间是历史的同谋,而我们则是时间的同谋。正如北岛在诗歌《同谋》中所写,“我们不是无辜的/早已和镜子中的历史成为/同谋” 4  ,由此引入历史叙事层面内诗人时间意识的苏醒。经验的不可靠性恰如时间借历史之口告诫我们的一样:真实与虚妄并生并存,只是换了一种修辞。

  

   我需要借用“白日梦游者”这样一个饶富童趣的说法,用以实现对“白昼”意象中第三代及其后诸多新诗人自我形象的概括。“梦游”在潜意识里是带有象征性的愿望补偿,是大脑在理应处于“抑制”状态时仍持续保持“兴奋”的一种生理反应,因而会促使人在熟悉的环境里进行某些动作的重复。当然,这里“白日梦游者”指的是这一代诗人处于对“白昼理性”更加决绝的无意识状态,走向更为彻底的自我精神放逐。站在现代理性的角度来梳理“白昼”承载的意义逻辑,它实际上是“理性”的象征,这意味着日光之下人要遵循社会秩序、规则,符合世俗的行为准则。“白昼”同时意味着开放的公共性空间,“他者”的目光形成彼此潜在的约束,人的本我、自我处在受压抑的状态,需要以超我的面目构建一个社会的个体形态。很多时候,人的主体性又往往被漠视。如翟永明在诗歌《对着镜子深呼吸》里所写:“每天清晨/在他们喝完咖啡之后/他们平均的肺活量补充/每一日的维生素和创造/大量词汇与紊乱信息已堆满/体内的容积率//就对着镜子深呼吸。”1现代意义上的“人”又开始了重复的一天,生命的重复就是时间的重复,对镜子深呼吸之后人就要进入世俗生活的复制“镜像”之中,每个白昼个体的复制从“深呼吸”开始。

  

在诗人们有意识地警惕来自线性时间的规训的同时,对“线性时间观”的突围也随之开启。“白天我总是拉着窗帘/以便想象阳光下的罪恶/或者进入感情王国/心理空前安全/心理空前自由。”2“这是早晨,推开门/雪在呼吸。雪的耀眼的反光/使你再也想不起什么/昨天与前天  一片空白。”3……拉上窗帘遮蔽日光、放逐思考,都可以被理解为拒绝窥视、拒绝规约的一种自主性姿态。第三代及其后,“白昼”的现代性时间隐喻得以复归,他们寻找到复原个体对自我时间意识的掌控方式。借助叙事结构以破除时间与空间的边界和约束,呈现意识时空的无序性正是方式之一。以张曙光的诗歌为例,他在长诗《公共汽车的风景》里實现了时间与空间的往复跳转,联结多次跳转的是人的意识,时序的颠倒与往复使线性时间流线碎片化。把“阳光”还原为阳光也不失为一种策略:“我像个贪杯的酒鬼/被阳光晒醉/半小时的阳光/相当于三两酒的能量/在醉眼蒙眬中/我看见阳光/仿佛液态的酒/在一个被X光透视出的/惨白人体/那四通八达的血管中/高速奔流。”420世纪末以来,打工诗人将时间的理性认知与空间的抽象感受交织得更为复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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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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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求是学刊 2021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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